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新出土的青白釉瓷器
本文介绍的4件青白釉瓷器残件均出自编号为2018CBTG4的探沟底部窑址废弃物堆积层，该探沟位于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核心区域10号窑所在山坡西侧山脚下，该探沟北侧约50米处曾于2016年考古调查中发现一座龙窑遗迹。4件青白釉瓷器残件器形分别为碗底、芒口碗（或盘）口沿、花口碟、花口瓶。
碗底弧壁，矮圈足。圈足直径5.2厘米，残高2.5厘米。胎色灰白，胎质坚硬，胎壁较薄。碗内壁和内底心分别模印凤穿花纹和花卉纹，内底心周围有一圈弦纹将内底心和碗内壁花纹分隔开。碗外壁和圈足内均为素面，外壁靠近圈足部位有明显跳刀痕。碗内外及圈足外壁施青白釉，釉层很薄，圈足内刮釉。碗外壁靠近圈足及圈足内局部有粘沙现象。
青白釉印花碗底
芒口碗（或盘）口沿敞口，圆唇，壁微弧。胎色灰白，胎质坚硬，胎壁较薄。口沿刮釉形成芒口，内壁口沿下模印一圈回字纹边饰，内壁模印凤鸟纹，外壁素面无纹饰。芒口以外均施青白釉，釉层很薄。外壁口沿残留有一层薄薄的黑色附着物，推测应为芒口银扣装饰残留物。
青白釉芒口印花碗（或盘）口沿
花口碟敞口，宽折沿略凹，弧壁，折腹，小饼足。口径11.2厘米，底径3.4厘米，高2.2厘米。胎色灰白，胎质坚硬，胎壁较薄。口呈葵花口，宽折沿模印一圈花草纹，内壁压印为菊瓣纹，内底较平，模印花卉纹。外壁及饼足素面无纹饰。器内外及饼足壁施青白釉，釉层很薄，饼足底未施釉。
青白釉印花花口碟
花口瓶敞口、束颈、溜肩、鼓腹。口径约14厘米，腹部以下缺失，残高22厘米。胎色灰白，胎质坚硬，胎壁较薄。口沿呈7曲向外翻卷的花瓣形，颈部刻划莲瓣纹及多周弦纹，肩部和腹部篦划卷草纹。器表及口、颈部内壁施青白釉，釉层很薄，釉面有冰裂纹。
青白釉花口瓶
二、新发现的4件青白釉瓷器产地分析
新发现的这4件青白釉瓷器中，有3件印花瓷器，1件刻划花花口瓶。笔架山潮州窑遗址1953年被发现至今，曾经做过多次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已经正式发表的考古报告有两个：1981年广东省博物馆编著的《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公布了笔架山窑遗址1~6号6座窑址的发掘资料及部分笔架山窑址采集的文物标本，出土遗物中可看出器形的瓷器共1300件（不含窑具）；发表于《考古》1983年第6期的《广东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一文公布了笔架山窑遗址7~9号3座窑址的发掘资料，出土遗物共608件（含窑具）。查阅上述两个考古发掘报告的文字描述和图片资料，均未见到青白釉印花碗、盘、碟和花口瓶器形。最近十多年出版的与笔架山潮州窑有关的几个展览图录，例如《南国瓷珍——潮州窑瓷器精萃》、《中国瓷都潮州陶瓷精品集》、《中国潮州窑》等，发表了不少潮州笔架山窑出土文物的彩色照片，而且还涉及到尚未正式出版考古报告的笔架山10号窑址部分文物照片，但是，在这些图录中同样未能见到笔架山窑址出土的青白釉印花碗、盘、碟和花口瓶。在已出版的总数超过2000件的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出土遗物中均未发现印花碗、盘、碟和花口瓶，那么，这4件新出土的青白釉瓷器到底是不是笔架山潮州窑的产品？
首先，这4件新发现的青白釉瓷器残件均出自笔架山潮州窑遗址编号为2018CBTG4的探沟底部窑址废弃物堆积层，出土位置明确，这是确凿无疑的。其次，其中的碗底、碗（或盘）口沿及花口碟均为印花瓷器，碗底及碗（或盘）口沿的印花繁密、工整，层次感强，风格非常接近；而且，包括花口瓶在内的4件青白釉瓷器胎质、胎色、釉色及釉层厚薄也非常一致，应为同一窑口、同一批产品。再次，考古调查探沟的试掘面积很小，也不能排除扩大试掘面积会有更多同类青白釉瓷器发现的可能。最后，青白釉碗底有粘沙现象，这一般是烧造过程中形成的，窑工或者窑场管理人员生活中使用的瓷器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这也就基本排除其从外地窑址输入的可能。综上所述，新发现的这4件青白釉瓷器虽然在过去笔架山潮州窑遗址考古资料中未曾见到，但是出土于同一地点、同一地层，胎质、胎色、施釉和纹饰风格都基本一致，属于同一窑口、同一批产品的可能性比较大，初步判断应为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某条尚未被发现或者尚未被发掘的窑址的产品。
三、新发现的4件青白釉瓷器时代分析
笔架山窑址的年代根据两个已正式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的结论，都是北宋时期。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例如李辉柄先生认为应该为北宋到元代，他的理由是“在遗址中也拾到一些晚于宋代的遗物，一般胎体较为厚重，无纹饰，制作较粗，最明显的是一种折沿盘，沿口向上卷起，盘里浅刻象征性的菊瓣纹一周。这种盘具有典型的元代作风，在浙江龙泉窑中也是最常见的。”但遗址采集的遗物是否是笔架山窑的产品尚不能肯定，而且，浙江龙泉窑元代特征的遗物在笔架山潮州窑也不一定要到元代才能生产，所以李辉柄先生关于笔架山窑址烧造时间能到元代的年代判定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新发现的这4件青白釉瓷器与过去笔架山潮州窑遗址考古资料中的遗物相比较，确实有些区别，主要表现在纹饰、装烧方式和器形上。
纹饰方面，新发现的4件青白釉瓷器中有3件使用了印花装饰，尤其是碗底及碗（或盘）口沿的印花繁密、工整，层次感强，芒口碗（或盘）还有一圈回字纹边饰，这都是过去发现的笔架山潮州窑遗物所未曾见过的。过去发现的青白釉瓷器装饰技法以划花为主，其次是刻花、贴塑和镂空，印花很少见。而且印花装饰均用于鱼形壶和炉，碗、盘、碟、盏等器形未见有印花装饰。
装烧方式方面，芒口印花碗（或盘）反映的是覆烧的装烧方式。笔架山窑址过去的考古资料中均未见到覆烧芒口器，也未见到覆烧窑具。新发现的芒口印花碗（或盘）仅有1块残片，但是跟这件芒口器残片同出的有风格一致的其它瓷器，而且都与过去的发现有区别，所以不能排除将来扩大考古发掘范围会有覆烧窑具发现的可能。
器形方面，新发现的4件青白釉瓷器都是新发现的器形，虽然印花碗、芒口印花碗（或盘）及印花花口碟都只是装饰技法与过去笔架山窑址的遗物有区别，但毕竟是一种新的装饰技法开始在这些类型的器物上出现了。花口瓶则是纹饰装饰技法与过去相同，而花口瓶这种造型是过去未曾发现过的。
青白釉印花装饰工艺是继早期青白釉刻划花工艺之后发展起来的；北宋芒口覆烧最早起源于北方定窑，北宋后期开始南传，北宋后期至南宋早期景德镇湖田窑采用多级垫钵和多级垫盘覆烧青白釉芒口瓷器，南宋中后期采用了定窑的支圈组合式覆烧方法。景德镇湖田窑址的芒口器和印花装饰均出现于三期前段，此段的芒口器采用刻划或印花装饰，印花装饰见于碗心、盘底或盒盖上模印鱼纹、朵花等，印花技术刚开始发育，相对较少。到了三期后段，芒口碗外壁刻划水草纹，内壁多模印水藻双鱼或凤穿牡丹纹饰。芒口盘主要在内底对称分组模印三、四组团花装饰或游鱼纹饰，不见繁密的印纹，构图疏朗、大方。第四期时，湖田窑覆烧芒口器大量流行，在芒口碗、盘内底及内壁多模印各种纹饰，内底常印开光内饰折枝梅、凤穿牡丹、凤穿荷塘、盆景山石、双龙、双鱼纹等，内壁常印缠枝花、仰莲、如意、回纹等。模印纹饰布局疏朗，题材寓意深刻，装饰严谨，印纹清晰，具有浓郁的生活情趣。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芒口印花碗（或盘）从纹样及纹饰特征上看与湖田窑址三期后段及第四期接近。根据景德镇湖田窑址发掘报告，湖田窑址三期后段时代推定在公元1101~1127年间，第四期推定在公元1127~1124年间，也就是北宋晚期和南宋早期。而在《景德镇湖田窑作品集》一书中，有1件南宋青白釉芒口印花盘，矮圈足器形及内底心和内壁纹饰同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印花碗底都十分相似，其芒口口沿、回字纹边饰及内壁凤穿牡丹纹则与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芒口印花碗（或盘）口沿残片非常接近，因此，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芒口印花碗（或盘）及印花碗底的时代属于南宋的可能性非常大。笔架山窑青白瓷的烧造是在景德镇青白瓷窑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印花瓷器如果能确认是笔架山窑的产品，那么其时代应该与景德镇湖田窑同时或稍晚，因此其时代亦可推定在北宋晚期或南宋早期，南宋早期的可能性更大。
景德镇湖田窑青白釉芒口印花盘
青白釉花口瓶在景德镇湖田窑址早期出现较多，器形为花口，束颈，有的颈部施一组弦纹，有的花口内侧出筋。但是窑址未发现完整花口瓶，也没有可以复原的器物，发掘报告仅选择2件标本进行介绍，其一残存口颈部，颈较细长，颈部有两组弦纹，灰白胎，青白釉，口径5.3、残高5.7厘米；另一件同样残存口颈部，与花口对应处的口沿内侧塑阳筋，颈较细短，颈部有两组弦纹，白胎，青白釉，口径6.8、残高6.1厘米。花口瓶出现于景德镇湖田窑址三期后段和第四期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青白釉花口瓶口径达到12厘米，要比湖田窑的花口瓶大得多，从颈肩部连接处的特征来看，景德镇湖田窑的花口瓶一般有明显的转折，而笔架山这件颈肩部是弧形过渡，基本没有转折痕迹。虽然两者区别明显，但是整体风格相似，不排除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花口瓶是受景德镇湖田窑影响而烧制的可能，因此，如果能确认是笔架山窑的产品，那么其时代应该与景德镇湖田窑花口瓶同时或稍晚，其时代亦可推定在北宋晚期或南宋早期，这与上文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芒口印花瓷器推定时代一致。
景德镇湖田窑址出土的青白釉花口瓶
在景德镇青白瓷窑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福建德化窑也烧造青白釉花口瓶。德化窑是福建省德化县烧造白瓷和青白瓷窑址的统称，德化窑已经发掘的重要青白瓷窑址有两处，一是盖德碗坪仑窑址，一是浔中屈斗宫窑址。碗坪仑窑址发现两座不同时期的窑炉，南宋早期窑炉出土器物以青灰釉瓷器为主，影青釉（青白釉）瓷器处于次要地位，但是在以影青釉（青白釉）为主的42件瓷瓶标本中，有26件荷叶形喇叭口花口瓶，器形为高颈鼓腹，圈足。颈部多施弦纹；肩部有弦纹、莲瓣纹等，也有肩部附加兽面双耳；腹部多为莲花纹、云纹和篦划纹。器形大小悬殊，最大的高达46.5厘米，最小的仅高15厘米，口径5~17、腹径9~21.4、足径5.5~10.4厘米。碗坪仑窑北宋晚期窑炉未见花口瓶，时代为元代的屈斗宫窑址也未见到花口瓶。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青白釉花口瓶同德化碗坪仑窑花口瓶比较，碗坪仑窑自身的产品尺寸相差悬殊，但也有同笔架山这件尺寸相当的，从颈肩部连接特征来说，德化窑既有转折明显的，也有弧线过渡没有转折痕迹的，虽然从碗坪仑窑考古发掘报告内的图片来看，没有纹饰和器形同笔架山这件完全相同的，但无论从尺寸大小还是从器形和纹饰来看，两者都具有相似的风格，其时代应该相同或接近。由此推断，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青白釉花口瓶时代应为南宋早期或其前后。
德化碗坪仑窑址出土的南宋早期青白釉瓶
综上所述，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4件青白釉瓷器时代推定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这与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已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推定的北宋时期有一定的出入，两者在北宋晚期是重合的，南宋早期则是北宋的延续，因此，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青白釉瓷器很有可能是笔架山潮州窑延烧到南宋早期的可靠证据。
四、新发现的4件青白釉瓷器与周围窑址的关系
广东省内受景德镇影响烧造青白瓷并且距离潮州笔架山不远的北宋窑址主要有广州西村窑址和惠州东平窑址，查阅这两个窑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广州西村窑有印花瓷器，但都是仿耀州窑的青釉印花瓷器，影青釉（青白釉）瓷器则均为刻划花装饰，没有印花装饰，没有芒口器，也没有花口瓶；惠州东平窑未发现任何印花瓷器，也未发现芒口器和花口瓶器形。因此，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4件青白釉瓷器与广州西村窑和惠州东平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与笔架山潮州窑同属于韩江流域的韩江上游梅州市梅县瑶上窑址发现有3件印花碗和8件印花碟，均为胎质细薄、造型精巧的青白釉瓷器，而且有口沿刮釉的覆烧芒口器，时代与江西仿定窑覆烧芒口印花青白釉瓷器的窑址相当，约在南宋时期。其中的印花碗器形为侈口，壁微弧，圈足，内沿下印回字纹一周，内壁印牡丹飞凤纹，这与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印花碗底及芒口印花碗（或盘）口沿残片器形及纹饰特征类似，但内底心无印花装饰与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印花碗底完全不同。印花碟器形为凹底或圈足，敞口，未见宽折沿和饼足，同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印花碟区别比较大。梅县瑶上窑址同时烧造大量青白釉刻划花装饰的瓷器，尤其是其中的碗、壶和莲花炉在造型和釉色上与笔架山窑址有相承之处，应是在笔架山窑址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处南宋窑场。因此，梅县瑶上窑址的印花瓷器与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印花瓷器有可能属于同时期同类产品，也有可能在烧造技术上有一定的相互继承关系。
梅县瑶上窑青白釉印花牡丹凤纹碗
梅县瑶上窑青白釉印花莲纹碟
五、结语
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新发现的4件青白釉瓷器，有印花碗底、芒口印花碗（或盘）口沿、宽折沿饼足印花花口碟和花口瓶等器形，出土于同一地点，胎质和釉色基本一致，属于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同一窑口、同一批次产品的可能性比较大。从器形、釉色及装饰风格上看，与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址北宋晚期和南宋早期的同类器物非常接近，与福建德化窑碗坪仑窑址的南宋早期产品也基本类似，因此，笔架山窑址新发现的这4件青白釉瓷器时代应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属于南宋早期的可能性更大，很可能是笔架山潮州窑延烧到南宋早期的可靠证据。韩江上游梅州市梅县瑶上窑址是一处南宋窑场，瑶上窑址发现的芒口印花瓷器同笔架山窑址发现的青白釉印花瓷器很可能属于同时期的同类产品，也有可能在烧造技术上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若想要彻底弄清楚这4件新发现的青白釉瓷器的来龙去脉及其与周边窑址的关系，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获得更多实物资料是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作者：石俊会 编排：李岩 代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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