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秦城遗址位于广西北部兴安县城西南约20公里的溶江镇境内，灵渠与大溶江交汇的三角洲上，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但由于历史久远及文献记载的局限，使得大家对城址的认识、了解不多。其建筑年代、性质，及其历史地位等问题一直备受争议。
20世纪90年代对秦城城址所做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成果部分地还原了秦城的历史面貌，2013、2014年为配合灵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做的考古工作，使得我们对秦城城址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文献记载秦城的范围内，能确定为秦汉时期城址的只有七里圩王城和通济城两处，其建筑年代及性质需要具体分析。七里圩王城约建于西汉中期，废弃于魏晋时期，应为汉始安县县治；而通济城的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之间，很可能是秦始皇征服岭南时所筑的城址。
一、兴安秦城概况
（一）称谓的由来——《资治通鉴》中首次使用
（唐昭宗光化三年）静江节度使刘士政闻马殷悉平岭北，大惧，遣副使陈可潘屯全义岭以备之。殷遣使修好于士政，可潘拒之。殷遣其将秦彦晖、李琼等将兵七千击士政。湖南军至全义，士政又遣指挥使王建武屯秦城，可潘掠县民耕牛以犒军，县民怨之，请为湖南向导，曰：“此西南有小径，距秦城才五十里，仅通单骑。”彦晖遣李琼将骑六十，步兵三百袭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复还，斥之以练，造可潘壁下示之，可潘尤未之信。斩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琼因勒兵击之。擒可潘，降其将士二千，皆杀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徐壁皆望风奔溃……”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第二百六十二卷）
以上文献中关于唐朝末年在秦城及其附近所发生的一次军事事件的记载，第一次使用“秦城”这一称谓。
此外，秦城这一称谓也被用于古诗中：
海穷山尽尚南征，髀肉销残只自惊。
回首长安八千里，此中那得有秦城？
——北宋·曹辅《古秦城》
堑山堙谷北防胡，南筑坚城更远图。
桂海冰天尘不动，哪知垄上两耕夫？
——南宋·张孝祥《古秦城》
（二）位置、性质——南宋文献中的详细记载
秦城，相传秦始皇发兵戍五岭之地。
——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实始皇发谪戍五岭之地。秦城去静江城北八十里，有驿在其旁……北二十里有险曰岩关，群山环之，鸟道微通，不可方轨，此秦城之遗迹也。形势之险，襟喉之会，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据此要地，以临南方。水已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陆苟出关，自是可以成列而驰。进有建瓴之利势，退有重险之可蟠，宜百粤之君，委命下吏也。
——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
·古迹门·秦城》
以上史料对兴安秦城的建筑时间、性质、位置、范围、地理环境、军事地位等信息作了介绍，是目前所见史籍中，关于兴安秦城遗址最为详细的记载。
那么，宋人口中的秦城在宋代之前又如何称呼呢？
南北朝时期：
漓水又南与沩水合，水出西北邵陵县界，而东南流至零陵县西，南径越城西。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赖恭自广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迎步骘，即是地也。沩水又东南流，注于漓水，《汉书》所谓出零陵下漓水者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以上文献中所说的越城，其所在的位置与宋代文献所指秦城相同。
唐代：
故越城在县（唐全义县，今兴安县）西南五十里。汉高后时，遣周灶击南越，赵佗踞险为城，灶不能逾岭，即此也。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同样，《元和郡县图志》中所指的越城位置也正好宋代文献中秦城的位置，因此可以说南北朝时期至唐代宋人口中的秦城被称之为越城。另外，书中认为秦城为汉代南越国为对抗汉朝所筑。
宋以后的史籍均沿用宋名，如明邝露撰《赤雅·秦城》亦载“秦始皇发卒戍五岭地为秦城。……秦取桂林、象郡，兵勒湘南，据其喉咽，临融漓二水间”。《大明一统志》、《广西名胜志》、《读史方舆纪要》、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 《广西通志》、《兴安县志》等等均沿用宋以来之名，至今仍称之为秦城。
通过文献梳理，按照文献记载我们得到相关认识：
1）称谓 秦城这一称谓从宋代开始产生，一直延续至今。最早见于《资治通鉴》，宋代之前秦城被称为越城。
2）范围 秦城分布于自严关以南，至小溶江口五十华里之间。
3）年代与性质 秦城可能为秦始皇征服岭南时期所筑，也可能是南越国对抗汉代中央王朝所筑。
4）重要性 秦城位于古代岭南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带，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三）兴安秦城的实际范围
在文献记载的地理范围内，分布着数处疑似古城墙的遗存，有学者将其分为“大营”和“小营”两部分。
“大营”部分北起马家渡，南到灵渠与大溶江交汇口，东临灵渠，西靠大溶江。在纵约6公里、宽约2公里、面积约1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古城址四处。
“小营”部分位于大溶江与小溶江交汇处一带，可知的城址有三处。
“小营”：
一是位于大溶江西岸、小溶江北岸附近的千家坪村。
二是位于大溶江东的廖家村。
三是位于大、小溶江汇合处东岸的南江村。
但是，经过多次的考古调查和勘探证实：
“大营”部分马家渡的“城墙埂子”只有一道，其余三面均看不出城墙的痕迹，同样地面和地下也没有发现秦汉时期的遗物，夯筑的年代也较晚，约在宋或以后。水街北端的数段墙垣没有经过夯打，不是城墙遗迹，为晚期筑成的防洪堤埂，而且里面包含的瓦片等物多为明清时期。
“小营”部分的千家坪村、南江头村不见城址的痕迹，也没有秦汉时期遗物的发现，廖家村的城址被认为是唐代的黄巢城，而且地表也没有发现任何城墙的痕迹，可能只是一处屯兵遗址。
因此，目前确证为秦汉时期的城址只有七里圩南的“王城”和通济城两处。
二、兴安秦城考古工作及收获
1947年，广西省文献委员会提交的兴安古迹采访报告书中，曾经分析过秦城遗址的形势。
1957年，广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对兴安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
1965年进行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时，对秦城遗址进行了测绘。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所做的工作只限于地面上的调查、测绘。
为弄清秦城遗址的年代及性质，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兴安县博物馆等单位从1990年起开始对秦城遗址进行测绘、考古勘探与发掘。
（一）七里圩王城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首先选在保存最好的七里圩王城来进行。
经勘探， “王城” 平面略呈长方形，但四面城墙长度不一，其中东墙长164米，西墙长149米，南墙长257米，北墙长214米，面积约3.8万平方米。
城墙四角有向外突出的角楼建筑遗迹；北墙和东墙各有一处向外突出的马面建筑台基；北墙偏东处开城门一座，其它三面无城门；城内现探明有多边形的夯土建筑台基5处，高约1米左右。
城墙用黄泥土夯筑而成，内夹少许陶片、零星烧土和细小的河卵石，顶厚约10米，墙基厚约15米，残高2~4米。墙体剖面呈梯形，外侧较陡直，内侧坡度较平缓，有二次加筑的现象。城墙的建造方法是先在地面上挖基槽，然后层层往上夯筑而成。
城外四周有宽10~20米的护城濠。
九十年代勘探场景
从1990年至1996年，对王城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331平方米。通过发掘可知城内的堆积较厚，最深达250厘米；并发现有夯土墙和用数块河卵石组成的柱础。
出土器物：
发掘出土的遗物以大量的建筑材料为主，特别是陶制的瓦片。
另有数量不多的陶、铜、铁制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和建筑构件。
建筑材料有陶质的板瓦、筒瓦、瓦当、水管、铺地砖等和铁质的钉等。
筒瓦、板瓦多为青灰色，外表饰粗绳纹，内面印布纹、方格纹、菱形纹。
瓦当均为圆形，纹饰为卷云纹和变形云纹。
铺地砖有方形和长方形，面饰菱形纹和斜线纹。
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器表多饰细方格纹，有的还在方格纹上加圆形、方形、菱形戳印，另有少量叶脉纹、席纹、米字纹和刻划纹。
器类有陶罐、壶、瓮、钵、鼎、盆、灯、纺轮、网坠、陶球等。
铁器的数量也较多，器形有刀、矛、钩、锄、斧、镞、权、建筑构件等。
铜器数量很少，主要是兵器和车马器，以兵器为多，包括镞、弩机等。
金属车马器及建筑构件
兵器
（二） 通济城的勘探与发掘
为配合兴安县灵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兴安县博物馆等单位于2013年10月中旬至2015年5月，对秦城遗址的通济城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
通济城位于通济村与太和堡之间，城东、西部分别紧邻灵渠和大溶江。平面呈长方形，东北——西南走向。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400米，墙高2—4米、宽6—8米。城外有城濠。
经勘探，发现城垣内文化层分布较为广泛，其中以中部较为密集，北、南部略少一些。
发掘概况：
在勘探的基础上，2013年我们选择城址西南部的一块高地进行了发掘，共布5×5米的探方12个，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
2013年的发掘面积较小，而且只是城址的一个局部，为进一步了解城址的文化内涵和年代，2014年我们在城址中部偏北的一处台地上又进行了一次发掘。共布5×5米探方22个，发掘面积550平方米。
从两次的考古发掘结果来看，城址的地层堆积较薄，一般厚在60厘米左右，除少数探方耕土层下分布有唐宋时期扰乱层外，大部分探方耕土层下即为文化层，而且文化堆积层也较为单纯，只有厚约30~40厘米。
遗迹：
两次发掘发现的遗迹现象较多，包括柱洞、水井、水沟、灰坑、散水等，以及范围较大且较密集的瓦片堆积。以柱洞、水沟为多，但看不出分布规律。水井三口，均为口大底小的圆形，口径在1.1~2米之间，深约3米。
遗物：
出土较多的陶制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陶、铜、铁制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等。
板瓦、筒瓦均为为泥条盘筑而成，器表多饰细绳纹或素面，内面无纹饰。瓦当有半圆形和圆形两种，有的素面，有的饰同心圆形纹。
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包括泥质软陶和印纹硬陶两类，以泥质软陶为主。硬陶类器表多饰米字纹及部分席纹、方格纹、刻划纹、戳印纹等，器形有罐、瓮、瓿等；泥质软陶的烧造火候很低，器表多素面，少量饰绳纹。器形有豆、盂、瓮、罐、纺轮、鼎、鬲等，其中罐、豆的数量最多。
生产工具主要为铁制斧、臿等。
兵器主要为铁或青铜镞。
三、兴安秦城年代及性质
目前关于秦城的建筑年代有几种说法：
一是战国时期，古代百越人所筑；
二是秦代，秦始皇攻打岭南时所筑；
三是汉代；
由于兴安秦城包含秦汉时期的两座城址，因此其年代当区别分析。
七里圩王城的年代：
从筑城的方法、城内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及城北分布的石马坪汉墓群来看，秦城城址至迟在汉代时就已经存在。
从考古发现来看，七里圩王城的建筑形式和筑城方法等都有着汉代城址的特点，如城墙四角设置角楼和在城垣外壁增筑向外突出的马面，城内高台建筑，城墙采用板筑法夯筑等。
城内发掘出土的陶、铜、铁器和大量建筑构件在器物形制及装饰花纹上与福建、广东等地的汉代城址及两广及湖南等地汉墓中所出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
因此，七里圩王城的年代主要为汉代，大约始建于西汉中期，废弃于魏晋时期。
通济城：
1）通济城发掘出土的陶器，除少数与越文化相关的几何印纹陶外，大量的是具有楚文化因素的泥质软陶豆、盂、罐等。从文献资料来看，战国时期楚国势力范围已经影响到桂北部分区域，但楚文化因素在之前的墓葬和遗址中仅有零星的发现，像通济城这样出土大量楚器的现象还从未有过，这说明战国时期楚文化并没有完全深入占领桂北地区。
2）石马坪墓群中出土秦代的器物。石马坪墓群M11出土的陶鼎具有浓厚的秦器风格，而非细长腿的楚式器物，在西安南郊秦墓能找到相似器形。M22随葬的罐、瓮、瓿、三足盒等，是介乎秦汉之际的器物，其年代应当在秦代纪年內。
3）通济城内的地层堆积很薄，文化遗物单一，而且主要为一个时期的遗物，因此可以推测该城使用的时间很短。这与秦在兴安一带活动的时间相吻合。
通济城虽然没有发现典型秦物或秦文化因素，但是从类型学、年代学可以推断其时间正处在秦朝编年范围内。从出土遗物的年代和发现大量楚器等现象分析，可以推断通济城址的年代为秦代。因此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初步可以确定通济城为秦始皇进攻岭南时所筑的城。
通济城如此多的楚器又是从何而来，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伴随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产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三十三年挥师南下，开始征服岭南的战争，其五路大军中塞镡城之岭的一军很可能来自于楚地，因而在通济城留下大量的楚器。这种就近招兵的现象在我国古代经常有之，如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平征氏姐妹叛乱之时就有“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
通济城的规模很大，各种防御措施齐全，应不只是一处军事意义上的城，很可能最初是作为郡一级的城来修建的。由于秦军数量多，武器相对先进，战斗力强，特别是在凿通灵渠后，秦军的攻势迅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打败了越人，统一了岭南地区。随着政治、军事重心的南移，通济城就被弃用，只作为一处普通的军事城堡使用了。
秦城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古代岭南地区通往中原的要道之上，紧临灵渠，历史上为保障经灵渠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的畅通，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在灵渠申遗的背景下，作为“灵渠相关文物点”中最重要的遗存，秦城遗址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也成了灵渠申遗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李珍 王星 编排：李岩 代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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