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佛山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销售和科研的产业基地，这是始于唐宋，盛于 明清的广东石湾窑的延续和发展。石湾窑在中国陶瓷史上起步较晚，却以独具特色的民窑后来居上，影响深远。由于文献匮乏，石湾窑历史的研究至今还有不少难点 和疑点，学术研究远远落后于产业的发展，弄清历史脉络，还原事实真相，有待各方面人士继续共同努力。
下面，我就近年来学习中的一些思考，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和关注石湾窑的朋友。
（接上期内容）
三、关于阳江窑与石湾窑
过 去的文献多认为石湾窑明代从阳江迁来，此说已被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田野考古发现的成果所推翻。1954年在阳江石湾村发现北宋窑址，1957年佛山石湾镇 发现唐宋窑址，1963年广东省博物馆到佛山石湾大帽岗现场复查并采集标本。1979年广东省博物馆《佛山石湾、阳江石湾古窑关系初探》一文明确肯定： “从调查所得的材料来看，阳江窑不是南宋，而是北宋；佛山石湾窑的年代不是明代而是唐代和北宋。两地陶瓷器的胎质、釉色和花纹亦有根本上的差异，可见所谓 南宋阳江窑明代才迁于佛山石湾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1）
尽管否定了佛山石湾窑迁自阳江的说法，但佛山石湾窑与阳江石湾窑之间尚有需进一步澄清的纠葛。
佛山石湾窑的始烧年代早于阳江石湾，但在北宋两窑并存时期，阳江石湾窑的工艺水平看来要高于佛山石湾。
上述1979年广东省博物馆《初探》一文对佛山石湾窑宋代遗物的描述是：“半陶器采用陶土或瓷土制胚，胎土细密，经过提炼。胎质可分灰胎、灰白胎、淡黄胎、砖红胎四种，火候较高，吸水性不大，硬度较强。后两种胎质火候不高，吸水性大，有些放在水中即行提起，能听到嗞嗞的声音，硬度不强。”“半陶瓷器的纹饰极为简朴，归纳起来有附加堆纹、雕塑、弦纹三种。”（2）而对阳江石湾宋代遗物的描述是；“瓷器的胎质采用瓷土制胚，胎土经过反复淘洗和提炼，纯净细密。胎质可分白胎和灰胎两种。白胎火候一般都很高，硬度很大，瓷化程度很好，不吸水，灰胎火候较低，有轻微的吸水性，但也有个别不吸水的。”瓷器的纹饰归纳起来大致有刻划、印花、雕塑三种，都极细微，图案、结构富于变化，主要是利用器内外壁来布局。”（3）张维持教授更明确地认为“阳江所产的是瓷器，而石湾所制的是陶器。”（4）
从工艺技术的角度看，瓷器对原料和烧成温度的要求都比陶器高，瓷器的发明比陶器制作是一大进步，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过去的一些文献称阳江窑为“广窑中最著之窑也。”（虽然如宋代广州西村窑等直至1952年才被发现，但此语其实并不确切）张维持教授也认为：“故宫博物院藏有广窑月白划花牧丹圆洗，器口镶铜，釉是近定窑，这和阳江石湾出土瓷片相类似。”（5）
为探讨阳江窑与石湾窑的关系，美国学者施丽姬曾多次拜访香港收藏家潘 熙、胡少川、李湛芬以及原澳门贾梅士博物馆江连浩等，写成《在香港石湾陶器的年代和分类初探》，发表于1979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的《石湾陶展》。她指出：“在香港和澳门关于石湾陶器的年代鉴定和分类的概略”，“是根据代代流传下来器物的分组和附年传说和记载而订的”（6）， 施丽姬称为“地上考古学”，并以“广东文物”展的分类加以说明。
1940年中国文化协进会在香港举办规模空前的“广东文物”展，在“制作类”陶瓷器的类别有：广窑、石湾窑、阳江窑、潮州窑、高州窑、广州彩等。把“广窑”与石湾窑、潮州窑等并列，显然是概念的模糊，但本文不展开讨论，要讨论的是阳江窑与石湾窑。查1941年中国文化协进会刊行的《广东文物》，展出的阳江窑器有兔式花盆，月白釉梅瓶等12件，石湾窑器有祖唐居双耳小炉、陈赤塑严光像等44件。而“出品摄影”的图像，有“阳江窑兔式花盆”（图5）等阳江窑器9幅，“石湾祖唐居梅瓶”等石湾窑器8幅。
图5 阳江窑兔式花盆
施丽姬在《分类初探》中介绍：“这里集合所谓阳江窑类型的陶器，来自广州及香港收藏。它们有细密及重的胎身，无釉处触之平滑。胎身不含粗砂砾，而这特色正是通常跟明清南海县所选的石湾窑的分别。通常南海石湾器是粗糙，胎身是深褐、灰或灰白色的。”（7）
找胎质的粗细区分阳江窑和石湾窑，源于阳江窑“为广窑最著”的观念，也部分符合后来田野考古中两地出土遗物胎质的差异。
但阳江窑烧瓷的时间其实很短暂。张维持教授认为：“在宋末阳江窑已衰落，一部分陶工分迁于石湾村。”（8）考古挖掘也显示：阳江石湾村瓦窑岗宋窑遗址“遗物堆积不厚，最厚处才50厘米上下。可知该窑烧瓷时间不长。” （9）
1940年“广东文物”展中的“阳江窑器”有9件在1979年香港大学“石湾陶展”中作为17至25号展品展出。施丽姬介绍这些“所谓阳江窑类型的陶器”，“施厚而像糖浆的釉，色浓，一般是窑变蓝釉，有时流成深紫色，带白和时而黑色的斑点。”（10）如图6的“明钧蓝釉象瓶”。这些像糖浆的厚釉显然是仿钧釉，而当代专家一致认为仿钧釉不可能是阳江窑器。张维持教授明确指出：“我认为阳江旧窑在明代已经消亡，它不可能有仿均器。我们看不见宋以后的阳江传器。”（11）广东省博物馆也肯定：“至于所谓南宋阳江仿均器的问题，我们在阳江至今尚未发现这类窑址。佛山石湾宋代窑址中也未发现过仿均器的碎片。过去传世的所谓‘阳江南宋仿均器’，我馆也有这类藏品，其中有蓝色翠毛釉瓶、炉等。胎骨显得厚重，釉层有小气泡，灰胎中有小泡眼，足底打磨光滑，器庭涂一层铁锈色护肤釉。器外釉层浮光很大。这些特征和佛山石湾明末清初仿均器的实物基本一致，所以它应该是佛山石湾窑的作品，但过去竟把它误作是南宋阳江仿均器，这是缺乏根据的。” （12）
图6 明均蓝釉象瓶
图8 明祖唐居款黄釉梅花纹圆几
那么，怎样解释部分明清石湾仿钧器“有细密及重的胎身”，不如常见的粗糙呢？我认为无论那一个产区，使用的原料都不会一成不变，胎质也不可能千篇一律，以固定的框框分析变化的事物，会造成鉴别的困惑。1957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佛山石湾古窑址作调查，《调查简报》有这样一段话：“采集到的瓷器，胎质较细，瓷土经过陶洗，似乎没有经过磨研，胎里偶尔还有少量的细砂，颜色为灰色，也有黄白色的，火候较高，比目前石湾窑的陶器还要高一些。”“根椐实物观察，有二点值得提出：第一，石湾的传世器很多，其中明代也不少，其釉色以仿钧变釉居多，胎为陶质，器类多工艺装饰品，这次我们所发现的全是青釉和黑釉，胎质是半陶瓷，器类又绝多是日常生活用具，很少发现与明代以后传世器风格相似的东西，却与阳江石湾窑址所出的青瓷较似。第二，……此地出土的黑釉瓷，有漆黑发亮光，淡黑、紫黑等多种，正与宋以前广州西村皇帝岗窑址所出土的类似。”（13）这段反映了石湾窑器胎质变化的记述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它反映了石湾陶瓷史的一段脉络。
我最近曾就清宫旧藏的石湾窑器请教过原佛山市博物馆馆藏部李小青、黄卫红两位专家，她们一致对黄卫文报告中提到故宫博物院调拨佛山的琮式瓶的窑口提出疑问，认为该器物“似石湾但不一样”，理由是在她们过往长期的接触过程中，感觉该琮瓶的胎质是瓷而非陶。不知道省文管会调查简报中的记述能否对她们有所启发？
四、关于“吴南石堂”与“祖唐居”
石湾陶器生产始于唐代，艺术陶器作为一个行业则起于明朝。明代石湾艺术陶的各家各店据记载有“吴南石堂”和“祖唐居”，但对这两家名店目前仍存在争议。
1941年李景康《石湾陶业考》在“名工”一节中，（14）“首述”了吴南石堂，称其为“宋末阳江工匠有迁东莞开窑者”，“厥后再迁石湾”。“以其为石湾窑渊源之一，而先代名工可稽者仅此一家。”
带“吴南石堂”或“南石堂”款识的传世器物有明显的特征：一是器形多为炉、鼎、觚等仿古礼器。二是胎质致密，多不施釉，重量较轻。三是纹饰精致优美。我们看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明代“吴南石堂”款的《觚》（图7），高64厘米，造型挺拔大气，纹饰细腻精巧，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同类器物还有带“昇名”、“秩来巧造”等款的。
但中山大学教授张维持的专著《广东石湾陶器》，无论是1957年的第1版，还是1991年的修订版，都没有把“吴南石堂”作石湾名家介绍，尽管修订版图版载有上述《觚》及“吴南石堂”款识拓印。张教授在论述阳江窑与石湾窑关系时，谈到“传说当时阳江窑因陶土的消竭，或天灾人祸而迁徒，有一部分陶工分迁于东莞县设窑。一般以为‘吴南石堂’的制品是属该窑的。当时窑场设在什么地方，现在难以考证”。表示了怀疑的态度。 （15）
香港学者何秉聪1986年为香港市政局《历史神话与传说 胡锦超先生捐献石湾陶塑》（16）撰写的《陶艺师传略》中列举了对吴南石堂的争议：“关于南石堂的存在，有下列三说，目前尚未有定论：1、前辈梁华甫先生言：‘南石’二字，即‘南海’与‘石湾’之意。梁先生以为南石堂产品当在石湾。2、李景康前辈以为南石堂是明代东莞陶店，其后迁于石湾变为‘祖唐居’。3、施丽姬女士以为祖唐居在明朝
东莞，而南石堂则在清初建于石湾。以上三说，未是孰是。作者根据传世的南石堂制品，其土质为极佳的东莞土，今日所不能得，则南石堂作于东莞似为可靠一些。” （17）
李景康《石湾陶业考》把“祖唐居”放在“名工”第二位加以介绍：认为“明代石湾陶业各家，其最早而可稽者，以祖唐居为最。” 张维持教授认同这种观点，在《广东石湾陶器》中把“祖唐居”排在“明代名家”首位。（18）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编《杨铨先生捐献文物撷珍》也认为：“祖唐居是明代晚期石湾陶瓷业店号，店主已不可考，制品好仿唐代陶瓷器。”（19）（图8）
但“祖唐居”与“吴南石堂”一样也有争议。施丽姬曾经指出：“石湾陶器的陶工，收藏家及商人一般同意祖唐居窑是明朝制品。可是，这些闻名质高的仿唐三彩的窑器是什么地方制造及那些是真品等问题则是众说纷纭。一些人坚称这组器物造于南海石湾，而其他人亦同样坚称是造于东莞。过去三年来在本地收藏的调查显示这窑的制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可能造于东莞，而另一类则在南海。”（20）她认为“胎很轻”的造于东莞，而“胎较重”的产自南海石湾。
尽管在细节上存有争议，但粤港两地的文博部门和收藏家对石湾明清时期的“吴南石堂”和“祖唐居”大体上是肯定是。1998年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和深圳市博物馆合编《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精品选》，开列商老捐赠的文物中有“清·祖唐居款”的石湾绿釉茶叶罐、绿釉蟠龙挂瓶、浅黄釉竹节挂瓶共3件，“清·南石堂款”的石湾素胎三足炉、双耳狮盖炉共2件。（21）2000年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编《广州文物志》，载有“明·石湾窑‘吴南石堂’”陶觚和素胎三足鼎共2件，“明·石湾窑‘祖唐居’”绿釉竹节圆洗一件。（22）2004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国际石湾陶艺会编《窑仙庆聚·国际石湾陶艺会石湾陶塑》，刊载有“吴南石堂”款觚瓶等器物7件，“南石堂”款三足香炉等器物5件，“南石”款弥勒佛等器物7件，标示年代为明末清初或清。刊“祖唐居”款明酱黄釉鼓形三足炉和清初酱黄釉三足炉各1件。（23）
明确否定“吴南石堂”和“祖唐居”的是广州学者陈玲玲。1992年她发表了洋洋万言的论文《佛山石湾古艺陶摭辨》，通过对文献和传世器物的辨识，得出的结论是：“祖唐居和南石堂均为虚托，实则‘南石’取‘南海石湾’之意，‘祖唐居’取仿‘唐三彩’或‘汉唐’的‘唐’物之意。”“有款或无款的祖唐居和南石堂风格的器物，不论精粗，基本上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半期南海石湾窑产品，它们代表了石湾陶工粗粮细作的水平。”（24）
陈老师的论文在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有，可惜没有展开正面的交流和讨论。直到2008年，香港收藏家罗敬礼在《国际石湾陶艺会年刊》（2008年）发表了《石湾古陶艺新谈》，公布了2004年他先后请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和香港大学地理科学系对“南石堂”器物作热释光测试的结果：香港中文大学对“素胎双狮炉”和“素胎蓝采和像”两件“南石堂”器测定为，双狮炉烧制距今100至200年，蓝采和像距今约150至250年。而香港大学对“素胎觚瓶”、“素胎紫薇正照”和“加彩多色弥勒佛”三件“南石堂”器测定结果分别为：距今310±30年，330±40年和340±30年，也就是明末清初时期。罗敬礼的论文还介绍了一件带有“嘉庆丙子年孟秋吉日”年款的吴南石堂香炉（图9），嘉庆丙子即1816年，也就是清代中期。因此，他“不敢苟同”“把大部分南石堂和祖堂居器物打进黑牢”的观点。（25）
对吴南石堂和祖唐居器物的辨识，是石湾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不弄清其真伪和来龙去脉，明代石湾陶瓷史就无从下笔。我以为关键之一，是对明清东莞窑址的调查访寻。时光的流逝湮没了许多物证，为历史研究增添了难度，但上世纪美国学者施丽姬尚能不远千里，风尘仆仆深入东莞矿山和民众作调查，21世纪的佛山人为填补历史的空白更应该责无旁贷。
图9 带年款的吴南石堂香炉
五、关于石湾窑“仿舒”
明代曹昭撰《格古要论》称江西吉州“宋时有五窑，书（舒）公烧者最佳。”（26）让吉州舒窑声名显赫。但宋代吉州舒窑只有历史记载已无传器物，1980年至1981年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对吉州窑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4500余件各种陶瓷遗物中只发现一片带“舒家记”款识的绿釉枕底残片，并无文献记载舒窑的特征，所以至今仍无法弄清宋代吉州舒窑的真实面目。
舒窑面目不清，仿舒就缺乏了依据。如同柴窑至今仍争论不休，硬称“仿柴”自然无法令人信服。我认为石湾窑始自明代的“仿舒”一派可能是古董商出于商业利益的炒作。石湾窑的“仿舒加彩”其实是传承了自马家窑、长沙窑、磁州窑、吉州窑以及广东海康窑等生气勃勃的民窑彩绘的精髓，改称“石湾窑彩绘”比较稳妥恰当。
详见发表于广东石湾陶器博物馆《石湾陶》2013年第1期的拙作《关于石湾窑‘仿舒’的再探讨》。
六、关于“南汉官窑”
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先生在1984年出版的《＜陶说＞译注》的附录“我国古代烧造瓷重要地区表”中，明确地标示了广东省五代时期的重要地区有：南海“南汉官窑”。（27）
关于佛山市南海区（原南海县）官窑镇的得名，一些地方志都认为因五代官窑而得名。如1999年《广东省志·地名志》认为：“官窑镇，南海县辖镇。”“南汉乾亨元年（917），此设官营陶窑，故名官窑，因以名镇。”（28）2000年《南海县志》称：“官窑镇以五代的南汉王派官到此办窑而得名。” （29）
但南海南汉官窑却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论证。
五代南汉是五代十国之一。公元917年，原据两广的唐节度使刘隐之弟刘䶮(岩)称帝，国号越，后改汉，史称南汉。后历刘玢、刘晟、刘鋹共4帝。971年为北宋所灭，历55年。
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曾广亿曾介绍：（广东）“五代窑址仅在南海官窑发现一处，至今尚未正式发掘。1954年在番禺石马村发掘了五代南汉第三个皇帝刘晟‘干和十五年’（公元957年）的昭凌，出土了近200件陶瓷器。其中青釉四耳罐、六耳罐和夹耳罐（图10），制作精细，造型美观，釉色晶莹，是同时期青瓷中所罕见的精品，也是广东陶瓷艺人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进程中所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30）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1954年高度评价了夹耳罐，称赞“此种造型设计的周到，我在早期的陶瓷器上，还是第一次看见。就罐盖的釉色看，圆浑润泽四字可以当之无愧。以之比拟唐代的越器，凝厚虽不如，光亮却过之；青色的程度，亦显得比较淡一些。”并认为“我拟假定此种青瓷，在广州或其附近地区所烧造，而时间则正是五代刘氏在广州的一个短短的时代。” （31）
图10 南汉青釉夹梁盖罐
200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发掘了南汉刘隐德陵和刘岩康陵，其成果入选2004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据报道：在德陵“墓道的器物箱内出土陶瓷器272件。这批青瓷罐是广州第一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五代瓷器，当为南汉皇帝宫中用器，属官窑制品无疑。其胎质坚致，釉色晶莹、透亮，是五代青瓷的上品”。（32） （图11）
图11 南汉德陵墓道出土瓷器
从理论上推测，如果南汉确有官营的陶窑，那么三个皇陵里的瓷器至少应该有部分由南汉官窑生产，但这种推测目前还没有被相应的实证支撑。陈万里估计昭陵的青瓷罐可能五代时期在广州或附近烧造，但也有另外的看法，汕头大学陈志民教授就推断：“从现在掌握实物资料判断，（梅县）水车窑产品精者与以上出土的两件器物，无论器型特点与釉质表征都十分相近，水车窑作为广东唐代以来青瓷窑之首，是极有可能烧制出如此质量的精品的”。 （33）
南海是否确有南汉官窑，它的窑址在那里，至今仍末有答案。1957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到当时的佛山专区作文物普查，发现了南海文头岭窑址。“窑址位于南海县镇龙圩北面约一公里许的文头岭。”“距镇龙圩不远是已废的官窑镇。在过去，官窑镇和镇龙圩一带都称为官窑，椐当地老人谈，这里命名官窑已久。”“从采集到的瓷片观察，胎质细腻，灰白色，瓷土似乎经过研磨，火候很高，显然已成熟到瓷的阶段。”“碗是敞口圈足，釉有到脚或短釉露胎的，都具有广东五代时期的瓷器的作风，估计窑的年代当与皇帝岗窑址的年代相差不远。”因此，文管会推测“南汉政权后，可能把皇帝岗的瓷窑废了，到附近选择地点继续烧造供给宫廷的用具，南海官窑的得名，和所出划黑花青釉瓷比皇帝岗窑的精美，就是这个原因。” （34）
但曾广亿老师1989年曾否定了省文管会的推测，“认为文头岭窑址的年代定为宋代比较可靠”，又指出“文头岭窑虽然有一些碎片和最近出土的一些彩绘军持、腰鼓和彩绘壶等残件比较精致，但碗、碟、盆、罐等彩绘瓷和青釉瓷器约90%以上的其胎质、釉色和纹饰都很粗糙，远比不上皇帝岗窑，潮州窑和惠州窑的精美。这些粗瓷绝不可能供给南汉朝廷使用。”（35）不过，如我在上文引用过的，曾老师2009年认为“五代窑址仅在南海官窑发现一处”，指的应该是文头岭窑，是否观点有了改变？
南海文头岭窑址大概近期内没有大规模发掘的可能，但我2005年曾随广东省博物馆宋良壁、冯素阁老师到窑址看过，发现浅层处就有不少遗物堆积。（图12）对窑址组织力所能及的调查挖掘，可能收获新的信息。对佛山市内这处潜在的文物宝库，期待能引起有关部门的进一步重视。
上述1979年广东省博物馆《初探》一文对佛山石湾窑宋代遗物的描述是：“半陶器采用陶土或瓷土制胚，胎土细密，经过提炼。胎质可分灰胎、灰白胎、淡黄胎、砖红胎四种，火候较高，吸水性不大，硬度较强。后两种胎质火候不高，吸水性大，有些放在水中即行提起，能听到嗞嗞的声音，硬度不强。”“半陶瓷器的纹饰极为简朴，归纳起来有附加堆纹、雕塑、弦纹三种。”（2）而对阳江石湾宋代遗物的描述是；“瓷器的胎质采用瓷土制胚，胎土经过反复淘洗和提炼，纯净细密。胎质可分白胎和灰胎两种。白胎火候一般都很高，硬度很大，瓷化程度很好，不吸水，灰胎火候较低，有轻微的吸水性，但也有个别不吸水的。”瓷器的纹饰归纳起来大致有刻划、印花、雕塑三种，都极细微，图案、结构富于变化，主要是利用器内外壁来布局。”（3）张维持教授更明确地认为“阳江所产的是瓷器，而石湾所制的是陶器。”（4）
从工艺技术的角度看，瓷器对原料和烧成温度的要求都比陶器高，瓷器的发明比陶器制作是一大进步，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过去的一些文献称阳江窑为“广窑中最著之窑也。”（虽然如宋代广州西村窑等直至1952年才被发现，但此语其实并不确切）张维持教授也认为：“故宫博物院藏有广窑月白划花牧丹圆洗，器口镶铜，釉是近定窑，这和阳江石湾出土瓷片相类似。”（5）
为探讨阳江窑与石湾窑的关系，美国学者施丽姬曾多次拜访香港收藏家潘 熙、胡少川、李湛芬以及原澳门贾梅士博物馆江连浩等，写成《在香港石湾陶器的年代和分类初探》，发表于1979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的《石湾陶展》。她指出：“在香港和澳门关于石湾陶器的年代鉴定和分类的概略”，“是根据代代流传下来器物的分组和附年传说和记载而订的”（6）， 施丽姬称为“地上考古学”，并以“广东文物”展的分类加以说明。
1940年中国文化协进会在香港举办规模空前的“广东文物”展，在“制作类”陶瓷器的类别有：广窑、石湾窑、阳江窑、潮州窑、高州窑、广州彩等。把“广窑”与石湾窑、潮州窑等并列，显然是概念的模糊，但本文不展开讨论，要讨论的是阳江窑与石湾窑。查1941年中国文化协进会刊行的《广东文物》，展出的阳江窑器有兔式花盆，月白釉梅瓶等12件，石湾窑器有祖唐居双耳小炉、陈赤塑严光像等44件。而“出品摄影”的图像，有“阳江窑兔式花盆”（图5）等阳江窑器9幅，“石湾祖唐居梅瓶”等石湾窑器8幅。
图5 阳江窑兔式花盆
施丽姬在《分类初探》中介绍：“这里集合所谓阳江窑类型的陶器，来自广州及香港收藏。它们有细密及重的胎身，无釉处触之平滑。胎身不含粗砂砾，而这特色正是通常跟明清南海县所选的石湾窑的分别。通常南海石湾器是粗糙，胎身是深褐、灰或灰白色的。”（7）
找胎质的粗细区分阳江窑和石湾窑，源于阳江窑“为广窑最著”的观念，也部分符合后来田野考古中两地出土遗物胎质的差异。
但阳江窑烧瓷的时间其实很短暂。张维持教授认为：“在宋末阳江窑已衰落，一部分陶工分迁于石湾村。”（8）考古挖掘也显示：阳江石湾村瓦窑岗宋窑遗址“遗物堆积不厚，最厚处才50厘米上下。可知该窑烧瓷时间不长。” （9）
1940年“广东文物”展中的“阳江窑器”有9件在1979年香港大学“石湾陶展”中作为17至25号展品展出。施丽姬介绍这些“所谓阳江窑类型的陶器”，“施厚而像糖浆的釉，色浓，一般是窑变蓝釉，有时流成深紫色，带白和时而黑色的斑点。”（10）如图6的“明钧蓝釉象瓶”。这些像糖浆的厚釉显然是仿钧釉，而当代专家一致认为仿钧釉不可能是阳江窑器。张维持教授明确指出：“我认为阳江旧窑在明代已经消亡，它不可能有仿均器。我们看不见宋以后的阳江传器。”（11）广东省博物馆也肯定：“至于所谓南宋阳江仿均器的问题，我们在阳江至今尚未发现这类窑址。佛山石湾宋代窑址中也未发现过仿均器的碎片。过去传世的所谓‘阳江南宋仿均器’，我馆也有这类藏品，其中有蓝色翠毛釉瓶、炉等。胎骨显得厚重，釉层有小气泡，灰胎中有小泡眼，足底打磨光滑，器庭涂一层铁锈色护肤釉。器外釉层浮光很大。这些特征和佛山石湾明末清初仿均器的实物基本一致，所以它应该是佛山石湾窑的作品，但过去竟把它误作是南宋阳江仿均器，这是缺乏根据的。” （12）
图6 明均蓝釉象瓶
图8 明祖唐居款黄釉梅花纹圆几
那么，怎样解释部分明清石湾仿钧器“有细密及重的胎身”，不如常见的粗糙呢？我认为无论那一个产区，使用的原料都不会一成不变，胎质也不可能千篇一律，以固定的框框分析变化的事物，会造成鉴别的困惑。1957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佛山石湾古窑址作调查，《调查简报》有这样一段话：“采集到的瓷器，胎质较细，瓷土经过陶洗，似乎没有经过磨研，胎里偶尔还有少量的细砂，颜色为灰色，也有黄白色的，火候较高，比目前石湾窑的陶器还要高一些。”“根椐实物观察，有二点值得提出：第一，石湾的传世器很多，其中明代也不少，其釉色以仿钧变釉居多，胎为陶质，器类多工艺装饰品，这次我们所发现的全是青釉和黑釉，胎质是半陶瓷，器类又绝多是日常生活用具，很少发现与明代以后传世器风格相似的东西，却与阳江石湾窑址所出的青瓷较似。第二，……此地出土的黑釉瓷，有漆黑发亮光，淡黑、紫黑等多种，正与宋以前广州西村皇帝岗窑址所出土的类似。”（13）这段反映了石湾窑器胎质变化的记述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它反映了石湾陶瓷史的一段脉络。
我最近曾就清宫旧藏的石湾窑器请教过原佛山市博物馆馆藏部李小青、黄卫红两位专家，她们一致对黄卫文报告中提到故宫博物院调拨佛山的琮式瓶的窑口提出疑问，认为该器物“似石湾但不一样”，理由是在她们过往长期的接触过程中，感觉该琮瓶的胎质是瓷而非陶。不知道省文管会调查简报中的记述能否对她们有所启发？
四、关于“吴南石堂”与“祖唐居”
石湾陶器生产始于唐代，艺术陶器作为一个行业则起于明朝。明代石湾艺术陶的各家各店据记载有“吴南石堂”和“祖唐居”，但对这两家名店目前仍存在争议。
1941年李景康《石湾陶业考》在“名工”一节中，（14）“首述”了吴南石堂，称其为“宋末阳江工匠有迁东莞开窑者”，“厥后再迁石湾”。“以其为石湾窑渊源之一，而先代名工可稽者仅此一家。”
带“吴南石堂”或“南石堂”款识的传世器物有明显的特征：一是器形多为炉、鼎、觚等仿古礼器。二是胎质致密，多不施釉，重量较轻。三是纹饰精致优美。我们看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明代“吴南石堂”款的《觚》（图7），高64厘米，造型挺拔大气，纹饰细腻精巧，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同类器物还有带“昇名”、“秩来巧造”等款的。
但中山大学教授张维持的专著《广东石湾陶器》，无论是1957年的第1版，还是1991年的修订版，都没有把“吴南石堂”作石湾名家介绍，尽管修订版图版载有上述《觚》及“吴南石堂”款识拓印。张教授在论述阳江窑与石湾窑关系时，谈到“传说当时阳江窑因陶土的消竭，或天灾人祸而迁徒，有一部分陶工分迁于东莞县设窑。一般以为‘吴南石堂’的制品是属该窑的。当时窑场设在什么地方，现在难以考证”。表示了怀疑的态度。 （15）
香港学者何秉聪1986年为香港市政局《历史神话与传说 胡锦超先生捐献石湾陶塑》（16）撰写的《陶艺师传略》中列举了对吴南石堂的争议：“关于南石堂的存在，有下列三说，目前尚未有定论：1、前辈梁华甫先生言：‘南石’二字，即‘南海’与‘石湾’之意。梁先生以为南石堂产品当在石湾。2、李景康前辈以为南石堂是明代东莞陶店，其后迁于石湾变为‘祖唐居’。3、施丽姬女士以为祖唐居在明朝
东莞，而南石堂则在清初建于石湾。以上三说，未是孰是。作者根据传世的南石堂制品，其土质为极佳的东莞土，今日所不能得，则南石堂作于东莞似为可靠一些。” （17）
李景康《石湾陶业考》把“祖唐居”放在“名工”第二位加以介绍：认为“明代石湾陶业各家，其最早而可稽者，以祖唐居为最。” 张维持教授认同这种观点，在《广东石湾陶器》中把“祖唐居”排在“明代名家”首位。（18）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编《杨铨先生捐献文物撷珍》也认为：“祖唐居是明代晚期石湾陶瓷业店号，店主已不可考，制品好仿唐代陶瓷器。”（19）（图8）
但“祖唐居”与“吴南石堂”一样也有争议。施丽姬曾经指出：“石湾陶器的陶工，收藏家及商人一般同意祖唐居窑是明朝制品。可是，这些闻名质高的仿唐三彩的窑器是什么地方制造及那些是真品等问题则是众说纷纭。一些人坚称这组器物造于南海石湾，而其他人亦同样坚称是造于东莞。过去三年来在本地收藏的调查显示这窑的制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可能造于东莞，而另一类则在南海。”（20）她认为“胎很轻”的造于东莞，而“胎较重”的产自南海石湾。
尽管在细节上存有争议，但粤港两地的文博部门和收藏家对石湾明清时期的“吴南石堂”和“祖唐居”大体上是肯定是。1998年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和深圳市博物馆合编《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精品选》，开列商老捐赠的文物中有“清·祖唐居款”的石湾绿釉茶叶罐、绿釉蟠龙挂瓶、浅黄釉竹节挂瓶共3件，“清·南石堂款”的石湾素胎三足炉、双耳狮盖炉共2件。（21）2000年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合编《广州文物志》，载有“明·石湾窑‘吴南石堂’”陶觚和素胎三足鼎共2件，“明·石湾窑‘祖唐居’”绿釉竹节圆洗一件。（22）2004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国际石湾陶艺会编《窑仙庆聚·国际石湾陶艺会石湾陶塑》，刊载有“吴南石堂”款觚瓶等器物7件，“南石堂”款三足香炉等器物5件，“南石”款弥勒佛等器物7件，标示年代为明末清初或清。刊“祖唐居”款明酱黄釉鼓形三足炉和清初酱黄釉三足炉各1件。（23）
明确否定“吴南石堂”和“祖唐居”的是广州学者陈玲玲。1992年她发表了洋洋万言的论文《佛山石湾古艺陶摭辨》，通过对文献和传世器物的辨识，得出的结论是：“祖唐居和南石堂均为虚托，实则‘南石’取‘南海石湾’之意，‘祖唐居’取仿‘唐三彩’或‘汉唐’的‘唐’物之意。”“有款或无款的祖唐居和南石堂风格的器物，不论精粗，基本上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半期南海石湾窑产品，它们代表了石湾陶工粗粮细作的水平。”（24）
陈老师的论文在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赞成和反对的意见都有，可惜没有展开正面的交流和讨论。直到2008年，香港收藏家罗敬礼在《国际石湾陶艺会年刊》（2008年）发表了《石湾古陶艺新谈》，公布了2004年他先后请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和香港大学地理科学系对“南石堂”器物作热释光测试的结果：香港中文大学对“素胎双狮炉”和“素胎蓝采和像”两件“南石堂”器测定为，双狮炉烧制距今100至200年，蓝采和像距今约150至250年。而香港大学对“素胎觚瓶”、“素胎紫薇正照”和“加彩多色弥勒佛”三件“南石堂”器测定结果分别为：距今310±30年，330±40年和340±30年，也就是明末清初时期。罗敬礼的论文还介绍了一件带有“嘉庆丙子年孟秋吉日”年款的吴南石堂香炉（图9），嘉庆丙子即1816年，也就是清代中期。因此，他“不敢苟同”“把大部分南石堂和祖堂居器物打进黑牢”的观点。（25）
对吴南石堂和祖唐居器物的辨识，是石湾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不弄清其真伪和来龙去脉，明代石湾陶瓷史就无从下笔。我以为关键之一，是对明清东莞窑址的调查访寻。时光的流逝湮没了许多物证，为历史研究增添了难度，但上世纪美国学者施丽姬尚能不远千里，风尘仆仆深入东莞矿山和民众作调查，21世纪的佛山人为填补历史的空白更应该责无旁贷。
图9 带年款的吴南石堂香炉
五、关于石湾窑“仿舒”
明代曹昭撰《格古要论》称江西吉州“宋时有五窑，书（舒）公烧者最佳。”（26）让吉州舒窑声名显赫。但宋代吉州舒窑只有历史记载已无传器物，1980年至1981年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对吉州窑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4500余件各种陶瓷遗物中只发现一片带“舒家记”款识的绿釉枕底残片，并无文献记载舒窑的特征，所以至今仍无法弄清宋代吉州舒窑的真实面目。
舒窑面目不清，仿舒就缺乏了依据。如同柴窑至今仍争论不休，硬称“仿柴”自然无法令人信服。我认为石湾窑始自明代的“仿舒”一派可能是古董商出于商业利益的炒作。石湾窑的“仿舒加彩”其实是传承了自马家窑、长沙窑、磁州窑、吉州窑以及广东海康窑等生气勃勃的民窑彩绘的精髓，改称“石湾窑彩绘”比较稳妥恰当。
详见发表于广东石湾陶器博物馆《石湾陶》2013年第1期的拙作《关于石湾窑‘仿舒’的再探讨》。
六、关于“南汉官窑”
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先生在1984年出版的《＜陶说＞译注》的附录“我国古代烧造瓷重要地区表”中，明确地标示了广东省五代时期的重要地区有：南海“南汉官窑”。（27）
关于佛山市南海区（原南海县）官窑镇的得名，一些地方志都认为因五代官窑而得名。如1999年《广东省志·地名志》认为：“官窑镇，南海县辖镇。”“南汉乾亨元年（917），此设官营陶窑，故名官窑，因以名镇。”（28）2000年《南海县志》称：“官窑镇以五代的南汉王派官到此办窑而得名。” （29）
但南海南汉官窑却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论证。
五代南汉是五代十国之一。公元917年，原据两广的唐节度使刘隐之弟刘䶮(岩)称帝，国号越，后改汉，史称南汉。后历刘玢、刘晟、刘鋹共4帝。971年为北宋所灭，历55年。
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曾广亿曾介绍：（广东）“五代窑址仅在南海官窑发现一处，至今尚未正式发掘。1954年在番禺石马村发掘了五代南汉第三个皇帝刘晟‘干和十五年’（公元957年）的昭凌，出土了近200件陶瓷器。其中青釉四耳罐、六耳罐和夹耳罐（图10），制作精细，造型美观，釉色晶莹，是同时期青瓷中所罕见的精品，也是广东陶瓷艺人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进程中所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30）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1954年高度评价了夹耳罐，称赞“此种造型设计的周到，我在早期的陶瓷器上，还是第一次看见。就罐盖的釉色看，圆浑润泽四字可以当之无愧。以之比拟唐代的越器，凝厚虽不如，光亮却过之；青色的程度，亦显得比较淡一些。”并认为“我拟假定此种青瓷，在广州或其附近地区所烧造，而时间则正是五代刘氏在广州的一个短短的时代。” （31）
图10 南汉青釉夹梁盖罐
200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发掘了南汉刘隐德陵和刘岩康陵，其成果入选2004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据报道：在德陵“墓道的器物箱内出土陶瓷器272件。这批青瓷罐是广州第一次发现如此众多的五代瓷器，当为南汉皇帝宫中用器，属官窑制品无疑。其胎质坚致，釉色晶莹、透亮，是五代青瓷的上品”。（32） （图11）
图11 南汉德陵墓道出土瓷器
从理论上推测，如果南汉确有官营的陶窑，那么三个皇陵里的瓷器至少应该有部分由南汉官窑生产，但这种推测目前还没有被相应的实证支撑。陈万里估计昭陵的青瓷罐可能五代时期在广州或附近烧造，但也有另外的看法，汕头大学陈志民教授就推断：“从现在掌握实物资料判断，（梅县）水车窑产品精者与以上出土的两件器物，无论器型特点与釉质表征都十分相近，水车窑作为广东唐代以来青瓷窑之首，是极有可能烧制出如此质量的精品的”。 （33）
南海是否确有南汉官窑，它的窑址在那里，至今仍末有答案。1957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到当时的佛山专区作文物普查，发现了南海文头岭窑址。“窑址位于南海县镇龙圩北面约一公里许的文头岭。”“距镇龙圩不远是已废的官窑镇。在过去，官窑镇和镇龙圩一带都称为官窑，椐当地老人谈，这里命名官窑已久。”“从采集到的瓷片观察，胎质细腻，灰白色，瓷土似乎经过研磨，火候很高，显然已成熟到瓷的阶段。”“碗是敞口圈足，釉有到脚或短釉露胎的，都具有广东五代时期的瓷器的作风，估计窑的年代当与皇帝岗窑址的年代相差不远。”因此，文管会推测“南汉政权后，可能把皇帝岗的瓷窑废了，到附近选择地点继续烧造供给宫廷的用具，南海官窑的得名，和所出划黑花青釉瓷比皇帝岗窑的精美，就是这个原因。” （34）
但曾广亿老师1989年曾否定了省文管会的推测，“认为文头岭窑址的年代定为宋代比较可靠”，又指出“文头岭窑虽然有一些碎片和最近出土的一些彩绘军持、腰鼓和彩绘壶等残件比较精致，但碗、碟、盆、罐等彩绘瓷和青釉瓷器约90%以上的其胎质、釉色和纹饰都很粗糙，远比不上皇帝岗窑，潮州窑和惠州窑的精美。这些粗瓷绝不可能供给南汉朝廷使用。”（35）不过，如我在上文引用过的，曾老师2009年认为“五代窑址仅在南海官窑发现一处”，指的应该是文头岭窑，是否观点有了改变？
南海文头岭窑址大概近期内没有大规模发掘的可能，但我2005年曾随广东省博物馆宋良壁、冯素阁老师到窑址看过，发现浅层处就有不少遗物堆积。（图12）对窑址组织力所能及的调查挖掘，可能收获新的信息。对佛山市内这处潜在的文物宝库，期待能引起有关部门的进一步重视。
图12 南海文头岭窑址的部分遗物堆积（2005年）
2013年6月，佛山市宏宇陶瓷公司成立了“宏宇·石湾陶瓷文化基金会”，旨在资助石湾陶瓷文化研究。首期的工作重点是组织撰写石湾古代陶瓷史和当代陶瓷史，我有幸参与其中。我认为古代史的编写似不应停留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归纳整理，对于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以我们的能力，虽然不一定能有重大的突破，也应努力有新的探索，以不辜负社会的重托。提出以上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正是期望能更广泛地听取意见，争取更广泛的指导和帮助。
（本文作者刘孟涵，佛山市陶瓷艺术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注释】
（1）广东省博物馆：《佛山石湾·阳江石湾古窑关系初探》，载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石湾陶展》 1979年版 第132页
（2）同26第122、130页
（3）同26第126、131页
（4）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1年出版第14页
（5）同29第15页
（6）同21第226页
（7）同21第229页
（8）同29第16页
（9）同26第126页
（10）同29第15页
（11）同26第132页
（12）同26第132页
（13）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佛山专区的几处古窑址调查简报》，载《文物》1959年第12期，第56页
（14）李景康：《石湾陶业考》，载中国文化协进会《广东文物》（下册）1941年版第1024页
（15）同29第13页
（16）香港市政局：《历史·神话与传说·胡锦超先生捐赠石湾陶塑》1986年版权第553页
（17）同38
（18）同29
（19）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编：《杨铨先生捐赠文物撷珍》，1997年版第191页
（20）同21第231页
（21）广东省博物馆等编：《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22）广州市文化局等编：《广州文物志》，广州出版社会2000年版第216、247页
（23）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等编《窑仙庆聚·国际石湾陶艺会石湾陶艺》2004年版第18至191页
（24）陈玲玲：《佛山石湾古艺陶摭辨》，载《中国文物世界》1992年第82期第123、124页
（25）罗敬礼：《石湾古陶艺新谈》，载《国际石湾陶艺会年刊》（2008年）第14页
（26）曹昭：《格古要论》，转载自傅振伦：《〈陶说〉译注》 ，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27）傅振伦：《〈陶说〉译注》 ，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28）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地名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29）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海县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50页
（30）曾广亿：《广东古陶瓷历史的发展与演变》，载曾广亿著《粤港出土古陶瓷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31）陈万里：《写在看了基建出土文物展览的陶瓷以后》，载《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 1990年版第213页
（32）许黎娜等：《南汉二陵入选十大考古发现”》，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19日A06版
（33）陈志发：《唐代梅县水车窑与潮州窑的发展成因及成就初探》，载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南国瓷珍·潮州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版第25页
（34）同37第55至56页
（35）曾广亿：《广东出土五代至明清陶瓷综述》 载曾广亿《粤港出土古陶瓷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2年版第195页
图12 南海文头岭窑址的部分遗物堆积（2005年）
2013年6月，佛山市宏宇陶瓷公司成立了“宏宇·石湾陶瓷文化基金会”，旨在资助石湾陶瓷文化研究。首期的工作重点是组织撰写石湾古代陶瓷史和当代陶瓷史，我有幸参与其中。我认为古代史的编写似不应停留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归纳整理，对于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以我们的能力，虽然不一定能有重大的突破，也应努力有新的探索，以不辜负社会的重托。提出以上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正是期望能更广泛地听取意见，争取更广泛的指导和帮助。
（本文作者刘孟涵，佛山市陶瓷艺术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注释】
（1）广东省博物馆：《佛山石湾·阳江石湾古窑关系初探》，载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石湾陶展》 1979年版 第132页
（2）同26第122、130页
（3）同26第126、131页
（4）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1年出版第14页
（5）同29第15页
（6）同21第226页
（7）同21第229页
（8）同29第16页
（9）同26第126页
（10）同29第15页
（11）同26第132页
（12）同26第132页
（13）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佛山专区的几处古窑址调查简报》，载《文物》1959年第12期，第56页
（14）李景康：《石湾陶业考》，载中国文化协进会《广东文物》（下册）1941年版第1024页
（15）同29第13页
（16）香港市政局：《历史·神话与传说·胡锦超先生捐赠石湾陶塑》1986年版权第553页
（17）同38
（18）同29
（19）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编：《杨铨先生捐赠文物撷珍》，1997年版第191页
（20）同21第231页
（21）广东省博物馆等编：《商承祚先生捐赠文物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22）广州市文化局等编：《广州文物志》，广州出版社会2000年版第216、247页
（23）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等编《窑仙庆聚·国际石湾陶艺会石湾陶艺》2004年版第18至191页
（24）陈玲玲：《佛山石湾古艺陶摭辨》，载《中国文物世界》1992年第82期第123、124页
（25）罗敬礼：《石湾古陶艺新谈》，载《国际石湾陶艺会年刊》（2008年）第14页
（26）曹昭：《格古要论》，转载自傅振伦：《〈陶说〉译注》 ，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27）傅振伦：《〈陶说〉译注》 ，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28）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地名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29）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海县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50页
（30）曾广亿：《广东古陶瓷历史的发展与演变》，载曾广亿著《粤港出土古陶瓷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31）陈万里：《写在看了基建出土文物展览的陶瓷以后》，载《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 1990年版第213页
（32）许黎娜等：《南汉二陵入选十大考古发现”》，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19日A06版
（33）陈志发：《唐代梅县水车窑与潮州窑的发展成因及成就初探》，载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南国瓷珍·潮州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版第25页
（34）同37第55至56页
（35）曾广亿：《广东出土五代至明清陶瓷综述》 载曾广亿《粤港出土古陶瓷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2年版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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