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关于石峁遗存年代等问题的
学术史观察
围绕晋陕高原至河套一带龙山时代遗存所属文化类型的命名问题，前后有多种方案被提出。我们倾向于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为典型遗址的一类文化遗存，应命名为石峁文化，当然关于这一文化类型的内涵外延等问题还大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这里仅从几个侧面管窥围绕石峁遗址和石峁文化年代等议题的研究理路及所反映的问题。
一
对石峁遗址相关遗存年代的讨论，首先是从玉器及其共存遗物和出土单位入手的。
石峁玉器的早期收集者、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戴应新，在1976年石峁遗址调查简报中，指出石峁出土玉器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也可能“不是新石器遗物，而属殷文化”。西安半坡博物馆在随后的调查试掘简报中认为出土玉器的“石棺葬的年代当晚于石峁龙山文化，而与大口第二期文化同时”。因而，“石峁遗址存在着两种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
此后，戴应新部分订正了自己关于石峁玉器年代的认识：“以前我们认为葬玉墓可能晚些，或许接近商代，但经多次调查和试掘，迄未发现晚于龙山时期的陶器，所以我们现在认为：石峁玉器和陶器都是龙山时期的”。针对这一论断，有学者指出：石峁遗址出土牙璋“有的形制又接近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的造型，因此是否早到龙山时代，在学术界尚无统一意见”。
由上可知，关于石峁遗存的年代和文化属性问题，一直异见纷呈：这些遗存究竟同属于一种考古学文化还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其下限是限于龙山时代的范畴还是要更晚？更晚的话，晚到何时？都是有待廓清的问题。
随着2011年开始启动的石峁城址周边区域系统调查和大规模的发掘，新的关于年代分期和文化属性的推断方案开始被提出。
首先是相对年代的推定。在石峁遗址新一轮田野工作简报中，发掘者将石峁外城东门址的年代分为早、晚两个阶段，认为“石峁城址东门址乃至石峁石城的年代当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行文中的“夏代早期”，或表述为“夏代”或“夏时期”。
在稍后的简报中，发掘者给出了其采用的“夏纪年”始年的绝对年代数据：“韩家圪旦部分竖穴土坑墓的年代当已进入夏纪年 （以公元前2070年为准） ”，同时，对整个石峁文化相对年代的推断开始采用“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的表述方式。至于石峁文化具体的绝对年代数据，发掘者认为可分为两大阶段：早期遗存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2100年之间，晚期遗存在公元前2100年至前1800年之间，属“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
将龙山时代晚期与“夏代早期”这两个非同类项、分属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范畴的概念相提并论，二者就具有了时间意义上的排他性。而后者可与“二里头早期”相替换，表明发掘者似乎不认同作为目前主流观点的“夏代”包含龙山时代晚期的论断 （“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而仍认同采纳只有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的观点。
由上引简报，可知发掘者采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代始年的数据——公元前2070年，但由上引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 （简本）》及相关学者的提法看，作为主流观点的“夏代早期”或曰“早期夏文化”是不包括二里头文化的。鉴于关于“夏时期”“夏代 （早期）”“早期夏文化”这类狭义史学及从中衍生出的复合概念人见人殊，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或模糊性，建议在对具体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叙述中慎用为好，尤其是在罕有甚至全无早期文献关联的中原以外区域。
众所周知，关于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目前的认识是约当公元前1750至前1530年。测年专家解释了这一最新年代学认识得出的过程：“从上世纪（20世纪）70年代对二里头遗址最初的测年，历经90年代中期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本世纪（21世纪）初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随后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第一阶段等，碳十四测年配合考古学的深入研究使二里头文化年代的探讨逐渐深入。其所得到的年代结果也从最初由单一样品年代校正，而且其误差也相对较大的条件下得到的公元前1900—前1500年的年代范围，逐步明确到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880年，再到目前的将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上限定在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显示了年代结果由模糊到相对清晰，由粗泛到细化的变化过程”。
其中，作为二里头文化上限边界的新砦类遗存，经北京大学、维也纳加速器实验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三家中外机构分别测定并拟合，最终给出了“新砦早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新砦晚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的测定意见，“由于新砦遗址具有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自成序列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和明确的直接地层叠压关系，而且新砦遗址龙山文化晚期是目前发现相对最晚的龙山文化，因而使所得到的新砦期的年代不会前延，也避免了后拖”，可以说已成为推定二里头文化上限的一个难以移动的支点。
具体而言，二里头文化早期（第一、二期）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750—前1610年，晚期（第三、四期） 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610—前1520年。（图一）如石峁文化遗存的下限进入二里头文化早期阶段，则其绝对年代应晚至公元前1600年前后。
图一：夏商西周时期14C测定的考古年代框架示意
二
众所周知，石峁出土玉器的年代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迄今仍众说纷纭。而如前所述，牙璋是石峁遗址出土玉器中最具分期敏感性的器物，因而关于其年代问题的探讨，也最为热烈。
李学勤曾论及古特曼氏早年收藏的6件传出陕西榆林府的牙璋，指出大致属于“龙山晚期以至较后的时代”，“由这6件‘牙璋’可知，陕北神木一带地区发现的这种玉器形态并不单纯，可能还有年代的区分，有待将来进一步探讨”。但后来的研究者，大多还是将石峁遗址出土的所有牙璋，均定为“龙山文化晚期”。
就石峁遗址出土的30件牙璋的形制而言，绝大多数属于拥有简单扉牙的所谓“龙山式”，而其中4件（SSY15—SSY18）在拥有复杂扉牙这一关键性特征上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牙璋颇为近似。（图二）二里头遗址目前出土的4件牙璋，年代均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晚段至第四期。上述石峁牙璋中的一件 （SSY16）扉牙上部浅刻弦纹和网格纹的装饰风格，多见于二里头文化这一时段的玉器和铜器上，暗喻着具有类似形制和装饰风格的石峁文化牙璋的年代可能更晚。
图二：石峁牙璋举例
关于石峁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牙璋，以往学者多认为二者具有源流关系：“二里头文化的刀形端刃器和神木出土者最为接近，神木玉器中最典型的器形在二里头文化中都有发现，推测二里头文化中的这类玉器直接来自神木的玉器传统”；“二里头VM3∶4牙璋有些因素是来源于石峁龙山牙璋，但似乎两者间仍然有着空白”。因为拥有复杂扉牙的牙璋最初发现于属龙山时代的石峁遗址，甚至可定名为“石峁式牙璋”。如上所述，如果这类拥有复杂扉牙的牙璋的年代早不到龙山时代，那么石峁牙璋与二里头牙璋是否具有源流关系，就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了。
已有学者指出神木新华遗址石峁文化祭祀坑和墓葬及其出土玉器年代的“下限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阶段”，进而可推定石峁玉器“主体部分分属两个时期，即陶寺文化晚期（大口二期文化阶段） 和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新砦期至二里头文化二期阶段，即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850年以及公元前1850年至公元前1610年的两个时期”。显然，在把石峁遗存区分为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两大发展阶段这一点上，上述意见与发掘者是大体一致的，但在绝对年代的推定上，朱乃诚的年代框架较发掘者要晚200至300年，因此他认为石峁遗存早晚两期的年代“正当夏王朝时期，所以石峁城址是夏时期的城址”。
至于采集于石峁遗址的牙璋SSY17，长达49厘米；牙璋SSY16残长即达34厘米。如此体量的牙璋，不应是龙山时代“偶发性巨大化”的现象，而应置于二里头时代乃至更晚时期“常态性巨大化”的范畴，其类型学发展的轨迹方显自然顺畅。而端刃呈“V”字形，曾被学者定为蜀式牙璋的特征。早有学者指出“石峁遗址中也有类似的造型，它可能为石峁玉器中，年代较晚的一类，至于其绝对年代为何？则尚得日后的研究”。总体上看，“由丰富的遗物可知，石峁玉器制作的时期不会很短，又呈现了由简单原始到繁复成熟的差异”。邓淑苹在近年更进一步指出，石峁出土这类牙璋的“年代应接近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进而可推论“是否石峁文化的晚期发展可延续到公元前1500—前1400年”。
联系到石峁遗址最近发现于石构建筑中的石雕作品，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石峁文化的下限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而最终解决上述采集品的年代问题，则要依靠考古发掘给出确切的层位关系和关键性的器物组合信息。
三
对石峁遗址相关诸遗存的空间分布认定，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戴应新在1976年的调查中首次给石峁遗址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可知原认为的石峁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仅包括“峁顶”（后来所知的“皇城台”）周围一个并不大的区域。西安半坡博物馆的调查试掘简报推测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而据1998年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当时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龙山时代的石峁遗址，“面积约90万平方米”。
在稍后的综述性文章中，戴应新叙述到，遗址“东西长一公里”，“战国秦长城顺着山梁自东徂西经遗址西南部而过”，“遗址南部有一道石片堆砌的城墙，自东往西直抵高家堡东山头，覆压在一些龙山遗迹之上。我当时误以为是秦长城的一部分，将其写入报告中。近年发掘证明，这原是与遗址同时的石峁城址所在”。
关于石峁城址所在地的“高家堡镇秦长城遗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 上立专条加以介绍：“东北至西南走向，起至牛沙墕，经石峁北村、石峁南村至王家山止，全长约4公里。现存有断续石墙，其构筑方法为挖土成壕再填土夯实，其上以石条砌墙。其中石峁北村段……城墙内侧有障城1座，长约50米，宽15米。石峁南村段条石间以石灰灌缝，墙下叠压有龙山文化的白灰面。城墙外侧有方形障城1座，边长22米；北墙辟门，南面有石阶通达城墙上。水磨沟渠段……墙体以石条砌筑。黑大王至王家山段墙体已坍塌成乱石”。
鉴于石峁城址范围内及近旁没有更晚的同类石构建筑发现，上述所谓“秦长城遗址”，应即已被确认的石峁城址。如是，“石片堆砌的城墙……覆压在一些龙山遗迹之上”，“石峁南村段……墙下叠压有龙山文化的白灰面”所透露的层位关系就是判定城址年代极为重要的线索。但在最新的调查与发掘报告中，都还没有给出这方面的确切信息。
近来，关于石峁遗址石构建筑中出土精美石雕的报道引人注目：“本年度发现的三十余件石雕作品集中出土于 （皇城台） 大台基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有一些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这些石雕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以减地浮雕为主，雕刻内容可分为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有一些画面长度近3米，以中心正脸的神面为中心，两侧对称雕出动物和侧脸人面，体现出成熟的艺术构思和精湛的雕刻技艺。”“从使用背景观察，这些石雕可能来自其它更早的高等级建筑，系‘旧物新用’，在修砌大台基时嵌入南护墙”。（图三）
图三：石峁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出土石雕
发掘者肯定了这些石雕的“旧物新用”。众所周知，考古学上可判定的“旧物新用”只能是时序上的早晚，如无其他确切的旁证，是无法判断旧、新二物的具体时间差的。如是，旧、新二物的时间关系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大致同时（在考古学能够分辨出的同一期段内，或仅有工序上的先后之别）；二是存在跨时段的、较明显的时间差。但按上引报道，发掘者对石峁石构建筑中石雕“旧物新用”的年代判断仅采用了第一种也即大致同时的可能性：“目前看来，这些石雕与4000多年前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放置玉器、起修建筑时以人头奠基的精神内涵相同，代表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其实，无论墙内的石雕还是玉器，都无法完全排除与石构建筑存在相当的时间差的可能。
诚如王仁湘指出的那样，“带有雕刻画面的石块，它们并没有按应当有的规律出现在墙面上，若干件石雕的排列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还有画面倒置现象。尤其是神面雕像也被倒置，也都并不是垒砌在视线可能的优选位置。”所以“石雕并非为它所在墙体特置的构件，应是由它处拆解搬运而来，而不是原生位置状态。由于石雕多表现的是神灵雕像，是应当慎重处置的艺术品，可是却并没有受到敬重，却被随意处置，这说明它们也许是前代的神灵，与石峁主体遗存无干。如此将石雕神面杂置甚至倒置，似乎还表达出一种仇视心态。”“这个存在过的高度发达的文化复合体，呈现出被彻底摧毁的状态。也即是说，它与石峁主体遗存之间，可能存在一段时间差……它体现了异文化的对抗”。
显然，王仁湘倾向于“与石峁主体遗存无干”的皇城台等相关石构建筑与以精美石雕为代表的石峁主体遗存间显现的背后人群的“仇视心态”，认为“它体现了异文化的对抗”。其实，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似也不能被完全排除：它显现的是相当的时间差下由失忆而带来的隔膜和无感？
无论如何，如果石雕所代表的“神庙”遗存属于石峁文化的主体，那么皇城台等石峁遗址石构建筑就应该是“非石峁”的。也即，目前所知的石峁遗存，至少是两个不同的人类群团的遗存。它们在时间上有先后，而文化性质相异。但既有的以陶器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表明，“石峁遗址的早、晚段不存在文化性质的差异，即使个别器物略有早晚之分，也属于同一文化内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别，属于同一个人类共同体产生的物质遗存，具备了一定的质的稳定性”。另有学者认为，“这个城址目前看来龙山和夏时期是延续的，但是这两个文化还不能肯定是同一谱系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很有可能是不同谱系的文化。两者之间是否有承继关系，将来还要进一步探索”。由是可以想到的是，作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主体、具有极强“民间性”的陶器文化面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类群团的实态，是应当引起学界深入思考的问题。
要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排除不了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与石峁遗存年代相关的诸问题的解决，仍有赖于进一步的田野工作和研究进展。我们期待更为丰富翔实的石峁遗存考古材料的刊布，相信对石峁遗址与石峁文化乃至东亚大陆早期文明史的认识也将不断得到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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