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亚洲范围而言，现在研究认为，驯养豹子狩猎最早可追溯至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瓶沙王（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而我国的驯豹史，在史料中最早只能上溯至西汉。
1994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了一件石豹镇，以青色大理石雕成。
▌西汉 石豹镇
长23.5厘米 宽13厘米 高14.5厘米
1994至1995年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徐州博物馆藏
此石豹镇采用圆雕的技法，简洁凝练，概括传神。
石豹的脖颈上佩戴有南海所产货贝的项圈。当时系贝带是尚武者的装束，这只豹子系了贝带，而且项圈上有用以系绳的钮。考古专家由此判断：此豹是当时王室豢养之宠物。
此外，在狮子山楚王墓，与石豹镇一同出土的还有两件长19.7厘米、高11.1厘米的铜豹镇。
▌西汉 铜豹镇
长19.7厘米、高11.1厘米
1994至1995年狮子山楚王墓出土
徐州博物馆藏
铜豹镇为镇席用具，出土于西面第2侧室，共有2件。豹呈卧姿，肌肉强健，两前爪平放于前，后腿相交于身下，长尾从两后腿间反卷曲于背上，脖颈上戴有镶缀海贝的项圈。豹体上阴线刻“尚卧重十三斤十二两十八朱铅重十九斤十三两十朱”，说明该豹采用了铜铸外形，体内灌铅的方法制成。镇用于压席子四角，避免由于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
唐代，在狩猎中使用豹子的做法较为常见。史料记载，开元年间，中亚各国屡屡向唐廷进献豹子，其用途正在于此。“鹰鹘狗豹”被作为一类登记在册。
关于狩猎用豹的文物遗留，唐代也很丰富，比如，在唐懿德太子墓的壁画中，就出现了一队驯豹师手牵豹子行进的场面。此画面面积达16平方米，画面色彩鲜艳，线条清晰流畅，图中共有八位牵豹人和八只豹子。
▌唐懿德太子墓胡人驯豹图壁画
▌唐懿德太子墓胡人驯豹图壁画（局部修复图）
唐章怀太子墓也有400平方米保存基本完好的墓葬壁画，其中《礼宾图》《狩猎出行图》《打马毬图》和《观鸟捕蝉图》等最为珍贵。《狩猎出行图》位于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高100～200厘米，长890厘米，是极为壮观的巨制鸿篇。整幅画面中现存46个鞍马人物，浩浩荡荡地奔驰在长安郊外的大道上。人物排列有序，最前方为探路随从，两侧为执旗卫士，最后为两匹辎重骆驼和殿后随从，中间大队人马束腰佩箭，架鹰抱犬、前呼后拥。大队人马之中，还可以见到来自西亚进贡的捕猎者——猎豹、猞猁的身影。两位骑手身后，蹲伏着警惕张望的猎豹和猞猁，一有动静，它们就将从马上一跃而下，雷霆出击。
此外，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与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金乡县主墓等也有生动的带豹陶俑出土。
▌章怀太子墓东壁《狩猎出行图》中可见马驮驯养的猎豹
▌彩绘陶骑马带豹狩猎胡俑
唐开元十二年
1991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金乡县主墓出土
西安市博物院藏
▌唐彩绘胡人骑马带豹俑
高30.5厘米，长26厘米
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
辽代豹猎活动也蔚然成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引《契丹风俗》说：“ 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尝出三豹，甚驯，马上附人而坐，猎则以捕兽。” 这是天禧四年（1020）宋朝宋绶出使辽朝时在契丹皇帝驻牧营地的见闻记录。
元代，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记载了元世祖在上都等地飞纵猎豹捕猎的情况：“大汗豢有豹子以供行猎捕取野兽之用”。“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有时骑一马，置一豹于鞍后。若见欲捕之兽，则遣豹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鸟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
这一珍贵的记载可以在元朝画家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中看到。
▌元朝画家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明朝，在太液池(今中南海、北海)西北设有虎房，专门饲养老虎。
明武宗朱厚照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在原虎房旁兴建豹房官署及左右厢房，5年以后再次扩建，费银24万两。
武宗爱好习武和打猎，豹房兴建后，常住在这里，很少在紫禁城处理政务。为了护驾，在豹房设有随驾勇士。武宗最后也死在豹房。
中国国家博物馆就藏有“豹房勇士铜牌”一枚，豹子的形象清晰可见。
▌明 豹房勇士铜牌
高9.8厘米 厚0.7厘米
这面铜牌的一面铸有一只蹲坐的豹子，上方横铸“豹字九百五十五号”，另一面铸“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此牌就是武宗时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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