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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史||“历史传说”:《摩诃婆罗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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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扬“达摩”思想  

“达摩”思想的宣传是《摩诃婆罗多》的核心性主题之一,同时也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的共同性主题之一。“达摩”又称“正法”,是印度的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对于“达摩”的具体内容,从古至今,不同的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具体到《摩诃婆罗多》来说,它大致是指对人的行为、思想、品性和社会责任等具有一定的正面导向作用的信仰、法规、职责和事物的内在规律等。“正法”思想是《摩诃婆罗多》安排故事、评价人物和评判事件的重要标准。《摩诃婆罗多》中的人物以对“正法”思想的是否躬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其中难敌一方是非法的代表,坚战一方是正法的代表。尤其是坚战这一形象几乎就是“正法”精神的化身,作品处处以他的行为作为“正法”规范的样本。般度五兄弟中,坚战虽不以勇武有力而最为醒目,但他却以对“正法”精神的恪守而显得最为崇高伟大。艰苦的流放期间,三子怖军和黑公主多次提出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主张立刻用武力与难敌决一死战,夺回王位,但面对自己昔日的诺言,坚战毫不动摇,他坚决主张要用宽容、坚忍的行为来维护正法。不但如此,当难敌在森林被他人所擒,遭受凌辱的时候,坚战还主动率领众兄弟以德报怨,对其进行积极地营救,因为在他看来,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正法”精神的一种要求。诚如坚战自己所说:“我把法看得比生命本身,甚至比进天堂更重要。王国、儿子、名誉、财富,所有这些的重要性还抵不上真理之法的十六分之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坚战对“正法”的虔诚,作品中他也正是因为对“正法”精神的坚守而赢得了众人的最高的尊敬。与坚战对“正法”的虔诚相反,难敌的行为、思想则处处显示出了对“正法”精神的破坏和践踏,作品中他是“非法”精神的集中代表。难敌从小就疾贤妒能,贪恋权势,未成年时他就因为出于对怖军的力大超人的嫉恨,设计在怖军的食物中掺入毒药,差点将其害死,长大之后,他对王权的贪婪既迫使般度五子颠簸流离,同时也把整个国家拖入了战争的旋涡之中,他的“非法”思想不但使千万人死于非命,同时也搭上了自家九十九位兄弟的生命。作品中他在临死之前,黑天对他所说的话实际上正是作者借用“达摩“思想对他所作出的审判:“造成你今日的下场的是你自己的罪恶行为……。”

《摩诃婆罗多》中,作者对“达摩”的宣扬,除了明显地体现为“正法”对“非法”的胜利外,同时还通过对“新法”和“旧法”的斗争的表现,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达摩”精神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正如中国的古人很早就提出了“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察今》)的思想一样,印度的先哲们也很早就洞察到了时代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规范的改变的道理,《摩诃婆罗多》中“新法”和“旧法”的斗争所演示的也正是这一道理。在《摩诃婆罗多》中,“达摩”精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与世俗伦理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吻合性,但是它又毕竟不同于后者,而具有更高的超越性,它往往比后者更能体现和适应历史的新的发展方向。作品中黑天形象的塑造对“达摩”精神的超越性和灵活性的演示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般度族和俱卢族18天的血腥撕杀中,黑天对般度族在战场上的最后取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俱卢族的几任杰出的统帅如毗湿摩、德罗纳、伽尔那等都是在他的授意下而被打败的。但是客观说来,黑天计谋的得逞又常常是建立在对约定俗成的战争规则的破坏的基础上的,如指示阿周那施放暗箭射杀毗湿摩;怂恿坚战谎称德罗纳的儿子死了,令后者分心;不等伽尔那从泥泞中推出战车就让阿周那偷袭,黑天的这些计谋相对于当时敌我共知的不能偷袭、不能暗箭伤人、不能在对方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进行进攻的战争规则来说,的确是“不够光明”,为此他也招致了难敌甚至是自己亲生哥哥的指责和诅咒,但是,面对自己的“非法”行为,黑天却作出了这样的解释:现在已经是世界历史的第四时代,前一时代订下的法已不适用了。黑天的话形象地体现了古代印度人对“达摩”精神的辨证理解,而且也正如郁龙余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对“达摩“精神的辨证化理解和表现恰恰是两大史诗的一大高明之处:“它塑造的正面英雄守护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法,而是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有所滚动变化发展的法”。




(二)艺术特色

在古代印度,《摩诃婆罗多》通常并不被认为是“诗”,而被称为是“史”,这一称呼与人们对《罗摩衍那》的评价——“最初的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代印度人对两大史诗的不同评价,形象地说明了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觉察到两大史诗在内容、风格等方面所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而且相对而言,人们也更倾向于认为《罗摩衍那》更符合文学作品的创作规范,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更为突出,但是即便如此,《摩诃婆罗多》也仍然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它的艺术特色明显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结构宏伟、气势恢弘,具备概括整个时代面貌的艺术力量

《摩诃婆罗多》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宏篇巨著,其具体内容诚可谓是天上人间,应有尽有。史诗内容的丰富庞杂形象地体现在印度的一句古谚中:“在《摩诃婆罗多》中找不到的,在婆罗多国(印度)也不会找到。”另外,《摩诃婆罗多》的中心故事与附加成分的比例“失衡”也更是世所罕见,毕竟后者的篇幅有前者的4倍之多。但就整部史诗的艺术构架来看,《摩诃婆罗多》“包罗万象而结构完整,内容庞杂而形式统一,头绪纷繁却主次分明。” 《摩诃婆罗多》高超的艺术架构能力突出地表现在其对“框架式”结构形式的灵活运用上。该史诗以两大家族的纷争为中心,既具有“框架式”文体结构的一般特点——“在一个主要故事中套进一个一个的插话,就像一棵古榕,枝杈蔓延,主干之外,还垂下不少的气根”,同时也具有自己独具的特色。《摩诃婆罗多》采用的是一种对话式的框架结构,戏剧式的对白对整部作品的框架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该史诗的众多故事常常都是在吟诵者与听众,作品人物与人物的对话中展开并结构成整体的。《摩诃婆罗多》中两个最为著名的插话——《那罗传》和《莎维德丽》无不是通过这种形式呈现出来的:它们都是林中修道仙人为安慰五兄弟而为后者所讲述的故事。对话式框架结构的采用既极大地方便了史诗中众多内容的连接、贯穿,同时也为史诗对众多内容的吸纳大开方便之门。也惟其如此,《摩诃婆罗多》才具有了海纳百川般的气魄和容量,它既是人们实际生活的最好的指南,也是神圣的道德经典,是将士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学者们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而这些也正是它千百年来一直在印度历久弥珍的一个重要原因。


2.艺术风格平易朴实,艺术想象大胆夸张,而又朴素自然

《摩诃婆罗多》在古代印度被称为是“史”,而非“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与《罗摩衍那》相比,它的艺术风格相对较为平易朴实。这一特点既突出地表现在它的语言的简洁朴素,不假雕琢上,同时也更鲜明地体现在它新颖独特而又朴素自然的艺术想象力上。

善用夸张是两大史诗的共有特色,而这一共有的艺术特色的形成无疑也都是与印度人形象思维能力的高度发达紧密相关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仍能从中发现它们之间的显著的不同。如在极言事物的“大”或“多”上,《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都喜欢使用大数字,动辄上亿、上万,但是在《罗摩衍那》中,这些数字常常是通过不确定的概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成亿成兆的猴子”、“多于一亿的罗刹”,与此相反,《摩诃婆罗多》中的数字即使是夸张也常常喜欢以一种非常“精确”的形式来表现,如在极言俱卢大战的惨烈上,《摩诃婆罗多》用来描述尸体数目的数字就带有这一鲜明的特点,书中的相关数目是“16.60044165亿”,如此精确的数字,即便是夸张也丝毫不会让人觉得故弄玄虚,这一用法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印度式“史学”的求真精神。

另外,《摩诃婆罗多》朴素自然的艺术想象力还十分生动地体现在该作品对持国夫妇的丧子之痛的细节刻画上。作品中,大战结束后,持国夫妇丧失了100位儿子,他们满怀悲愤无法倾诉,虽然理智上他们接受神的调节,同意与般度五子讲和,但是他们情感上的怒火却仍有不由自主的流露。在与怖军拥抱时,虽然黑天早已利用持国的眼瞎,偷梁换柱把一尊铁像塞到了持国的怀里,但不知情的持国在面对这位杀死自己长子的“凶手”时,他的双臂无法不不由自主地越勒越紧,最后竟然把铁像也挤碎了。而他的妻子甘陀利的愤怒的目光虽然只是从蒙眼的手巾的缝隙里漏出了一点点光,但也立刻把坚战的脚趾给烧焦了。作品中有关持国夫妇的愤怒之情的细节描写显然也使用了夸张手法,但是读者在读后并不觉得匪夷所思,不可思议,相反,联系两位老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痛,这样的描写反而会让读者觉得十分得贴切。这一细节描写也形象地反映出了《摩诃婆罗多》即使是在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时,也仍十分注意把想象与现实合理调配,在玄妙感的追求中仍优先考虑真实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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