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珠玑饰华服 --- 汉代珠襦

以珠玑饰华服 --- 汉代珠襦

作者：李丝丝

一、何为“珠襦”？

“珠襦”一词最早应是出现在东汉班固编撰的《汉书》里，霍光在废除昌邑王刘贺时，“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前汉纪·孝昭皇帝纪》和《太平御览》等书中也有描写此场景，太后也都是身着此盛服“珠襦”。《西京杂记》里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汉书·佞传》、《前汉纪·孝哀皇帝纪下》、《太平御览》中，又都有记载哀帝以“珠襦玉匣”赐予董贤。

根据《汉书·音义》:“贯珠以为襦，形若今革襦矣。” 以及《太平预览》服章部十二的“襦“字条下，提及“太后被珠襦”时，有一注解：“如淳曰：以珠饰襦。” 又有《说文解字·衣部》里：“襦，短衣也。”“襦”、“裙”是中国古代服饰“上衣下裳”的基本形制之一，上衣称为“襦”，下衣为“裙”。

从以上文献记载的字面上理解，“珠襦”就是由珠子穿缀或装饰而成的短衣。

史籍文献中所记载古代贵族日常所被珠襦的奢美华丽的镜像和场景，因缺少历史图像的信息传载，已难以客观复原。但我们或可从墓葬文化的遗存中寻找其蜘丝马迹。虽然，墓葬考古出土的作为敛具的珠襦，与日常佩戴器的珠襦，或为两种不同功能和形态器物，但作为事死如生的墓葬文化，至少也是其中一种场景复制。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在汉代出土物里，仅有被归为珠襦的仅有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广西西林铜鼓墓葬和云南滇文化墓葬里的几例（或许很多高级贵族墓葬的珠襦敛妆已散佚打乱，无法重组而信息无法保留）。

年代是西汉初期的广州南越王墓里，在墓主玉衣的胸腹部发现有不同材质的细小珠饰散布成片，其中浅蓝色的小玻璃珠最多，另外几种是70件浅蓝色玻璃贝、32件金花泡、13枚素面金泡、49枚素面银泡和14枚素面鎏金铜泡。部分珠饰的底部，残留有丝绢痕迹，原本应是缝缀在织物之上。根据出土位置，并没有能够全部复原，但发掘者推测认为这些珠饰就是珠襦。

（南越王墓珠襦复原图）（南越王墓珠襦构件组成的图案）

1972年在广西西林普驼发现墓主人可能是汉代句町族首领的铜鼓墓葬，墓葬年代为西汉前期，在铜鼓里有排列有序都有穿孔的绿松石珠，其中有线贯穿，并同绢布、玉管、玛瑙串珠粘连在一起，报告者认为是用来裹殓人骨的珠襦。可惜出土时已经被扰乱，无法复原。

在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古墓群里，珠襦在中上层贵族阶层中间被普遍使用。在李家山年代都是在汉武帝设置益州郡之后、随葬器物丰富程度明显超过西汉早期同类型墓葬的大型墓葬里棺内，通常都发现有使用豪华版“珠襦”作为葬具殓尸。如M47的主棺上覆盖有两面缝缀的珠襦，里面以蓝色、红色琉璃珠、管为主，中间杂有少量金珠、泡饰、片饰等；而外面则有玉珠、管、玛瑙珠管、绿松石珠、扣，间饰黄金金珠、片饰和神兽形片饰等。部分中型墓葬里也有形式简单的珠襦用来殓尸，如李家山M82墓中，有171件玛瑙、琥珀、绿松石制成的珠、管、扣以及绿松石小珠缝缀的珠襦。

（左：复原长约150、宽80厘米，云南晋宁县石寨山出土。根据现场考古专家复原。出自漆棺内，珠、管、扣相连，纵横有序连成一个整件，略近长方形珠衣。覆盖于死者骨架上。摘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右：复原长40、宽30厘米，云南江川县李家山47号墓出土，这些由金、玉、玛瑙、绿松石和琉璃制作而成的珠、管、扣、片等1047件穿缀成横串，串串相连，钉缝在一块白色帛布上，大致呈长方形。摘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除却西林的珠襦没有复原而无法得知其形制，但不论是南越王墓复原后的珠襦，还是滇文化里复原成长方形更似“珠被”的珠襦，实际形制均与服饰上的“襦”相差甚远。然而，结合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还是可以认为“珠襦”是用珠、管等饰件缝缀在织物之上，或者用珠、管等饰件穿缀成一种服饰，作为华美的盛服穿着，或是用于殓葬、随葬的物件。

（战汉绿松石珠襦构件秋水堂等私人藏品）

二、汉代珠襦的构件

据秦小丽的《中国古代装饰品研究》，从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青铜时代也就是夏商时期，骨牙质、蚌螺贝质和陶质人体装饰品曾经一度流行，但流行地区和时间都有局限性，也缺乏其它材质如玉石材质具有的连续性。玉石材质是这个时段里最为普遍的人体装饰品，各个地区、各个时期均有发现。金属材质在夏商时期开始出现，釉砂和玻璃在周代开始出现，汉代珠襦上都出现有这些材质的饰件。

1. 玉石材质

软玉（透闪石）、绿松石、玛瑙、水晶等是战汉时期广泛应用的制作礼器、饰物的名贵原材料。玉石材质也是汉代珠襦的主要构成部分，如西林铜棺墓葬珠襦上的绿松石珠、玉管和玛瑙串珠等。云南滇文化珠襦里绝大多数也都是玉石材质。

玉饰件大多为米黄色和白色，部分为浅绿色和苍绿色，质地疏松，硬度较低；玛瑙饰件的色彩非常绚丽，有白色、浅灰色、红色、橙红色和深红色等，部分还带有不同颜色的天然条纹和带纹，质地坚硬，光泽较好。玉和玛瑙饰件的器型类似，皆为管、珠、扣等，并都有用以穿系的穿孔。

（玉珠，石寨山墓群出土）

（玛瑙珠饰，李家山18号墓出土）

绿松石是缝缀滇文化珠襦的大宗，它们的器形都较小，颜色有草绿、浅绿、蓝绿等色，受沁后大多残破不堪。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绿松石珠，数以万计，但是石质较差，加工制作方面粗糙，表面打磨也不甚光滑，出土时成片出现，手一触碰即会成为粉末。而绿松石扣则多是依照石材的自然形状制成圆形或椭圆形，石质稍好的会略加雕琢为兽面、蝉形等。

玉石构件里一种被称为“扣”的乳突扣形饰件最为特别和最有地方特色，质地上有玛瑙和绿松石，也有小部分是玉质，颜色上丰富多彩，有红色、白色、绿色、杂色等多种。如江川李家山M51里，有玉扣1枚、玛瑙扣209枚、绿松石扣235枚。这些扣形玉石饰件，大小虽然不同，但造型基本一致，多为圆片形或者椭圆片形，正面的中部有突起，或有顶平或作圆柱状的乳钉，也有雕刻成蝉形或动物面形，一般在背面都有互相联通用以穿系的双孔。根据赵美的《滇文化墓葬出土乳突扣形玉器的使用研究》，这些扣形饰件除了缝缀在青铜剑的剑带上或者镶嵌在青铜扣的中心位置，就是缝缀在滇人的披衣上。类似的扣形饰件，在广西西林铜鼓墓葬里也同样有发现几件。

（绿松石扣，其中有动物面形、蝉形，石寨山墓群出土。）

（玛瑙扣，石寨山古墓群出土）

（玉扣，李家山47号墓出土）

（玛瑙扣，石寨山墓群出土）

2. 玻璃材质

南越王墓珠襦上的玻璃珠为扁环形，数以千计地散乱在玉衣的胸部，大小相似但不尽全同，直径为0.3-0.4厘米，孔径为0.2厘米，大多为黄白或灰黄色，个别青绿，清洗后为浅蓝色，制作方式是在高温下拉丝围圈而成，出土时朽坏严重。玻璃贝是为仿贝形的模铸器，大小不尽相同，长约1.4-1.5厘米,宽约0.9-1.1厘米，贝的底边磨平，正面当中凹下，并有纵向或窄或宽的凹沟，沟槽较宽的透出底面，窄沟的则不透底。宽沟便于穿线而无穿孔，窄沟的则另钻有两个小孔，凹沟两侧有密排齿状线纹。经过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能谱分析，此贝为铅钡玻璃。根据《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里干福熹的研究分析，南越王墓葬出土的玻璃大多为铅钡玻璃，少数为钾玻璃；而云南晋宁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的玻璃珠是为钾玻璃。

（琉璃贝，南越王墓出土）

（六棱玻璃珠，李家山22号墓出土）

和其他古代文明中心一样，在玻璃制作技术出现以前，都是先有主要成分为石英砂的釉砂（国外考古界称为faience，中文翻译为“费昂斯”），其中只含有少量的玻璃质。我国目前最早的釉砂始于西周陕西和河南等地区，考古报告里一般称它们为“料珠”、“石英珠”等，数量甚多，外形方面除了类似西方出土的管状外，还有圆形、扁圆形等，并且大都是与玉石珠管组成串饰而同时出土，应是玉石的代用品，仿制绿松石珠饰件可能是制造釉砂饰品的原因之一。通过化学成分的分析和比较，这些釉砂制品多为我国自制产品，陕西、河南是当时的主要产地，后期一直延续到汉代，生产地区也相应有所扩展。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晚期楚墓出土被称为“料珠”的器物，实质就是釉砂珠。江苏苏州真山大墓里的菱形孔雀蓝色料珠，虽然没有经过化学分析，但与西周及春秋墓中的料珠基本相同，推测也是釉砂珠。

（釉砂珠管，河南淅川下寺春秋墓出土）

（釉砂珠，江苏苏州真山大墓出土）

根据李青会的《中国早期釉砂和玻璃制品的化学成分和工艺特点探讨》一文，西周到春秋时期五百多年的釉砂制作技术为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受有其他文明的影响，中国古代釉砂和玻璃制作却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从西周时期釉砂制作开始，经过春秋时期的技术积累，到战国时期我国本土玻璃业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玻璃器的数量、种类和地点大为增加，其中璧、剑饰、耳珰和印章等器型和纹饰都具有明显的中国风格。经过化学成分检测，这个时期的玻璃器大多属于我国独创的铅钡玻璃。另外在长沙战国墓葬中，还发现有一种新型钾玻璃与铅钡玻璃珠同时出土。

西汉时期出土铅钡玻璃的墓葬已经扩展至全国广大范围内，包括了南方两广地区和西南云南地区。而钾玻璃制品在广西合浦、贵县等地汉墓里有大量出土，器型上以玻璃珠为主。在此期间，肯定有一定数量的外来玻璃珠输入。有关研究表明，西方所生产玻璃器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化学成分上，都与我国南方和西南地区自制的玻璃迥然不同。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汉代的玻璃制品绝大部分是由我国本土制造生产。在两广地区的汉墓里，大量玻璃珠、杯等制品出土于一般平民小型墓葬里。

3. 金属材质

我国黄金制品最初大致始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四坝文化，器物多为小件人体装饰品，稍晚于欧亚草原，而且与欧亚草原地区出土的器物多有相似之处，应是受到了它们的影响。黄金制品产生时，正值青铜器和玉器发展的繁荣时期，仅有部分地区的部分人群开始使用黄金器物装饰身体。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器才开始大面积流行，用于装饰之外，器物种类增加，但是各诸侯国所在区域的器物类型、形制、制作工艺、艺术风格等还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域特色。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各地区的交流和融合加深，全国范围内出土器物的形制和装饰手法，即使在边远地区也已经十分相似，就比如滇文化珠襦上出现有与内蒙古等北方地区类似的金珠和兽形纹金饰。

（黄金珠、管饰件，李家山墓葬出土）

滇文化珠襦上共计有5000余件黄金饰件，主要形制是为枣核形、球形、灯笼形、管状、环状和极小的细金珠以及联珠条形金饰、神兽形金片饰、花形金饰、云形金饰等。我国境内的珠形金饰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有出现，例如陕西凤翔出土908枚椭圆形金珠，内蒙古阿鲁柴登出土91枚枣核形金串珠，内蒙古东胜市碾房渠窖藏出土30枚圆形、扁圆形、棱形、多角棱形、枣核形等多种造型金串珠，以及北京延庆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墓主胸前出土2件以细金丝卷制成螺旋形的金串珠项饰。这一时期的金珠多是以细金丝或金片卷制而成，但是西南地区主要流行鎏金铜器，还没发现有金珠饰件。以兽形纹饰为代表的青铜牌饰是我国北方游牧文化的突出特征之一，在青铜器牌饰广为流行的同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兽形纹黄金片形饰件，其中以内蒙古阿鲁柴登和西沟畔的发现最具代表性，其他地区如河北中山王墓、北京延庆军都山、内蒙古宁城、辽宁凌源以及新疆等也都有兽形纹金饰出土。

（黄金饰件，李家山墓葬出土）

（金珠，内蒙古阿鲁柴登出土）

（兽形纹金饰，新疆哈巴河东塔勒德出土）

南越王墓珠襦上除了玻璃珠和贝，就是金花泡、素面金泡、银泡和鎏金铜泡等泡饰件。银泡稍小，其他泡饰直径大致都约为1.1厘米，高约0.5厘米。其中有2枚金花泡的纹饰最为繁缛精细，其泡壁很薄，泡体为半圆球形，泡体的球面上装饰有金丝组成的花瓣和极为细小焊珠构成的九组图案，而其底口处为平折沿,底口稍下处焊接有一根当为穿系之用的横梁。其余30枚球面形泡体上的装饰纹样稍为简化，其中还有4枚顶部圆圈纹内残留有一粒绿松石。

（金花泡，南越王墓出土）

与这2枚有着类似纹饰的金花泡，在与南越王墓大致同年代的江苏盱眙县大云山1号江都王墓和山东浮来山城阳国西汉墓都有出土。而我国境内迄今为止最早的金泡饰是安阳侯家庄M1004出土的1枚商代晚期金泡，其泡体正面中央凸起一个无纹饰平顶小圆面，背面粘有朱红色及黑色附着物，应当是衣帽或皮革上的装饰品。春秋战国时期在多个地区有圆形或方形金泡饰件出土，如陕西宝鸡益门村M2、凤翔马家庄1号建筑遗址、内蒙古阿鲁柴登和河北燕下都30号墓区等地，其中有些金泡饰有兽形纹，宝鸡益门出土的方形泡上兽目内另嵌有料珠。另外，在安阳侯家庄、河北中山王墓和新疆阿合奇县出土有包金铜泡，乌鲁木齐市还出土有包金的铁泡。

（金花泡，江苏大云山汉墓出土）

（金花泡线图，山东浮来山西汉墓出土）（金泡饰线图，安阳侯家庄出土）

（金泡，半圆形，中部隆起，背有一横梁。陕西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出土。）

（圆形鸟纹金泡饰，内蒙古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墓葬出土。）

（金泡饰，河北燕下都30号墓区出土）

我国开始使用黄金制品的时间明显晚于古埃及和西亚地区，但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青铜冶炼的突飞猛进和铁矿业的极大发展，黄金的开发、利用和制造势必会被带动和促进起来。1984年在河北兴隆县发现两处战国金矿遗址，这意味着我国在战国或稍早时期就已经开始发掘金矿和冶炼黄金。根据安志敏、安家瑶的《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阿鲁柴登、西沟畔以及河北易县燕下都等战国墓地出土的兽形纹金牌，都是用我国青铜器制造上特有的失蜡法铸成。这些兽形纹金牌背面还刻有用篆文表述的重量和编号，表明它们是由战国时期中原工匠所造。西汉时期广州南越王墓珠襦上金花泡上的焊珠工艺，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就已出现，古埃及、克里特、波斯和印度等地都曾有流行，齐东方认为焊珠工艺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也即战国晚期，首先在西北游牧民族地区流行，中原地区到西汉时期才有发现。至于出自南越王墓西汉初期的金花泡，虽然孙机认为它们极有可能是由海外传入的西方工艺品，但是鉴于汉代当时黄金制造业已有的发展和国内各地区的广泛交流，它们到底是从海外进口而来，还是由汉代工匠运用外来工艺仿制而成，应该还有探讨的空间。

（战国菱型金珠秋水堂藏）

三、汉代之前的考古发现

1. 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

用各种材质的珠、管和其它有孔饰件组成的串形装饰品，是人类最早佩戴的人体装饰品，在中国的出现时间大约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或者新旧石器时代交替之时。而自新石器时代起，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里发现有串珠被缝缀在衣服边缘、袖口、腰部等部位作为装饰。

西北地区的青海民和核桃庄墓地是一处辛店文化的墓地，在这里发现11例有串珠出土在墓主的颈部、胸部或肩部，还有在两腿骨之间、盆骨处或是背部，这些材质为骨质、绿松石、玛瑙和石膏的串珠，或许就是衣服上缝缀的装饰物品；江浙地区良渚文化时的管珠串饰异常发达，在反山和瑶山墓葬里，经常在胸部、腰部和腿部发现有管珠串饰。根据出土位置，并不能排除它们是服装上的串珠缀饰。余杭衣钵山墓葬M1里，从头到脚的整个身体周围都分布有玉管和玉珠饰件，这些很有可能是衣服上装饰用串珠，用来殓葬尸身；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大甸子墓地里，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M672中，有在两腿部位发现用一匝26行，每行约用8枚左右，共用226枚贝壳来装饰服饰。类似的服饰装饰，在此墓地里一共发现有5例。

（内蒙古敖汉旗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M672出土）

2. 春秋战国时期

或是因为珠、管饰件是盛行并带礼制意味的组玉佩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西周时期有可归为珠襦的饰件资料。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在历史文献里有这个时期使用珠襦的记载，如《史记·齐太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记载，齐桓公曾以珠襦和玉匣殓葬；《吴越春秋》里吴王阖闾葬女时：“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而且根据考古发现，在多个地区墓葬里也确实有用各类材质珠、管穿缀为衣，或穿戴在死者身上用来殓葬，或放置在棺内、匣中用以随葬。

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大墓是一座时代为春秋中晚期的吴王墓，在棺床外有一漆盒，盒中放有由大量的玛瑙珠、水晶珠、绿松石珠和料珠等组成的串饰。棺椁之间的西南角有一漆匣，其中也有数千粒玛瑙管、绿松石珠、孔雀石珠、水晶珠。在棺床上，更是布满万余件玉珠。大约同时期的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乙组M2中，出土千余件石珠、玛瑙珠和料珠，虽然它们的具体位置和组合关系不详，但都出土于棺内，有理由可推测为珠襦。在陕西宝鸡益门村春秋晚期偏早阶段的二号墓棺内，也有出土将近三千件足以组成珠襦的金珠、金管、玛瑙管珠、绿松石块珠、料珠、料管。

（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大墓出土）

浙江东阳前山春秋晚期越国贵族墓里出土有3000余件玉石珠、管、条、环、玦、月牙形饰。如位于石棺床中部标号为M1:36的饰物，是1000余件两端穿孔的细小条、珠、管，分布在直径1米的范围内，并伴有大量有机质物品腐朽后形成的黑灰土，发掘报告者推测它们为服饰装饰件。质地上主要是软玉、绿松石、玛瑙和水晶等，也有少量的萤石。除此之外，在石棺床后端还有1000余件玉珠，呈堆状分布，据发掘者推测，原来可能是盛放于圆形漆盒中。而河南固始候古堆春秋末战国初期宋景公之妹勾敔夫人墓里，直径0.2厘米的料珠散遍死者其身，发掘者推测“当是随葬系全身佩戴，穿线已朽。”

（左：绿松石珠、右：扁方形玉饰，东阳前山春秋晚期越国贵族墓出土）

（左：微细型扁条形玉饰；右：玛瑙水晶扁条形饰，东阳前山春秋晚期越国贵族墓出土）

浙江绍兴战国初期的一座贵族墓中，墓底及土台上有千余件绿松石珠和5件琥珀圆珠。土台以北也散有大量玉、水晶、玛瑙及绿松石珠管，分布范围大致呈长方形，西端已被破坏，残长235、宽约80厘米。在饰物间发现有零星骨渣，可认为墓主人尸骨所在部位，这些饰物应是为殓葬之用。四川茂汶县牟托镇战国时期石棺葬中，有数千颗红色玛瑙珠、蓝色釉砂管和珠、绿松石珠、玻璃珠等，覆盖于棺中的木板上面，在散落珠子的位置也可见丝、毛和麻织物，这些或许也就是珠襦。

（绿松石珠、紫水晶珠、玛瑙管饰件，浙江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浙江博物馆藏）

四、小结

自人类开始用串珠装饰身体以来，新石器时代就有用珠管饰件装饰衣服，或者用珠管饰殓葬、随葬的习俗。春秋战国时期，身份显赫者如吴王等已经使用由大量珠管饰件组成的珠襦。《墨子·节葬下》里有：“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这从侧面说明，那时“金玉珠玑比乎身”的珠襦已经非常盛行，甚至到了奢靡的地步。但是，“珠襦”这个称谓，应只开始于汉代。

“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也就是两汉大型墓葬里时常出现的玉衣。汉代帝王将候之所以用玉衣作为殓服，是因为汉人继承并发展了儒家“贵玉”的思想，以及他们相信玉能保尸体不朽的说法。而由不同材质构成的珠襦，则应代表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以及财富。西汉帝陵的地下墓室至今并没有正式发掘，事实是否真的如《西京杂记》所记,珠襦和玉衣同为西汉黄帝的殓葬器具，我们暂且并不能知悉。在可以作为参考的诸多诸候王墓葬中，却只有地处岭南的南越王玉衣内发现有珠襦。

（玉衣，南越王墓出土）

在西南滇文化墓群里，用珠襦殓葬却是普遍现象，但未见中原文化里盛行的玉衣。赵美在《滇国出土玉器中“珠襦”的新探讨》里，提出滇文化“珠襦”应是“珠衣”的观点，他认为滇人有在衣物上用玛瑙珠、绿松石珠以及各种乳突扣饰件进行装饰的风俗。江川李家山墓地M71里喂牛铜扣饰青铜人像的衣服装饰和昆明羊甫头墓地M113出土的剑箙上线刻人物图案，给此观点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从滇文化青铜器物上来看，在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以前，滇文化主要体现在地方与民族特色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还不大。在被纳入汉朝版图之后，在中央政府一系列的政治措施下，滇池区域与内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发生了深度交融，比如出土文物里出现了五铢钱、汉文印章、形制与汉文化渐趋一致的兵器以及从内陆直接输入或者仿制的生活用具等等。在江川李家山大墓中又有不少产于东南沿海的海贝随葬，这也表明滇文化区域与东南沿海也早就存在相互交流。年代在汉武帝之后的李家山大型墓葬里普遍出现珠襦的现象，和珠襦上各种特色的构件，应正恰如其份地体现了滇文化区域与内陆和岭南沿海之间的融合。广西西林位于滇、黔、桂三省交界处，普陀铜鼓墓里随葬品也明显同时具有中原内陆的风格和浓厚的地方色彩以及滇文化器物风格，句町王使用珠襦随葬，或也是与滇文化为类似情形。

（喂牛铜扣饰，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

珠襦作为华丽的盛服在生前穿着，作为珍贵的赏品赐予宠臣，在主人死后作为殓葬器具或随葬物品，不仅代表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也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更是不同地区社会文化以及丧葬习俗的反映。珠襦上的各个构件，从材质、到形制、从制作工艺到艺术风格等各方面，都展现了不同地区包括中国境内和境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不同时代的交流和融合状况。从石器时代零星有在衣服上用串珠饰作为装饰品源起，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各区域包括边远地区如四川等地通行，并随着时间推移至西汉时，或许中原地区已经很少见到珠襦，但在岭南南越国还在使用，以及西南滇文化珠襦至少被使用至西汉晚期或东汉初期，这些都与当时当地的习俗、社会需求以及生产资源等相关，也是一种文化在不同时空里存续、演变和传播的一般规律。

（春秋-战国玛瑙、水晶竹节管组件秋水堂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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