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王朝灭亡原因的论述,古文献中并不鲜见,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多把原因归于夏“桀”的“无道”造成了百姓离心,诸侯背叛,最终导致亡国。———这基本是最主流的看法,尤其是春秋显学“儒”“墨”二家对待这一问题有出奇一致的阐发,以后史学家围绕这一问题论述时基本保持同样的观点,夏“桀”成为中国暴君的典型代表。
夏“桀”是不是真的如古书描写那么荒淫无道呢?一些古人曾从不同角度怀疑过,最早产生疑问的韩非子,他从汤伐夏“桀”的正义性出发,认为汤罚夏桀是人臣弑君.《韩非子·忠孝》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又《韩非子·说疑》写道:“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欺君”。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一改儒墨等家在描述汤伐桀这一历史事件时,把汤放在一个绝对正义的位置,如《吕氏春秋·慎大览》云:“汤立为天子,夏民大悦”,又《孟子·梁惠王下》云.“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征而北狄怨,曰:`奚为后我?''”。二是把汤与尧、舜并列来看,也可以看出韩非子对春秋以来对夏“桀”的全方位否定的怀疑。
西汉初期,辕固,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汤伐桀是非时,汉景帝也只能说:“食肉勿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汉景帝模棱两可的回答,则反映了汉初人们的疑问。
清人崔述在其名著《考信录》中则直接对一些过分夸大夏“桀”暴虐荒淫论述,诸如“为酒池可以载舟”“漕兵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古人情质朴,虽有荒淫之主,非有著后世秦始、隋炀之所为者,因桀何患无酒? … …”又说:“桀为暴虐,仅行于畿内而,四方诸侯之国,彼不能暴虐也。”我们无意给夏“桀”翻案,也翻不了,夏“桀”的形象或许不如文献中所论述的那样暴虐荒淫,但也绝非明君善主,我们要认识的是,夏“桀”一个人,承担夏王朝灭亡的几乎全部罪责,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确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各个人的意志———其中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 …”
恩格斯在阐述历史事变时,认为是各种因素,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合力又最终服从于经济因素或是说经济需求引起的。恩格斯的论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和宽广的视角。笔者认为,夏王朝的灭亡,是一个历史必然的发展过程,这当中固然有夏“桀”的个人问题,但他仅仅可以作为“合力”中的一环,而绝非主要因素,正像马、恩认为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只起着推进和延缓历史前进的步伐一样,夏“桀”也不例外。
一、夏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内部生产力的衰退
翦伯赞在《先秦史》中写道:“在新石器时代,商族的文化与`夏族''的文化,是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从他们的文化遗物中所表现的技术看来,他们的生产力是相颉顽的,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之末,商族的生产力水准已经超越夏族了,这从小屯出土的遗物中可以看出来,商族就挟着他们较高的生产力,向`夏族''展开征伐,在不断的战争中,商族又从`夏族''的诸氏族中,获得不少财富———贝玉、畜群和俘虏,并且开拓了广大的疆土,及由此而来的贡纳。”
翦老的论述可谓一针见血,尽管他的描述如“新石器时代”“两个平行发展的系统”等概念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毫无疑问的是:商族生产力的提高和夏王朝生产力衰退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也正是由于夏王朝生产力的衰退,激化了内部阶级矛盾和与外部诸邦国的矛盾,造成夏王朝的灭亡。
“商族”生产力提高的原因,除翦老概括的一些外,笔者认为还跟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历史因素有关,限于篇幅,本文着重论述夏王朝的衰退,据笔者之仅见,并未有人做过深入的分析,笔者则试图从三个方面,做浅层次的分析:
1.夏王朝王畿地带的土地利用问题
西周以前,部族迁移频繁,这固然有迫于外族压力入侵而牵涉的,如夏末,商末夏商二族的迁移,但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生产条件,不容许长期在一个地方定居,也就是徐中舒先生所说的:“因为农业不发达,需要改变地理条件来维持生产。”商初“自契至成汤八迁”“成汤以后五迁”,就是这个道理,豫西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夏朝王畿地带最重要一部分,其开发时间最长,承载人口最多,这在考古上已有发现。据宋镇豪估计,夏初人口在200到270万之间,而到了夏末商初,“则总人口数约为400万左右”“在不到500年的时间内,人口净增约66.67%”,杨国勇也说过,豫西,晋南是夏的统治核心地带,这里人口数占相当大的比例。
纵观整个夏王朝建都,除了太康,相曾迁移到帝丘,斟灌之外,其它时期,均不出今郑、洛一带.在有限的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夏王朝前期牵涉的范围相对较广,次数也频繁,而到了中后期。尤其孔甲之后,基本上定居在偃师,巩县,相对稳定,狭小的范围。这并不是夏王朝的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了定居的程度,这从“汤后五迁”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来。而在于夏王朝统治阶级的腐化,对农业生产不关心,也就是《尚书·汤誓》所说的:“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长时期对豫西的开发以及夏王朝持续的人口增长,土地生产力退化是必然的事情,而到夏王朝中后期,统治阶级本该范围更大,次数更频繁的迁移来维持生产,而事实恰相反,扩大了土地利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史书所载“夏人弗怠”“皆有远志”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2.夏王朝干旱问题长时段存在
王绍武教授研究发现:“夏朝立国(2070BC)之前有一个多雨期(洪水期)。“大禹治水”标志着洪水期的结束,夏朝立国前后转为干旱,在不到300a内降水量减少20%,因此可以认为是一次气候突变。”夏朝降水量开始降低,可以看作是夏朝干旱问题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温度的升高,《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一书论证:“夏商时期是个温暖偏高明显的气候时期”。
夏朝干旱问题是夏朝建国以来便面临的一个问题,时常迫使夏王朝迁移到他处。这在文献多有反映,《山海经》《淮南子》等古书有“羿上射十日。”的记载,到了胤甲(即帝厪)时,又有天象异变的记载《竹书纪年》便写道“胤甲居位,居西河,十日立立出,其年胤甲涉。”而到了“桀”时,《墨子·非攻(下)》云:“至于夏王桀,天有车告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国语·周语(上)》有“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甚至商初,仍有“汤七年旱,禹五年水”(管子轻重)的论述。而最严重的时候显然在夏“桀”时,“伊,洛”作为夏朝王畿地带灌溉主要水源,对农业的影响是致命的。
总之,干旱问题对夏王朝生产力所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另一方面,处于高纬度的,并且在黄河附近发展的商族,影响相对小了很多。
3.长时期“夷夏之争”对国内经济的消耗
傅斯年先生在其名著《夷夏东西说》中写道:“然则夏后一代的三段大事,开头益启之争便是夷夏之争,中间羿少康之争又是夷夏之争,末后汤桀之争还是夷夏之争。夏代东西的斗争是如此厉害,而春秋战国的大一统主义哲学家都把这些显然的史迹抹杀了,或曲解了!”
在傅先生名著中,他详细论证了夷夏斗争贯穿于夏王朝的始末,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夷夏并不是牢固的同盟或者说夏对夷邦的统治并不牢固,这在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较为详细:
“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方夷来宾”柕“波柕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后芬三年,“九夷来御”。后泄,“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发,“诸夷宾于北门”。
《后汉书·西羌传》曾说道:“王政脩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事实上,诸夷服从于夏王朝不在于“德教”而在于夏王朝的强大。而夏“桀”也只是对长期以来的政策的继续执行,也就是《左传》所说的“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昭公四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昭公十一年)。用来说明夏“桀”的暴虐是靠不住的。夷夏之争,一方面消耗的夏王朝的经济实力,对凸显的环境问题无异更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使夏王朝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夷邦的控制上,对汤的崛起没有做好准备,《墨子·七患》云“桀无待汤之备,固亡。”
二、夏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外部环境的长期不稳定
外部环境的不稳定,除上所述的夷夏之争外,笔者认为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姓族邦的“衰落:”,二是夏王朝的盟邦的不固定性。
1.同姓族邦的“衰落”
《史记·夏本纪》有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固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潜伏论·五德志》也有记载:“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寻、泊、辛、褒、费、戈、冥、缯、皆禹后也。”夏后室为其王室所在,为“天下共主”,禹大封同姓,是夏王朝建立安全体系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其重要的依靠力量。有的封国的确在夏王朝的历史进程中扮演国重要的角色,如太康失国后,少康就同夏臣靡所收同姓斟寻氏,斟灌室(一说既斟戈氏)“二国之烬”“以灭浞而代之”。然而在夏王朝后期与商族的斗争中,我们基本看不到他们的影子。可以看出,这些同姓族邦衰落是有一个过程,有的牵涉于其他地方,如斟灌、斟寻、缯等,有的被夏王朝自己所灭,如夏初的有扈等,而有的显然与夏朝的关系淡化,如有辛,褒等,实际上,在这里笔者所说的衰落。既由真正意义的衰落,灭亡,也有与夏王朝的向心力减弱意义的衰落,不管哪种,无疑都降低了夏王朝的防御力量。
2.夏王朝的异姓盟邦的不固定性
夏王朝的盟邦,一有王室妻族组成,“利用婚姻方式团结诸族,是夏代的立国之本,国家的兴衰存亡每每与这方面的成功与否紧相交织”,[13]219如少康就曾依靠其妻族的力量得以复国。然而夏王朝的妻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对象可寻,如禹娶于涂山氏,少康娶于有虞氏,相娶于“后缗氏”,而桀娶于“有施氏”又娶于岷山的“琓”、“琰”。这种不固定性,也使得夏代的王室妻族所起的作用大为降低,而未形成稳固,长期的同盟,有的甚至在一个时期为同盟,而在下一个时期为仇敌,如后缗氏,原是夏王相的妻子,后来在夏桀时,却成为夏王朝灭亡的重要力量。
此外,一些所谓的盟国也不固定,比如“商”,《国语·鲁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韦昭注:冥,契后六世孙根国之子,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也。“汤为夏伯,得专征伐”(《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语)。可见,商曾为夏的盟国,但结果却恰恰是商灭了夏,昆吾氏本非一开始为夏伯,“夏哀,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国语·郑语》韦昭注)其后为了抵御商族的正面进攻,被命为夏伯。实际上也可以看出,夏王朝的同盟,关系好坏,都是不固定的。周苏平说:“夏后氏同诸邦族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主要表现为战争与通婚,对抗与结盟,夏代的国家形态就是在这种斗争与联盟的外部环境中发展演变的。”实际上,外部环境表现为长期不稳定性。[14]
笔者看来,造成不稳定的原因,在于夏王朝不完善的政治制度,还在于夏王朝与其它邦国是非平等的关系,正如王震中所说:“ 可见王邦的夏后氏与作为属邦的各个附属国之间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15]外部环境,是长期以来困扰着夏王朝的重要问题。
三、夏王朝灭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夏王朝统治阶级的观念
恩格斯说:“我们自己创造着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下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于那些存在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6]479
夏人的观念,从史料已经难以探出全貌,孔子就曾经感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然而,夏王朝统治阶级的观念,从一些史料中仍可见一斑。
《史记·殷本纪》记载了桀的一句话:“吾有天下,如天下有日矣,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而夏人则说“时日曷丧,吾与汝携亡。”这些记载虽可能为后人所编造,但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东西,《尚书·甘誓》记述了夏“启“的誓词:“天用剿绝其命,令予惟恭行天之罚。”在夏王朝统治阶级意识之中,王命是天授的,而不受其它约束。
有人在论述夏文化时写道:“君主自称是天神在人间的代表,天神被赐予至高无上的神性,被认为是宇宙的支配者,而君主自称是天神在人间的代表。被天神赋予在人间的权力,因此出师讲恭行天罚,治人讲恭尊天命,一切打着天的旗号,这种宗教观念使一切人认为社会秩序都是天意。”[17]
统治阶级这种观念,虽然赋予了夏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下层民众的意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同时,也忽视了个人的自律和约束,夏“桀”的胡作非为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在对内外政策和矛盾处理上都有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
四、夏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夏“桀”的个人因素
古书中记载夏桀的荒淫无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夏“桀”整日沉湎与声色犬马之间,不问政事。比如《国语·晋语一》记晋大夫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和伊尹比而亡夏”,可以看出,因为夏“桀”宠爱妺喜,而导致亡国。《管子·轻重》称:“桀之时,女乐三万人。”《太平御览》引《帝王世记》更有详尽的记载:“多求美女,以充后宫。… …大进侏儒倡优,为烂漫之乐。设奇伟之戏,纵靡靡之声,日夜与妺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妹喜于()上。妺喜好闻裂缯之声,桀为裂缯,以顺适其义。以人驾车,肉山脯林。以酒为池,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醉而溺水。”
其次,大兴土木,兴建公室瑶台。古本《竹书纪年》云:“筑倾宫饰瑶台。”《文选·东京赋》注引在其后加“殫百姓之财”。《太平御览》引《帝王世记》也有类似记载:“为琼室瑶台,金柱三千。始以为瓦屋,以望云雨。”
最后,最后夏“桀”亲近佞人,《史记·龟策列传》有载:“桀有有谀臣,名曰赵宝,较为无道,劝以贪狼。”《墨子·明鬼(下)》曰:“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戏,生裂凹虎,指画杀人”,而对直谏人士施行暴力,古本《竹书纪年》(补):“大夫关龙逢谏瑶台,桀杀之
”夏“桀”的这种不顾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而致力于个人的享乐,从而使内外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综上所论,夏王朝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生产力的退化,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统治阶级固有的观念,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原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夏王朝灭亡固然有夏“桀”的个人因素,归根到底是一个历史性和必然性的过程,这些矛盾长期存在,而夏“桀”时,各种矛盾得以激化,到了足以改变历史进程时,夏王朝就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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