中国书画装裱工艺起源于我国造纸术发明后的100年至200年之间，至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较早期的书画材料一般是帛和绢，后来较多用宣纸，它们质地纤薄柔软，不能竖挺，容易破损，特别是宣纸，成为书画作品后往往皱折不平。为了便于观赏收藏，必须加厚加固，于是古人开始在书画心背面托表数层麻纸、布、帛等材料，称之为“裱褙”。
为了使裱件华美雅致，渐渐在画心四周镶上绫、绢等丝织品作为外援装饰。明朝方以智在《通雅·器用·装治》中解释说：“潢，犹池也，外加缘则内为池，装成卷册，谓之装潢。”所以装潢书画又称“装潢”、“装池”。“褫（chǐ）”的原意是剥夺衣服；古旧书画重新装裱，须揭去破残污损的旧装，故又称“装褫”。
古语有：“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书画经过装裱，神采焕发，跃然生动，收锦上添花之效，悬挂于精居雅室、水阁迥廊，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古旧书画年久破损的，经过揭洗俢补、全色接笔，能恢复青春，延年益寿，有助于保护文物，使名人真迹世代相传，供后人借鉴和欣赏。
在唐代以前，书画的装裱形制主要是横卷款式和之后出现的“屏风”款式。最初的书画装裱形制——横卷款式（也称“卷轴”款式），是由书籍的“简册制度”演化而来。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一书中提到：“自隋以前多画屏风，未知有画幛。”屏风画应是由时兴的壁画形式演化而来。
盛唐时期，书画装裱工艺得到空前发展，书画装裱工艺的三大基本形制，即“横卷式”、“立轴式”和“册页式”也在这一时期形成。立轴款式虽是唐代人的创制，但在唐代著录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
唐代韩愈有诗云：“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唐人张彦远所提到的“画幛”和韩愈诗中所说的“垂中堂”的“生绡”，显然是当时绘画中的竖幅挂件，只是当时尚没有“立轴”、“挂轴”的称谓而已。“立轴”的装裱形制弥补了壁画、屏风画只能观赏而不能收存，以及横卷形制的书画只能展示与收存而不能悬挂的不足，使书画装裱工艺更加实用。
册页形制，在唐代著录中亦鲜有记载。宋人欧阳修在《归田录》一书中提到：“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
欧阳修所提到的“叶子”和“册子”即是现在的册页形制。此种形制改变了卷轴式“书籍”、“难数卷舒”和“披视不便”的缺点，系唐代“书籍制度”的一大变革。其后随着书籍印刷术的发明，册页形制逐渐成为书画装裱工艺的款式之一。
到了宋代，装裱书画的工艺发展到一个全盛的历史时期，著名的“宣和裱”（也称“宋氏裱”），即是宋代宫廷御府制定的书画装裱形制，一直流传至今而不衰。在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书画装裱形制——横披款式。
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一书中记载：“横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制也。”米芾在《画史》一书中云：“知音求者，只做三尺横挂。”可见此种款式是由米氏所创制，系横卷形制的演化，使横幅书画作品也能像立轴款式一样悬挂于墙面上，是书画装裱形制的一大发明。
宋以后，书画装裱形制基本上沿袭唐、宋时期的装裱形制，在整体样式上没有大的改变。近代，“框式”装裱形制出现，行语称其为“镜心裱”或“裱镜心”，又称作“装镜框”。裱镜心和装镜框有所区别，前者是只裱镜心，不装镜框，后者是裱镜心加装镜框，直接可以悬挂。
装镜框者也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将镜心直接挣贴于镜框的后挡板上；一种是将镜心活镶于镜框之中，此种装裱款式，前有玻璃或塑料膜，后有挡板，可使书画在悬挂和展示过程中免受烟熏、尘污和风化，免受接触、磕碰与操揉之损。在书画装裱的总量中，“装镜框”已成为仅次于立轴款式的一种主要装裱形式。
中国书画装裱历经千年，随着书画艺术的兴衰，装裱艺术的发展也随之跌宕起伏。无论是立轴、横幅、手卷，还是册页、镜框，无一不见证着装裱艺术的魅力。装裱艺术的存在依托书画艺术的发展，同时亦为书画艺术的传承起到极大的保护作用，所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装裱艺术值得我们去保护、去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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