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帝王墓葬，大多在早年就已被盗，相关的资料也少，一些重要的墓葬大多是贵族墓，时段也偏于中晚期，2000年，大同雁北师院发现了一座北魏中期贵族墓葬。
大同雁北师院宋绍祖墓发掘时场景
此墓是北魏幽州刺史敦煌公宋绍祖的夫妻合葬墓，其形制为长方形砖砌单室墓，其中出土了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墓铭砖，可知这是迁都洛阳前的典型墓葬，其墓室中出土了一座仿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石椁，单檐悬山顶，前廊后室，面阔三间，正面覆盆式柱基上立八边形廊柱。
宋绍祖墓铭砖
宋绍祖不见于史。应为敦煌宋氏，当是太武帝时期入魏的宋繇的族人。敦煌宋氏自前凉后期被张邕残灭，宗族势力衰落，到北凉时期只有宋繇一支比较显著。据《魏书》卷五二《宋繇传》，太武帝平河西之前，遥赐宋繇爵清水公，后来作为俘虏到了平城，但是似乎受到礼遇，爵位没有改降。传称：“长子岩，袭爵，改为西平侯。”宋繇死后，才降爵。根据本传，宋繇子孙在北魏没有人能够再居高位。宋绍祖墓志所谓“幽州刺史、敦煌公”，即使是死后所赠官爵。
北魏宋绍祖墓石椁，面阔2.52怒，通进深2.65米，铺地至顶2.28米
石椁柱头大斗拱承横向额枋一道，额枋上设一斗三升斗栱和人字栱，檐枋及斗栱表面皆施以彩绘，椁室由九块大石板组成，设石门石窗石门坎石头枕石，顶上有四横六纵仿木梁结构石梁架，上托仿木椽子和瓦垄顶板，顶部正中有长脊，长脊两侧设鸱尾。
北魏宋绍祖墓石椁结构透视示意图
这是结构最为完整的北魏建筑模型，在这个石椁发现之前，世人研究北朝建筑，一般只能通过云冈麦积山等石窟的外立面或浮雕和壁画，以及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顶部的小石屋，故而像宋绍祖墓石椁是研究的中国早期建筑的重要文物。
宋绍祖墓石椁南壁门簪
其石椁不单本身是一件宝贵的建筑模型，石椁上的各种装饰，更是引人注意。其南壁门上部有莲花形门簪五枚，北宋《营造法式》小木作中板门背面绘门簪为四枚，可知北宋时流行四枚门簪，不少唐宋遗物只有二枚门簪，宋绍祖墓石椁五枚门簪证明，北朝太和年间小木作装饰比后世更华丽，另外，莲花形门簪更说明佛教的影响，其形制更可作为云冈石窟中期的一些无纪年窟室断代依据。
云冈第十窟窟顶莲花
另外，石椁外壁和棺床上雕刻了27个兽头铺首，铺首本为衔门环的底座，一般一门左右对称作二铺首，而宋绍祖墓石椁上的铺首大多不在门环位置，可见这些铺首的设置并非是为衔门环，就此有必要解释一下铺首。
宋绍祖墓石椁铺首
古时一般只有贵族皇室的建筑物上采能装饰铺首，大多为铜质，最高级别则鎏金而称之为金铺，铺首的形象都是似龙似虎之怪兽，裂口睁目，狰狞凶悍，《风俗通义》之《门户铺首》条记《百家书》云：“公输般（鲁班）之水上，见蠡，谓之曰：‘开汝匣，见汝形。’蠡适出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般遂施之门户，欲使闭藏当如此周密也。”也就是说，在门上设铺首，古人取其闭藏周密、紧固防户之意。
广州南越王墓墓门铺首
先秦的铺首遗物少见，考古发掘曾发现秦始皇所造咸阳宫宫门之铺首，到了汉代，高级别建筑之门上多有铺首，《三辅黄图》记汉初未央宫内“金铺玉户”，司马长卿《长门赋》云：“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吰而似钟音。”意思是推开玉石宫门，门上铺首门环震动大响，如钟铃一样，文学家的文字难免夸张，但至少汉代铺首已为人熟悉，汉代人视生如视死，在黄泉世界，同样盛行铺首，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及各种汉代石棺门上，都装饰有铺首。
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门扉铺首
两汉之后，铺首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器物上，尤其是墓葬中的明器。
1973年江苏六和县出土青瓷印花簋，其腹部对贴铺首衔环。
内蒙古出土北朝早期凤首壶上兽首形象
此时的铺首形已不局限于门扉两侧，器物及石棺外部多个地方，都可以施以铺首形象，此举还是取其密闭藏护之意。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元谧石棺拓片，其石棺两面中间即装饰以铺首
于此，宋绍祖墓石椁周身27个铺首，就该可以理解装饰用意了，铺首后世更为流行，凡高贵之门多有装饰，地上宫室城门，地下墓室墓门，一直流行到明清现代。
四川成都五代王建墓墓门鎏金铺首
宋绍祖中出土了一件墓牛车，完整无缺，包括牛、车和两只轮子，尤其车的形制，仿似今人熟知的“蒙古包”，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民族风格，可见北魏时期的山西代北一带，与北方的草原文化联系极深，这也正是这件文物的重要价值所在。
上图是一个巨大的模型，放置在大同博物馆的大厅中央
魏晋时期，牛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曾一度超过了马车，成为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不仅如此，牛车在车舆礼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礼制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吏，应有自己特定的颜色和质料的车盖，有不同的车身装饰等。
宋绍祖墓陶俑仪仗
墓葬出土时随葬以牛车为中心，各类陶俑组成出行仪仗，鸡冠骑马俑居前、甲骑具装殿后、侍俑鞍马息从，都表现了墓主人显赫的地位和恢宏的出行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六辆陶车模型，分为四种车型，按照前导、传乘、副车、主车的顺序依次排列，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车舆系列。
宋绍祖墓牛车出土原件
此陶车都位于出行队伍的中央，结构复杂，装饰华丽，规格远高于前车，应属于墓主人的驾乘之车。车厢为长方形，车厢四角立角柱，车盖呈椭圆形，顶部隆起，似鳖甲。车身、顶部和后门用墨线勾勒出不规整的方格装饰，车厢内部涂红彩，皂轮，朱辐。车厢两侧各开两窗谓之“四望”，窗上出挑檐，窗下分别有三孔呈放射状斜出，车厢后部开两扇门，车厢前与舆底交接处各有一孔，应该是用于插杆竖帷幔，舆前有御者执策驭牛的处所。
宋绍祖墓牛车复原图
汉魏六朝时代，由于受到社会清谈风气的影响，缓慢而优雅的风度成为士大夫阶层追求的目标，《世说新语》里就留下了很多当时著名文人乘坐牛车的记录，“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就时常乘坐牛车出游，一时成为风尚。
山西省太原市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出土 陶牛
很多人一直认为马车是古代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似乎只有达官显贵和富豪人物才会乘坐，殊不知在中国古代，牛车也曾一度成为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的首选驾乘。汉魏六朝时代，由于受到社会清谈风气的影响，缓慢而优雅的风度成为士大夫阶层追求的目标，《世说新语》里就留下了很多当时著名文人乘坐牛车的记录，“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就时常乘坐牛车出游，一时成为风尚。
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五号墓壁画中牛车
汉朝乘坐马车，礼仪繁缛，要受许多限制，乘者必须时刻保持着君子风度，于是他们转而把喜好投向牛车。牛车行走缓慢而平稳，且车厢宽敞高大，如稍加改装，在车厢上装棚施幔，车厢内铺席设几，便可任意坐卧，对于养尊处优、肆意游荡的士族大姓是再合适不过。所以，魏晋以来，牛车逐渐得到门阀士族的青睐，乘坐牛车不仅不再是低贱的事，而且已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
山西大同出土北魏杂技俑
宋绍祖墓为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葬中规制最高的大墓，除了出去的牛车和大批陶俑仪仗，其家族墓中出土了一套胡人杂技俑，颇有趣味，也很值得一说。
山西大同出土北魏杂技俑 细部
杂技是西域传入中土的民艺杂耍，汉代即有所谓的百戏，其中就有高杆杂技，这种在顶杆杂技当时时称作“缘橦”。
山东沂南（左）及安丘董家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右）上“缘橦”表演图像
据孙机先生研究，这种杂技华夏亦有，先秦文献《国语·晋语》称之为“扶卢”；《淮南子·修务训》称其为“木熙”；汉时改名“缘橦”或“都卢寻橦”。《西京赋》说：“乌获扛鼎，都卢寻橦。”。
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百戏壁画摹本，画面正中即“缘橦”表演。
《汉书·西域传》记：'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都卢、海中、砀极、鱼龙、角抵之戏以观示之。”《隶释·魏大飨碑》记曹丕黄初元年（220年）“八月八日，大飨于谯……角公鼎缘橦。”
东汉“缘橦”登杆佣
这种表演，通常是将所要攀缘的杆物立于地面之上或人担顶之，原来可能只有一个人，随后参与者越多，橦木上表演的皆为孩童，杂耍者在上做飞鸟或倒悬动作，在市井街巷中尤受欢迎。《魏书·乐志》：“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缘橦、跳丸、五桉以备百戏。”可见北朝时候，此杂技为世人喜闻乐见的程度。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唐墓出土 三彩童子杂技俑
之后的唐代，更将这种高杆杂耍列为教坊中的重头节目，更有女性表演者出现，《教坊记》中的侯氏、范大娘等都是此中高手，《独异志》记三原王大娘，长竿能载十八人而行，十八人！王建《寻橦歌》云：“人间百戏皆可学，寻橦不比诸馀乐……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写得就是这种女中豪杰。
陕西西安唐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缘橦”杂戏俑
而宋祁描写缘橦的诗云：“迥望场中百尺竿，趫材飞捷过跳丸。垂堂亦有千金子，不敢中衢徙倚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相比范大娘、王大娘们，男子脸面无存。这种流行风俗，皆被贵族带入墓葬之中，千年之后的我们，才能得以一见当时世人的风俗娱乐。
文字：御凰品冰岛采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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