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房子，老百姓的心头事，现代人面临的住房问题，其实早在古代就被古人经历着，租房尤甚。“洗耳恭听”典故里的隐士许由是史载第一个租房的人，传说许由作为中华隐士鼻祖，当时的皇帝尧不只是仰慕他，还拜他为师，更要让位于他，但是许由修身养性，优游山林，当听到尧要让位于他，感觉自己耳朵受到了玷污，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而且租房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
清，任伯年《许由洗耳》
租房的烦恼盛行在唐宋。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流动加快。根据著名学者严耕望先生的估计，盛时的唐代长安城，常住人口175万多，若加计流动人口，至少增至180余万。宋代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量外来人口在大城市聚集，租房消费应运而生。唐长安城大明宫复原图
流动人口主要由外来客商、应试文人、小手工业者等人群组成，他们也是租房大军的主要部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组成与今天稍有不同——盛世的官员们。汉武帝时期就有异地为官的回避制度，这是为了防止本地为官而带来的裙带关系等危害。面对人口密集和迁移频繁的现实，古今以来无房人最好的选择都是一样的——租！这是白居易对住房的无奈之叹，想必一定有租金的原因。那么租金是多少呢？白居易29岁考中进士，32岁官任“校书郎”，当时薪水是每月一万六千钱。他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白居易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每个月的花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的钱存起来。但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城里买起一套房子。
再比如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寿州霍丘县，一位名叫王筠的仆人租住的房屋内“唯几案绳床而已”，这与清居古墓的小龙女有何区别？北宋老百姓的拥挤生活，其逼仄处丝毫不让当代群租房。因为需求旺盛，一个熟悉的职业诞生了——房屋中介。当时称作“牙郎”“牙人”“知见人”等等。身居古代，牙郎的敏感性与才干都要特别杰出才行。
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金陵人陈仲躬携数千金在洛阳城的清化里租住。因有意外之事，房东要收回租屋。第二天早上，便有闻讯而来的牙人来找陈仲躬，而且已经为他找到了另一间宅舍，大小价钱都与清化里的这间条件相同。牙人云：“价值契本，一无遗缺，并交割。”其专业度可见一斑。
契约在租房中到底有多重要，《宋史》中记载：苏轼、苏辙二兄弟被贬到雷州后，因为不允许租住官舍，只有赁民房而居。当时的奸臣章僦诬称，苏轼、苏辙乃强夺民居，应当“下州追民究治”，幸亏苏轼兄弟拿出所签契约，才让其哑口无言，免去一场无妄之灾。多次被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租房者苏轼。有了契约，意味着出租方或者承租方的利益都得到一定的保障。比如房客不按时交纳租金，后果相当严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时期，御史中丞宗愈因为拒绝交纳房租，遭到其他官员弹劾，被称为“无耻辱国已甚”。如此上纲上线或许别有用心，但也说明出租者利益受到保护。再者，承租人不得随意转租，也就是不允许出现“二房东”。还有，承租人要保护租用的房产，对房屋进行必要的修补，如果退租的话，则可以将自己修补的那部分拆下拿走……
这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租屋契约。在北宋东京城内外，约有半数以上的人是租房居住的。其中从一般官员到贫苦市民，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有，当时京城的房屋租赁市场十分发达，同时也有不成文的租房规则：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庄宅牙人”；放盘招租的房屋也有很多。不过在当时宋政府为了规范房屋租赁及更好地管理百姓，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的公共租赁房，还成立一个叫“店宅务”的机构来管理公屋。繁华的北宋汴京城内，房屋鳞次栉比，但仍满足不了众多人口的住房需求。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租房最盛行的时期。现代画家王叔晖笔下的《西厢记》，张生就租住在这里。在中国古代，寺院是出租房屋的大户。自从忽必烈定都北京，北京地价和房租暴涨，开启了北漂生活的苦逼模式。但元代的公务员可比宋代幸福多了，京官和地方官都包分配房子，史称“系官房舍”。自己修建住房也容易多了，不用买地皮，只需打个申请上去，官府批块地给你，每月交一次地基钱就可以。
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后，为了吸引人口迁移，竟修建了800多间廉租房，称为“廊房”。根据地段不同租金分为三等，三个月交一次租金，与今天房租季付一样，已经非常摩登了。更为神奇的是，明朝还兴起了典租房，即通过典当物品一次性支付大笔租金，相当于现代的长租了。
但明朝的公务员得工资堪忧：从朱元璋定下工资标准后，不管物价怎么涨，就是不涨工资。规矩还特别多：不准靠着有钱的大户人家，也不准跟同事当邻居，只好大家都去租民宅。此外，明朝还出现了以同乡或同行组成的会馆，租房方便和邻居之间还有共同语言，非常有人情味！
清朝的公务员们可住得好多了，虽然帝都地价贵，京官流动性大，也没有住房补贴，可依然挡不住文人士大夫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租房定要租个四合院，还是要带花园的那种。为了住得好，曾国藩就曾经花了一半年薪，租下了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
▲清代皇城根下
那时还有一个特殊现象——京官们都集中把房子租到了宣武门外地区。就是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官员们又得在凌晨早朝，宣武门距离正阳门近，上下班非常方便，宣武门外地区的房源成了当时的抢手货。
民国时期，随着当时政治社会风气文人墨客开始觉得买房子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了。当时国内政局动荡，战争随时爆发，楼市缺乏管理：一方面是产权不明，另一方面是没有产权证，只有房契。在那时，买房容易上当受骗，全是靠打听才能降低风险。因此在当时的动荡时期，租房成为了一种选择。鲁迅就租过北京砖塔胡同61号，他月薪三百大洋，相当于现在的4万元，比房东有钱多了。
北京鲁迅故居
他非常聪明，就算买房也非常谨慎，1919年准备买房时，光看房就看了半年，直到第二年交完税才算定下来。
而官二代出身的冰心明明有购房实力，却偏偏携家带口租了十六年的四合院。
冰心及家人
担任北大教授的胡适，既有教授的薪水，还写文章拿稿酬、写书赚稿费。但他刚到北京时也没有买房，而是选择租房住。才子徐志摩和他的爱人陆小曼都出身富贵之家，婚后也是租房住，仅月租就200大洋。逛舞厅、捧戏子、看电影……样样都没落下，买房，他们根本不考虑。除此之外，那时买房还流行给3%-5%的中介费，很多人都去做房屋中介，通过帮人打听介绍房子，做担保赚取中介费。徐志摩就曾经为了给爱妻陆小曼更好的生活，做起了当时文人最不屑于计算数字的房地产中介。
成家立业、安居乐业，人生中的大事没有哪件能离开房子？古人和今人一样都为了房子焦头烂额，忍受房东的克扣、为租房到处奔波……叫法不同，但遭遇的困难，都是一样的。总觉得我们离几千年前的古人很遥远，但在租房问题上，竟莫名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 的既视感。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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