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基本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由于广大农村居民寻宝意识的不断增强,祖国东北地区历代所埋藏的钱币相继破土而出,其中不乏珍罕之品。特别是许多钱谱未载、前所未见的钱币,包括金银等贵金属钱币珍品迭出,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金国通宝”铅质母钱和同版同模银质钱币
一、以历史事实为背景,透视历代钱币现身东北地区的原因
众所周知,东北地区新面世钱币以宋钱为主,汉、唐、五代、辽、西夏、金等历朝钱币只占很小部分。东北是辽金故地,辽、金钱币出于东北容易理解,宋代和其他朝代钱币缘何也出东北地区?根据新面世钱币分布情况,结合历史事实,专家认为这些钱币流入东北地区主要有三条渠道。
一是边境贸易
宋代与辽、西夏、金等北方国家都设有官府垄断的榷场贸易。这种榷场贸易有利于防止边境走私,增加国家税收,互利互惠,安边绥远。但在榷场贸易中,双方都有严禁出口的物品。例如宋辽边贸,辽国方面严禁皮裘、粮谷和马匹出口;宋朝方面却严厉禁止硫磺等军需物资,有关国家机密和朝政得失的书籍,钱币,漆、盐、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出口。而宋朝地处中原地区,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由于这些双方官府严控的物资有利可图,促使民间走私活动持续不断,宋朝的铜钱大量流向北方契丹、女真及西夏等地。《栾城集卷四十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记录了苏澈于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出使辽国所见情形说:“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苏澈的《札子》如实地记录了当时宋钱“散入四夷”的情景。
二是宋朝对辽金的岁贡导致钱币大量外流
北宋和南宋不但疆域远逊辽金,而且军事力量也不能与之抗衡。宋辽经过一番军事较量后,北宋接受了屈辱条件,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规定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北宋履约纳贡,宋、辽百余年间相安无事。而南宋的情况就更惨了。在金国军事侵略的压力下,宋金于天眷、皇统、隆兴、嘉定间也多次议和,但这些和议对宋来说都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南宋还要称臣、称侄,南宋每年向金交纳的岁币也逐步增加到银30万两,绢30万匹。而两宋向辽、金贡奉的银、绢又往往是折合成铜钱交割的,所以无怪乎当前东北地区所出钱币以宋钱为主了。由于古代一般前朝钱币后朝都可以延续流通使用,所以宋钱中也混杂了宋以前历代钱币。
三是金、元的战争掠夺
金对宋的掠夺尤以“靖康之难”宋的损失最为惨重。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轻而易举攻下宋东京汴梁城,俘虏徽宗、钦宗两代皇帝和后妃、公主及三千官吏,连同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加之平民百姓等不下10万人北返。大量文籍舆图、宝器法物,金银国宝被一并运往金国。可以这样认为,唐、五代以来各皇室珍宝都集中在北宋东京,这次被金洗劫一空。北宋历朝铸制的各种钱币当然也是劫掠的主要内容。之后,金兵继续南侵,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金兵渡过长江追击宋高宗;建炎四年,又攻下了陕西南部的一些州县。绍兴五年(1135年),金国又背弃和约主动攻宋,重占河南、陕西大部分地区。绍兴十九年(1149年),金主完颜亮亲统百万大军,兵分四路大举南下攻宋,进抵长江北岸的和州(今安徽和县)。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世宗即位后,继续发兵攻宋,重新占领宋军收复的16州。在上述战争中,大宋疆土遭受到了残酷洗劫,除了金银珠宝外,钱币当然是掠夺的主要对象。
十三世纪初,蒙古崛起于漠北,随后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扩张的战争。1218年攻灭西辽,1227年攻灭西夏,1234年灭金,1276年攻灭南宋,逐步使中国广大疆域完全处于蒙古统治之下。在这一系列战争过程中,上述国家的府库财货无例外地成为蒙元所有。加之元朝统治中国近百年的搜刮,可以说蒙元统治者集中了有史以来的大量财富。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领的明军攻占元大都,元朝宣告灭亡。元顺帝妥欢帖木尔则率领元朝的残部北逃至元上都(位于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后来又北遁至应昌路。元代的应昌路又名鲁王城(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作为最后一座都城,元代统治者在这里又苟延残喘了29年之久。可以想见,大元朝败亡的过程,也就是大量可移动财物搬迁的过程。无怪乎赤峰一带近年成了文物贩子经常光顾的热点。
了解了以上情况,对东北地区近年面世大量历代钱币就不难理解了。可是,这些流入东北地区的钱币历经千年,为什么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会在近年现身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这些钱币被埋入地下说起。
这些钱币又是如何被埋入地下的呢?原因有二:其一,缘于变国战乱。辽末、金末、元末的军事角逐导致政权更迭和人民流离失所,而金属钱币沉重不便携带。公私瘗埋钱币是不难理解的。而每次政权更迭都会带来大规模的杀戮和迁徙,埋藏者很难再回到原地寻找他们埋藏的宝藏。其二,缘于金代的限钱法。“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著名法则。金代发行宝钞和铜钱两种货币,虚值的宝钞和足值的铜钱相比,自然属于劣币。而由于穷兵黩武等原因金代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宝钞的兑现能力越来越差,因而有钱人家藏匿铜钱的现象也愈演愈烈。流通中铜钱减少,宝钞就更难兑现。为平抑流通领域的这种恶性循环,金章宗于明昌五年、承安三年两次颁布限钱令,超过限额的铜钱必须易物留存,否则没收入官。这无疑会导致私埋铜钱。到了宣宗年间钞窒情况更加严重,遂于贞祐三年干脆废除了铜钱,于是埋在地下的铜钱也就根本用不着再挖出来了。
随着辽、金、元的败亡,东北地区繁华不再,始终处于地旷人稀的状态,仅有一些少数民族在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满清建国后,认为东北地区是龙兴之地,把大片地域划为皇封禁地,禁止汉族民众进入生产生活,就连捕猎采摘都不允许。直到十九世纪初,满清的边禁才逐步放开,山东、河北一带的汉族百姓才陆续闯关东到东北定居。可这些纯朴的农民仅仅满足于地表辛勤耕耘的收获,哪曾想土地爷还藏有这许多宝贝?直到近十年,伴随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淳朴的北方农民也玩起了高科技,开始研究大地深层次的问题了。在金属探测器的威慑下,土地爷再也藏不住守护千年的宝藏,辽、金、元埋藏的财宝这才纷纷面世。
二、以归纳实物为基础,划分新面世钱币的种类
东北地区新面世钱币如按国别区分,当然是以宋钱为主,汉唐五代、辽金西夏以及元代钱币只占很小部分;如按种类划分,则以年号钱为主,非年号钱、专门铸造的特种钱币占小部分。但恰恰是占小部分的这些钱币品类最为繁杂,当前最难认定,也是最为珍稀的钱币。为解开珍稀钱币出东北之谜,专家主张将新面世钱币按用途划分为普通流通钱币和专门铸制的特种钱币两大类。
普通流通钱币是历朝历代国家正式铸造发行的钱币。中华腹地历代政权铸制的普通流通钱币大多已经收入各种钱币谱录之中,脱谱钱币、珍稀钱币以辽、金、西夏等北方政权铸行的钱币为主。这种情况比较容易理解:北方政权对本国铸行的钱币控制严格,不准出境,当时宋的疆域内也不会认同和流通这些外来钱币。后来伴随战争这些钱币埋入地下湮没无闻了,所以后世的钱谱也不会收入这些钱币。宋辽以来除国号钱、年号钱之外,非年号钱增多,如政治宣传教化钱、吉语钱、压胜钱、礼佛钱等等。尤其是辽代非年号钱系统庞大,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此外,少数民族政权还铸有本民族文字钱币,如契丹文、西夏文、八思巴文钱币等。这些钱币都是新面世普通流通钱币中的珍罕钱品。
可是在北方新面世的钱币中,宋代和宋以前历代钱币中确有钱谱不载、前所未见的钱币,这又如何解释呢?难道在本朝疆域内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钱币都自己长腿跑到北方去了吗?如果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这些钱币确有假冒的嫌疑。笔者认为,这些钱币多为专门铸造的特种钱币。即使朝代更替,它们也只能在新旧政权之间传承,而不会流入民间。五代之后,汉唐以来历朝重要文物财宝基本被宋继承。金灭辽、灭北宋,元灭西辽、灭西夏、灭金、灭南宋,都必然要将这些朝代的皇家器物、文档、库藏席卷一空,通通运回北方老巢。这是中华腹地找不见这些珍罕钱币的真正原因。而辽、金、元败亡时,又将大量钱物埋入了地下。
那么,专门铸造的特种钱币包括哪些内容呢?
一是皇帝登基或者改元时纪念和象征新纪元开始的精铸钱币。包括和新发行投入流通钱币同版的金币、鎏金币和银币,另外还有各种规格的精铸大钱。这类钱币大多深藏府库,有幸得之者也止于达官显贵,普通百姓是见不到的。国破家亡,国库和达官显贵的财货都是劫掠的重点。
二是钱币策划和铸制过程中产生的存档钱币和库存钱币。包括铸钱前期论证阶段的全部钱式、钱样,铸钱伊始的开炉钱,铸钱过程中使用的样钱、母钱等。还应包括已经铸成、因故未发行投入流通的库存钱币,钱库的镇库钱等等。这类钱币多存于官府主事部门和钱监中,而这些和铸钱相关的材料、设备、库存钱币、包括工匠等恰恰是战争的重点掠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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