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关长龙，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2005—2006年度访问学者。出版著作《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中国学术史述论》《中国古代文化会要·礼俗篇》《敦煌经部文献合集·韵书卷》《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
与龟卜取天地运化之法象“建模”不同，易占则取天地生化之理数“建模”。而这一“建模”也代表了中国传统最重要的宇宙图式。《周易·系辞上》云：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所谓“弥纶天地之道”的“道”乃即用而言，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道”意义略同，其背后还应有此“道”赖以行用的“体”在。若波浪之用，其背后有“水”在；风云之用，其背后有“气”在，唯此天地运行背后的“体”亦多以“道”（《周易》谓之“太极”，于致用中亦或称作“神明”）名之，体以用显，用因体存。中国早期著作盖以《老子》揭此最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其生化方式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周易》所准拟的“天地之道”，正是在这样一种“体用”理解基础上的展开，故可以“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一·易类一》）。
《周易·说卦》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论《周易》象数“建模”的缘起，乃是圣人感通神明（作为终极实在的道在致用中的“体”之通名），从而选择具有“久长”（《白虎通·蓍龟》）意的蓍草来呈现神明之志。“参天”指八卦而言，八卦乃阴阳与太极三合的结果，因为太极隐而不显，其显必附阴或阳而成，故作为生成万物之基的“三”数之呈现就以阴阳三合的方式来完成，其结果乃以八个符号表示，是谓“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然八卦所代表的“三生万物”之基质乃是终极实在“动而未发”的状态，从宇宙生成论角度言之，仍属几微藐茫之际，故必“两之”以成章，才能显出有形之质，是谓“发挥于刚柔而生爻”，以成就可示现万物之形质的六十四卦。此一过程虽有一些尚难理喻的逻辑存在，却与现代生命学中基因的四种碱基以三个一组结成一对双螺旋结构的“自在之数”颇相契合，它们都是通过这种“参天两地”的数理组合方式而使无形的终极“神明”得以呈现为一种可见的生化结构或实体存在。人们通过体道合德的方式赋予它理义象征，然后通过这种理义象征进而体知阴阳性理以至于天命（同《中庸》：“天命之谓性”之“天命”）。
《说卦》随后又指出了这种象数结构的呈现模型，其中即包含有所谓的先天卦象结构和后天卦象结构，二者的关系可以《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来加以理解。即先天经卦表示太极“寂然未动”的定位状态，先天别卦表示太极“发而中节”的逻辑可能；后天经卦则是指太极“动而未发”的生成状态，后天别卦则指太极“发而中节”的现实可能。宋代图书学对此有很好的图形展示。
先天卦象定位图：
阴阳参合太极图
先天经卦方位图
“先天”别卦次序图
后天卦象生成图：
太极动而生阴阳
后天经卦方位图
“后天”别卦次序图
一般认为，先天卦序明体，后天卦序达用。故在数术文化的运用中，后天卦序的出现要远比先天卦序广泛得多。当然，一些深于义理修养的人也或把先天卦序和后天卦位结合起来加以运用，此盖与道教丹道所谓“炼精化气，炼气化神，还神返虚”之意有相似之理。
《周易·系辞上》云：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此虽谓君子平居无事时当观象玩辞，而遇事犹疑时可观变玩占，但于用易之道而言，则是遇事犹疑而因变设卦，然后再据此卦而观象玩辞，故今依此致用之序述之。
所谓“观变”之“观”，盖当以“内观”为义，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二观物篇六十二载云：“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此中之“理”当解为宋明理学所谓的“天理”，亦即易学之本体太极，它生成万物并寓于万物之中，其在人者亦或谓之性灵、魂魄、精神云云，盖欲因“精义入神”（《系辞下》）而感动蓍数，使“悬物象以示于人”（《易纬·乾坤凿度》）。
至于其具体起卦方法，则以《周易·系辞上》所载大衍筮法最为经典：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宋代朱熹《周易本义》附“筮仪”述之较详。此法每三变后所得的过揲之策总为36、32、28、24四数之一，其中四揲之后即为9、8、7、6四数，9为老阳，8为少阴，7为少阳，6为老阴。老阴、老阳为变爻（因为事物达到极点时就将转化轮回），变爻形成的卦称为“之卦”，又称“变卦”，它意味着本卦中所含的变化。如筮得屯卦（
“大衍筮法”又称古筮法，因其成卦繁琐，故自六朝以降，或有以钱代蓍而占者，清·皮锡瑞《经学通论》之“论筮易之法今人以钱代蓍亦古法之道”中谓自“齐隋唐初，皆已用钱”。流行于唐末五代之际托名麻衣道人所著的《火珠林》占，即仅载以钱代蓍之法。今遵述其仪节如下：
画卦：用铜钱三枚，用手摇而掷于平处，看其组合情况：
一背二面称“单”，画作“/”，为少阳。
二背一面称“拆”，画作“//”，为少阴。
三背无面称“重”，画作“○”，为老阳。
无背三面称“交”，画作“×”，为老阴。
每掷一次画出一爻，自下而上，六次而得一卦。如遇老阳、老阴，则于其右侧画出变爻（老阳化阴，老阴化阳）。唯其摇卦之先，亦须焚香肃敬，凝神端坐，以排除杂念干扰，盖亦“观变”之遗风焉。
所谓象、辞，即《周易》之卦爻象与卦爻辞。《周易·系辞下》认为八卦是圣人仰观天文之象、俯察地理之象、近取人身之象、远取事物之象而制作的，所以观象的目的就是要“假象以显义”“因象以明理”，从而明白求占者当前所处的境遇并判断未来行动的选择。故“观象”之“观”与“观变”之“内观”不同，乃“外观”之谓。
《周易》对经卦卦象的解说主要集中于《说卦》传，至其象辞传则是专对卦、爻象的解读，其中“大象”是对六十四卦卦象的解释，此多将一个别卦分解为两个经卦，然后通过对两个经卦的取象和关系进行解说；“小象”则是对爻象的解释。另有杂卦和彖辞则多及于卦之义理取象的解释。是知各传对卦象的解释不仅包括物象、事象，也包括德象（即义理取象）乃至位象（即卦位、爻位等）等，这也是后世学人观象解卦的基本要素。
汉代取象的角度和方法有所丰富和创新。孟喜、京房从节气、物候角度创立了“卦气”说，京房又从干支、五行角度创立了“纳甲”、“世应”、“互体”诸说，《易纬》、郑玄等进而从年月、时间角度创立了“爻辰”说，也因而形成了一种以装卦为主的卦象展示形态。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变通的取象方法，只不过跟早期发散式的取象思维不同，装卦法促成了专门化、固定化观象法式（亦可称“法象”）的完成。
至于“玩辞”，乃指解读卦爻辞而言，此辞是早期研治《周易》学人的观象记录。广义的“辞”也包括对卦象、卦辞之象征意义作进一步阐释和引申的十翼传文。
对经传之“辞”作学术理解和义理阐发，不能脱离其文本的训诂考证而随意附会。故玩辞亦当有其进阶，清代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闻一多于《周易义证类纂》中钩稽其中包括的古代社会史料计有四类二十余项。其一是“有关经济事类”，考证了器用、服饰、车驾、田猎、畜牧、农业（雨量附）、行旅，涉及二十余卦。其二是“有关社会事类”，考证了婚姻、家庭、宗族、封建、聘问、争讼、刑罚、征伐（方国附）、迁邑，亦约涉及二十余卦。其三是“有关心灵事类”，考证了妖祥、占候、祭祀、乐舞、道德观念，约涉及十余卦。其四是“余录”，考证了“无类可入者若干条”，约涉及八卦。是知于文字、语词之外，若失考其物象（包括事象如史实等）、不明其德象（包括心理学、生命学、宇宙论、鬼神观等），乃至罔顾其象征，则于“辞”义之所指，吉凶之所示，固不能得其实矣。因“玩辞”所涉事项甚为琐细，姑举《周易·系辞上》所言以示其一斑：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者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又《系辞上》云：“极数知来之谓占。”“极数”以起卦为终，而“知来”则当以断卦为果。春秋时代用《周易》占筮时，是卦象分析与卦爻辞分析并用的。吉凶的判断取决于对卦象和卦爻辞的双重分析。现见于《左传》与《国语》所记载的春秋时期占筮、论事的例子有22条。至汉代，最早被列为学官的三家易之一的梁丘贺“以筮有应，由是近幸”，至其子临已“专行京房法”了，盖梁丘贺犹或用古观象玩辞之法，而京房则转至用装卦的“法象”为占了。今以《庆元党禁》所载朱熹自占事以示古法之例：
（庆元二年）冬十一月，监察御史胡纮奏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谊坐党汝愚，亦责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中外震骇。朱熹时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带从臣职名，义不容默，草封事数万言，极陈奸邪蔽主之祸，因以明汝愚之冤，缮写已具。子弟诸生更进迭谏，以为必至贾祸，熹不听，门人蔡元定入谏，请以蓍决之，遇遁之同人。熹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号遁翁，遂以疾丐休致仕。
按遁（
《周易·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此说与20世纪发现的数字卦“年代最早是商代晚期”（李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的史实略相吻合。然在其与龟卜并行为用的先秦时代，人们多有“筮短龟长”（《左传·僖公四年》）的理解，故于占卜之时，多先筮后卜，如果二者结果不相一致，则舍筮从龟。另外，在礼制规定中，亦颇有以卿大夫以上用龟而士以下则多用筮之实，如《仪礼》所载士礼，即是如此，这大概也是《周易》在秦汉以后较龟卜更为普及的原因之一。
以明清时期影响较大的筮占文献《黄金策》（旧题明刘伯温撰，参清王洪绪《卜筮正宗》所附）为例，其占断所及，盖已涉及到人们日常礼义生活的方方面面：天时、年时、国朝、征战、避乱；身命、求师、求名、仕宦；婚姻、产育（附老娘乳母）；病症、病体、医药、新增痘疹、鬼神；种作、蚕桑、六畜、商贾、学馆、娼家词讼、进人口、逃亡、失脱（附盗贼、捕盗捉贼）；家宅、新增家宅搜精分别六爻断法、附船家宅章、坟墓；出行、行人、舟船。
然《周易》虽为卜筮而作，却因其特有的宇宙“建模”而为轴心时代的先哲所重，此在《说卦》、《系辞》传等中即有充分的表达。孔子亦有云：“《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帛书《易·要》）是即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幽赞”“明数”双修之法，它利用个体生命中的两大本能——直觉与理智来实现凡俗的超越，从而成就作为人之本色的圣贤境界。所谓“幽赞”即以非理性的直觉投射于终极本体以得方向，而“明数”则是以理性的践履协和万物而趋近“幽赞”的非理性之目的，是即以“合内外之道”为取义的“德”之意。后世儒学乃至佛（止、观并用）、道（性、命双修）的进学路径，皆有取于此一建构：
幽赞而达乎数（孔子）——知止（大学）——立大（孟子）——涵养须用敬（程朱）
明数而达乎德——格物——集义——进学在致知
从具体的进道手段看，“幽赞”多以静坐、慎独、持敬通之，而“明数”则是探究万物之理而通其终极实在，是为安身立命之践履的礼之事，《说文》云：“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如此而与“幽赞”所持之本体互证而打通之，以臻于乾卦文言所谓的“大人”之境：“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其即孔子玩《易》而“后其祝卜”或“不占而已”之意欤。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古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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