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摘丨审美意愿：对古迹美学的认知（下）

《建筑遗产保护思想的演变》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年

审美意愿：对古迹美学的认知

（下）

陈曦

2.3.3 考古发掘与废墟美学

对于年代（age）的认识从何而来？是自发的么，无人察觉、无人记录、无人测量？或者人们刻意追求它，设饵且诱捕它，视其如烟斗喷出的烟雾，当它出现时让其变得更快，并且感谢其日常可及？或者人们囚禁之，与之做斗争，觉得它使你最终沉淀下来，像命运一样无法挽留？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一个激情的门徒》

18世纪的英国，对于历史古迹和历史建筑的保护非常关注，关于保护的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与欧洲大陆喧嚣的修复热潮相映成趣。而这些理论所成长的保护语境具有其有特殊性。与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不同，英国此时处在工业和贸易最鼎盛的时期，国力强盛、人口发展迅速，同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苦苦寻找符合这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如上文所指出的，“过去”成为他们的创作源泉，因此他们探索古迹、整理古文献、欣赏废墟的美，并且希望能够重塑高尚的品格和信仰。对于古迹的考古发现与整理、废墟美学的确立，以及宗教狂热人士对于信仰重塑的呼吁是18世纪英国历史保护理论诞生的三个最主要的推动力。而本节将讨论有关美学的两个问题：考古发掘与废墟美学。

1. 考古发现与整理

伴随着欧洲大陆从1738年对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斯塔比亚（Stabiae）、庞贝城、佩斯敦（Paestum）等一系列被掩埋的罗马城市进行考古发掘，历史学家们掌握了大量的一手信息，重新解释了古代的艺术和经典理论。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也在经历“文献学革命”（revolution of philology），被忽略很久的英国中世纪建筑重新得到重视。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约翰·卡特（John Carter，1748—1817）、约翰·布里顿（John Britton）等人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世纪建筑的著作（表2-1）。

表2-1/英国18、19世纪关于中世纪建筑的著作

通过这些学者数十年的研究工作，大量中世纪建筑得到测绘和记录整理，哥特建筑逐渐确立了其英国民族建筑形式的地位。然而对风格样式越来越详细的分类和对细节线脚越来越全面的归纳，使中世纪的建筑被抽象成了无情感的语汇组合，最细小的尖角和卷叶纹也能在中世纪建筑这个宏大的词典中找到位置，而中世纪建筑本来被后世认为是野蛮的怪诞作品和如画的讽刺剧的印象就遇到了威胁。幸好，另外一股并行而来的美学意识将这种威胁化解了，同时也确立了保护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废墟。

2. 废墟的美学建立

废墟概念的源头是欧洲大陆18世纪开始的新古典主义，而在英国的广为流传，则是受到如画风格的地景设计以及18世纪末期风行的哥特复兴的影响。废墟的崇高、如画和颓废的特征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追求惊悚、古拙和伤感的浪漫主义情怀相契合。因为废墟带给观察者以情感上的触动，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的智慧。对于很多艺术家，像皮拉内西，废墟是创作之源，他们被纪念物的废墟状态打动，因为这代表了自然界对于人类创作强大的破坏力。还有一种影响，例如透纳，是废墟带给观察者的一种忧郁的氛围。18世纪对于废墟的赞美表现了一种品味的变化，从历史的、正统的推崇转变为对浪漫的、梦幻的和如画的喜好。这种对古物如画方面的浪漫迷恋与哲学上对人造物的不恒久和自然的最终归宿有关。

废墟的崇高，是人类脑海中一种非理性的图景。新古典主义一般被认为是对洛可可艺术追求物质世界的理性反思，然而，新古典主义是充满感性的。这个时期人们的历史意识已经清楚地了解了过去是不可复活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壮美也仅仅告诉了世人历史是如何从过去走到今天的，情感上的寄托比建筑形式的摹仿要更加迫切。皮拉内西在1740年以后的版画，展现了追忆罗马昔日风采的伟岸而悲壮的幻境，“画中的阴影变长变深，因狂烈的排比线条而栩栩如生。穿短裤的人物优雅地指示着古代废墟的精妙之处，他们在神庙或浴池低压的墙角和破碎的拱洞下慢慢地害怕了、发抖了，显得无比渺小，他们被张着大口的罅隙和腐败的水池威吓，淹没在外乡的暮色中。”皮拉内西打动人的，正是这种虚构出的幻境，他满足了人们对于崇高的渴望。

1757年，埃德蒙·布尔克（Edmund Burke）在《对我们关于崇高和美的观念来源的哲学追问》（A Philosophical Inquire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一书中，描述了崇高的概念作为人类避险自保的本能：

关于自我保护的激情大都取决于痛苦或危险。痛苦、疾病和死亡的感觉充斥在脑海中伴随着强烈的畏惧感。虽然生命和健康是我们愉悦的源泉，它们却没有给我们如此强烈的印象。痛苦和危险是崇高的源泉。

废墟的崇高来源于人类对历史、对自然的畏惧，古代的伟大依然难逃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历史的进程不可逆转。面对废墟，作为后人的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助和渺小，因此崇高就成为了一种美学体验。在法国塞纳的圆柱公馆，就是后人试图在新建筑中，摹仿这种废墟感。当然这种人造的废墟是荒唐可笑的，但也从侧面说明了人们对这种美的追求。

18世纪末期废墟美学的确立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来源。一是文学界将废墟与传奇故事联系起来，使得废墟成为浪漫故事发生的荒诞背景。从这个时期英国出版的大量传奇小说和戏剧作品的名称，就可以看到社会大众的兴趣所在：《闹鬼的修道院》、《迷宫中的爱情》、《血泊中的林登堡修女》、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奥特朗托城堡——一个哥特世纪的传说》。这些故事的背景都是些衰朽凋残的教堂或古堡，男女主角在此上演一幕幕老掉牙的爱情故事，废墟因此具有了一种怪诞的、神秘的色彩。

二是美学上对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推崇与废墟不谋而合。譬如伦勃朗、萨尔维特（Salvator）、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画作此时得到艺术界的推崇，他们的共性是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主体之外偶然的光影上面，而这种艺术品味上的转变在建筑上就是对废墟的偏好。拉斯金在《建筑七灯》中这样说：“在建筑中，附加的和偶然的美丽常常与保持原有特征相抵触，因此，如画风格要在废墟中寻找。”废墟吸引人之处在于它们自身的不完整，在于它们直接代表着失去。从托马斯·伯尼特（Thomas Burnet）在《大地的神圣理论》（The Sacred Theory of the Earth）思考山脉的“破碎的世界”的原因，到透纳或者拜伦（Byron）面对罗马遗迹的空白之处产生的思考，这些废墟邀请人们在脑海中将碎片拼完整。然而，废墟的崇高在引发启示的同时也强调了自身的不清晰，将观者从习惯性对问题力求精确的解释中解救出来。

三是英国的文化中对于自然野趣有着传统上的偏爱，弥尔顿的诗歌中就经常出现浅溪潺潺、雉堞迤逦的村野风光。18世纪卢梭吹响了“回归自然”的号角，人们将视线从规则端庄的巴洛克园林转向了自由谐趣的花园地景。从18世纪中期开始，如画风格（picturesque）不仅影响了风景园林的设计，也主导了美学鉴赏的讨论。如画风格具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气质，艺术鉴赏家吉尔平（William Gilpin）在《如画之美三论》（Three Essays: On Picturesque Beauty）中指出：“不规则与粗犷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如画风格……简单与多样的愉悦结合，让质朴之心朝夕向往。”透过“不规则”与“疏落有致”的外在形式，如画风格表达了一种对人类本能情感的赞美和古拙道德上的认可。

对于废墟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存在方式，如画风格是大为推崇的。建筑师范布勒爵士（Sir John Vanbrugh）在1705—1725年在牛津郡为马尔博罗公爵建造布莱尼姆宫时，就指出林中的废弃城堡应该保留，因为它迷人，又具有历史意义。城堡作为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如画中的景致一般不可或缺。园林设计师斯维泽（Stephen Switzer）在《乡村园林设计或贵族、绅士和园艺家们的娱乐》（Ichnographia Rustica; Or, The Nobleman, Gentleman And Gardener's Recreation）一书中指出：“对于高贵而机敏的自然来说，一片废墟比最美丽的大厦更使人愉悦，这里能让心灵深处的哀思飞向天堂。”废墟的破败状况和历史沧桑感可以触动人们的心灵、废墟的谦逊低调又符合如画美学的特征，因此，在18世纪末，借着如画地景的风行，人们对于废墟的美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在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就希望得到“一本会告诉她如何去欣赏盘根错节老树的书。”

此外，英国浪漫派风景画家的作品也确立了废墟的美学特征。在透纳（J. M. W. Turner）的《丁登寺废墟内景》（图2-7）中，画家用写实手法画下建筑的“形”后，又结合以戏剧性的明暗效果，透纳解释说：“我已学会用冷眼旁观自然，不再像无思无虑的青年，我常常听到人性那无声而凄凉的召唤。”与用崇高来描绘废墟之美的皮拉内西不同，透纳表达了废墟的自然衰老的状态：在透明多变的光线晕染下，废墟真实地矗立在林间、藤蔓覆盖住了墙体、游览者专注地打量着散落的石块、宁静而和谐，周遭弥漫着忧郁的气氛。这里的废墟美是一种自然的、真实的美。

图2-7/透纳《废墟》（Ruins）

废墟美学的确立对于历史建筑保护思想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因为人们面对废墟产生了敬畏、欣赏的偏爱，不再是鄙夷和漠视，于是人们接受了废墟存在的这种破败状态，这一方面是对历史价值朦胧地认知，另一方面也是对这种美学的肯定。如果没有这种认识，人们就不会用保存老旧的建筑替代惯有的整修之法。所以，英国对于历史建筑的保存才会比别的国家更加顺利和积极地推进。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陈曦，同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同济大学-德国包豪斯大学双学位硕士，东南大学建筑学学士，香港大学交换生；现为苏州大学建筑学院讲师，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负责人，《建筑遗产》学刊特约组稿人、苏州市文物保护与鉴定委员会专家。主要从事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关注中外建筑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地域化实践、中外建筑文化交流与语境转换、风土聚落及历史建筑的适应性保护等领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建筑遗产保护思想的演进及其本土化研究”等各类科技计划多项。于《建筑学报》《建筑师》《时代建筑》等各类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