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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族国家历程回顾


       西方主要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历史回顾,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其国家制度的来源与依据。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从更深一层意义上来说,民主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政治精神,这是英国政府制度变化的主要意义。英国人起初并不了解自己创造的历史意义,反倒是邻人先看出这一点来,法国启蒙主义理论家是民主制度的设计师,他们所设计的政府是三种形式,即君主制、贵族制与共和制,这三种制度都是民主制度,其中最为他们所推崇的当然是民主制。英国人似乎更多地是一些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正象边沁所指出,他们进行的君主立宪改革本身并没有立即得到哲学家与理论家们的赞同,英国的理论家们远远落后于本国的实践了。相反,是在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发表之后,英国人这才意识到,英国已经拥有了比起王权统治下的法国更为先进的国家制度。

詹姆士一世

 然而历史的事实常常令人感到迷惑不解,历史从来不是直线前进更不可能是飞跃,任何一种进步都十分缓慢。在英国这样古老的国家里,一切变化也是相当迟缓的,15-17世纪,英国都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封建专制势力再次加强,詹姆士一世是一爱好舞文弄墨的君主,他曾经亲自写过《皇帝的天赋能力》与《自由君主制度的真正法律》等文章,反对国会限制王权,主张王权至上,把王权说成是神授的,君主能力是天赋予的。正如我们上文已经指出,这已经是基督教的老调重弹了,没人任何人会真正为它所说服。但是事实是,直到17世纪,英国的国家政治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封建民族国家转向近代民族国家即资产阶国家。这一历史变化发生于17世纪初期的斯图亚特王朝。经过宗教改革,英国的清教徒所代表的是一种新兴阶层的力量,清教与英国王朝之间的斗争并不是政教之争,而是资本主义以宗教为武器与国王进行的斗争。这是英国特有的斗争方式,英国没有发生过法国大革命式的激烈斗争,英国革命给人的印象是温和的,英国哲学家柏克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攻击法国大革命是毁灭人类的暴动,当法国革命者将路易十六及其美丽的王后被送上断头台时,有的英国人还感伤不已。

断头台上的查理一世

 事实上,英国人从来不象柏克所描述得那样,查理一世被处死早于路易十六一百多年,法国人不过是英国人的学生而已,柏克有什么理由骂法国人呢?再说。英国国会的历史命运也不是一帆风顺,1629年英国解散国会,这一切都表示,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任务。1640到1653年召开的长期国会充分显示了新兴力量的强大,国会与专制君主之间斗争首先在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展开,最后终于引起了内战。其结果是1649年1月27日,查理一世被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人民的公敌”之罪被处以死刑,英国宣布废除王权,实行共和。以后虽然再次经历了反复,但任何王朝复辟的企图都只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1688年的“光荣革命”最终为英国王权制度划上了句号,民主共和制度在英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时距查理一世被处死不过40年。英国民主制对于世界影响如此之深刻,以致于孟德斯鸠把民主制度说成是“英国的制度”,由此可见世人对其评价之高与它的深远历史意义。

 欧美主要国家的近代政体民主化进程可以说是各有特色,英国人被看成是温和的改革者,法国大革命则使其得到了激进的革命党的称号。

 法国是启蒙主义的大本营,也是民主政治学说的起源地。启蒙主义杰出代表人物大多出于法国,其中对于法国革命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卢梭是一个日内瓦钟表匠的儿子,虽然他一生主要活动在法国,但他耻于成为法国封建王朝的顺民。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人都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人权与平等自由。但是,正象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他们对于封建王朝专制的反对是软弱无力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推崇中华帝国这样的东方专制国家,伏尔泰等人极端崇拜中国帝制,清代乾隆皇帝等人被他们说成是一代明君。虽然他们的目的是要抨击法国王权,但关于东方帝国专制的赞美也反映出他们思想的局限性,这一特点已经引起现代法国学者们的关注:

 

例如,在《中国人的近代史》第1卷第196-210页中即持这种观点。虽然中国皇帝以专制君主而施政,其权力在许多方面都比法国国王更大(因为中国君主可以自由地决定其继承问题并指定其儿子中最称职者为其继承人,甚至他可以选择其家族之外的其他成员),他可以变得滥用职权:‘但丝毫没有专制的特征’。…中国对于皇权有一种很高尚的想法,他们的政府完全是在这种美好基础上运行的,皇帝为其臣民之父,中国完全是个皇帝为其家长的大家庭1

 

       这完全是对于中国封建帝制的美好想像,近似于一种乌托邦式的虚幻观念。我们已经指出,十八世纪的欧洲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先褒后抑,经历了一个大转向。这是出于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的了解主要途径是通过传教士与东方行商,道听途说,以后才逐渐全面理解中国。另一方面则在于,欧洲与中国双方都在经历巨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观念,故所见差异甚巨。无论如何,这种对于中国帝制的赞美并且把它的专制说成是其优胜于法国王朝的原因,是极端荒谬的。

中世纪欧洲的主要大国命运虽然基本相同,但仍有各自文明发展的特色。法国王朝统治之长久,不但远远超过不列颠人,同时也胜过德国人。当德国人为普遍建立的城市公国而感到满意时,法国已经为王权统治埋下了伏线。

公元8世纪中期,查理大帝成为法兰克国家加洛林王朝的君主,经过多年征战,获得了“罗马人皇帝”的称号,这是法兰克封建王朝的开端。经过几个世纪的学习,原本是蛮族的法兰克人掌握了罗马人的农耕技术,形成了封建生产关系。查理大帝去世后,庞大的查理帝国四分五裂。公元840年,日耳曼路易与秃头查理起兵反抗继承了王位的罗退耳。公元843年缔结了凡尔登条约,从此,查理帝国分为三个大的部分:东法兰克王是路易,据有莱茵河右岸土地和巴伐利亚地区,这是条顿人的区域,相当于现在德国西部地区。西法兰克王是查理,这是罗曼斯语地区,就是现在法国大部分地区。而罗退耳依旧保持了皇帝称号,据有现在意大利等地。

从此,西欧三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历史分界基本确定,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摇篮。秃头查理的西法兰克有个小岛,地处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是王室的领地,名为“法兰西岛”,这个小岛的名称以后成为法兰西民族国家之名。从12世纪开始,统治法国的卡佩王朝就建立了强有力的统治,13世纪时,英法两国王权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亨利二世之后,英国王权就日渐衰落,无地王约翰是一个昏聩无能的君主。他在同法王腓力二世的战争中失败,而且还被教皇英诺森三世控制,被迫自称教皇的臣子。同时他在国内的统治则实行横征暴敛,目无法度。1215年6月,英国贵族们利用王权危机,使约翰在《自由大宪章》上签字,承认法律高于王权,这是英国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但在十三世纪中后期,法王路易九世却建立了强大的王权统治,法国在路易九世统治期间,西北领地直到地中海边,国家政府职能大大加强,军事力量也十分强大,外交顺利,成为欧洲最强盛的王朝。英法百年战争之后,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世再次统一全国。到17至18世纪的路易十四时期,法国仍然是欧洲大陆王权最巩固的国家。

但也就在这时,法国市民中多发生的暴动已经预示了暴风雨即将来临,1648年到1653年,法国贵族与市民联手发动了投石党运动,市民暴动,成为法国民主力量反对专制的特有形式,巴黎,不但是法国的中心,也成为了一个以市民暴动著称于世的大城市。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象征,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世界经历了两种革命的时代,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武装斗争与其他形式的革命蔓延世界各国,成打的王冠滚落在地,世界各国民族解放与民主斗争此起彼伏,形成一个浩浩荡荡的文明进步浪潮。在这一历史浪潮中,各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有的民族甚至从原始社会、奴隶制度社会一变而为现代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制度成为了欧洲与美洲最普遍的国家制度,无论是采取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它都代表着一个世界新纪──人们称之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民族封建国家被民族民主国家所取代,这种民族民主国家中除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发达国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的起义者攻克巴士底狱,欧洲最强大的法国王权宣告覆灭,同时也意味着统治人类世界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面临覆灭,虽然封建制度本身还会以各种形式存在,但作为民族国家的主要形式,其命不永,已昭然于世。7月14日成了法国国庆日,法兰西以一个革命民族著称于世。从1789年7月14日起到1794年7月27日,短短五年之中,法国革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种政体与政党,各种政治势力把巴黎变成了政治变革的试验场。先后登台主政的有君主立宪的“斐扬派”(1789年7月14日至1792年8月10日)、代表工商业主利益的“吉伦特派”(1792年8月10日至1793年6月2日)、最后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雅各宾派”(1793年6月2日至1794年7月27日)。最后,法国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其影响却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

如果从宏观看,学者们愿意承认英国革命在代议制度上的贡献,美国独立战争所创造出的宪法,而法国大革命所留给人们的只是革命原则。甚至于对这种革命原则还持一种怀疑态度,俄国作家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有一句名言“米罗岛的维纳斯远胜过法国大革命的原则”。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其实不然,法国大革命所创造的并不只是一种革命原则,它是民族国家形式进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建立的思想观念主要是由法国大革命所创造,这一创造经历了两个世纪之久,从启蒙主义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到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这是西方近代国家思想最重要的柱石,其评价无论怎样都不为过高。《人权宣言》中所说:“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每个人都有获得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主权属于人民。”这是国家主权首次真正得到全面的表述,人民为国家之主体,民主为国家之政治原则,平等自由是社会道德之基石,无不从此而确立。取消封建等级特权、皇帝与贵族的特权,而代之以人权与法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是至今为止人类社会的最有价值的法律本位思想。公民具有自己表达思想意见的权利,享有言论、著述与出版自由,这一思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宪法的基本观念。私有财产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是文明创造之源,自渔猎文明与农业文明开始之后,人类私有财产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这一事实最终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难道能说这样的国家与政府建构体制没有贡献吗?历史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前人所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历史问题的产生其实就是它的创造的开始,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在产生问题的同时产生了。

路易十六的死刑

1792年9月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国王路易十六因为与外国势力勾结,反对国民公会,于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这虽然不一定是对付专制君主的最好办法,但按照法律行事是当时的一种指导思想。1793年罗伯斯庇尔所提出的《粮食最高限价法案》在国民公会获得通过,这是国家管理史上的重要创造,政府以法律形式实行经济宏观管理,制约不法奸商与反对派危及社会的经济行为,这是民主政府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而创造者就是法国大革命本身。它对于以后俄国革命新经济政策提供了借鉴。这是政府机构与管理重大创造。

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论历来不一致,甚至针锋相对,这种状况早已经为世人所共知。但笔者要强调的是,即使是对于法国大革命持不赞赏态度的,有一定历史观念的学者,仍然能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双重意义,它的推翻旧专制与建设新体制的历史作用,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说: 

托克维尔

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

但是搬开这些残渣碎片,你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社会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与此相似的政权。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新权力,或者不如说,这一新权力是从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中自动产生的。的确,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强大百倍。1

 

       与大多数英法历史学家一样,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仍然有一种恐惧感,虽然他精研大革命的所有资料,但这些资料毕竟是故纸。法国大革命活在他们心中的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所描绘的场面,一种民众起来暴动的恐怖场景,昔日受尽压迫的市民与工人以暴力来对抗贵族,血腥复仇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巴黎。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有民主固然可贵,但有了民主未必就有自由,特别是个性自由,法国启蒙主义的理性王国当然不是法国大革命所创造的政府。这种顾虑以后果然得到了验证,不过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后了,一种新专政形式诞生之后,更多的地方令人回想起法国大革命。当然,这已经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内容了。

 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已经越过了国家政府建构的思想,成为西方文明的宝贵财富。不仅对于法国与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且对于世界的封建专制制度,法国大革命都是它们思想上的终结者,而且法国革命所创造的民主政府体制,也为后世供了最丰富的经验。

        也就是在英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同一时期,远离欧亚大陆的美国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一种联邦制度的新国家。这个新大陆国家与其新制度,它所具有的民主色彩与法制精神仅从形式上看就是旧大陆诸国所远远不能比拟的。尽管联邦制度对于历史学家们现在仍然是一个谜。它比起一般的民主共和国来说显得更有生气,更有利于限制中央集权,却是一个基本赞同的结论。

在分析了世界上民族国家的主要类型—西方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之后,我们它的历史进程,即从封建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进程中得到极大的鼓舞。这一进程起于英国君主立宪,以法兰西共和国划上句号,一种理性王国的模式为世界文明增添了异彩。但我们仍然要以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卢梭的话作为这一理性王国神话的结束: 

卢梭

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开事务;并且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人民若是因此而建立起来各种机构,就不会不引起行政形式的改变。2

 

       我相信,这段话确实是这位民主斗士的肺腑之言,难能可贵的是,他早在18世纪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1 []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22页。 

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8页。

2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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