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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水，明嘉靖五年五月癸未(1526年6月10日)设县，因地处西江、北江、绥江汇流之处而得名。清代晚期，英国于三水设立税务司公署，使三水成为贯通广州与粤北、粤西和中国大西南的桥头堡，成为了广州“向西的触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考古学界想对珠三角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期的遗址进行总结，考虑到三水河网密布、地理位置重要的这些特点，北京大学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选定银洲遗址作为重点发掘目标，合作开展了“珠江三角洲史前贝丘遗址研究”项目，许多著名的考古学家都曾到过银洲遗址进行考察。
1、朱非素、赵辉、李子文、后藤雅彦、冯孟钦在发掘现场
2、何露（现任韶关市博物馆馆长）向曾骐、严文明等先生介绍发掘情况
3、考察银洲遗址的专家与考古队员们合照。后排左三张忠培、左四高广仁、左五严文明、右四张学海、右三郑笑梅、右二朱非素、右一张（张忠培）夫人。（时任三水博物馆馆长麦海摄）
一. 银洲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银洲贝丘遗址位于三水市白坭镇银洲村东侧豆兵岗上。1983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91年至1995年对银洲遗址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子文、朱菲素、冯梦钦、吴海贵等先生，北京大学的赵辉先生及留学生们，三水博物馆麦海先生等都参与了发掘。银洲贝丘遗址的年代距今约4000余年，整个遗址可以分成三期，其中，二期和三期保存相对完好，二期文化堆积布满岗顶和岗坡处;三期则分布于岗底平地。在当时，银洲遗址是珠三角地区仅有的堆积丰富，地层明确，并出土了大量人工和自然遗存的遗址。
4、银洲遗址出土器物研究。前排左一严文明、左二赵辉，后排左一李岩、左二朱非素（时任三水博物馆馆长麦海摄）
当时对于珠三角贝丘遗址生业模式的研究依然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许多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例如珠三角的先民喜欢吃什么?他们居住的环境与现在一样吗?他们与自然界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1995年(第四次发掘)，我的导师袁靖先生对银洲遗址进行了柱状取样，并调查了其他周边的贝丘遗址。
5、图正在进行柱状采样。左一袁靖、左二朱非素、左三赵辉（时任三水博物馆馆长麦海摄）
贝丘遗址主要是由人类食用贝类后产生的大量贝类垃圾所形成。由于其数量多达数十/百万。当时，甚至现在的发掘者大部分都不会全部进行采集，这就导致了统计不完全的问题。由于柱状取样按照一定的空间，利用人工层位和自然层位的对应方法，由上至下系列分层进行取样，使估算整个遗址的物种组成比例，以及其历时性的变化成为可能。为了不妨碍发掘工作的进行，会选择在发掘完成，地层情况清楚后，在关键柱上进行取样。另外，也会选择某一地层单位，把所有遗存全部收集，再与柱样作对比，以增加其准确性，此次的采样选择在二期和三期的堆积丰富的关键柱上进行，为了获取较为小型的遗存，其后对这些土样进行了水洗筛选。
经过对柱状取样进行观察后，袁靖先生对银洲的生业模式得出了一些认识。其一，早期的堆积文蛤的数量较多，以后逐渐变为以河蚬为主，到晚期发现田螺的数量增多的现象，反映银洲遗址曾经历较大范围的海退。其二，只发现较大的鱼类，而在水洗筛选没有发现小鱼的骨骼，似乎也暗示出当时遗址附近的水产食物资源种类及生活于此地的古化人类进行捕捞活动的特点。其三，柱样中河蚬的尺寸逐渐变少，可能反映人们对资源环境造成影响。
6、图为1995年袁靖老师正在进行水洗筛选土样（时任三水博物馆馆长麦海摄）
二、 世代传承
2012年，北京大学黄可佳博士在三水博物馆对银洲遗址重新进行整理工作。2013年，笔者前往三水博物馆整理银洲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黄可佳博士的導师赵辉先生是当时遗址的主要发掘者之一，而笔者的導师袁靖先生是最早对银洲遗址开展生业研究的学者。二十年后由当年发掘者的学生们重新对这批材料进行解读。
此后，我与黄老师拜访了以前银洲遗址的发掘人员，有麦海先生、李岩先生和赵辉先生，并探望了当时的领队之一朱非素先生，当时朱先生已重病在身，身体较弱，但仍然向我们介绍当时的发掘情况和整理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对于工作的热忱与后辈的关切令人动容，令人叹息的是朱先生于2015年仙逝,而另一位负责人李子文先生也早已辞世。为了加深对银洲遗址所处环境的整体认识，我与黄老师也像当年的前辈一样，对周围的其他遗址进行了实地调察，例如高明古椰、南海西樵山、佛山河宕等遗址，观察并采集了一些已经暴露在地表的标本。
另外，我们还在鱼市场购买了当地常见的食用鱼类—青鱼(俗名又称鲩鱼)，制作成骨骼标本，在鉴定鱼类遗存时用作参考。
7、图为2015年笔者与朱非素先生的合照
三. 不一样的发现，文蛤还是大蚬?
得益于前人科学的发掘和详尽的纪录，我们有机会知道当时的发掘情况，并基于此得到新的认识。在整理之初，笔者发现银洲遗址出土的“文蛤”与其他考古遗址和现生的形态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相反，这里的“文蛤”显得更像另一个物种。经过观察和标本对比以后，笔者认为银洲遗址以及其他附近的贝丘遗址，如新会市罗山嘴、佛山市河宕、古椰村鲤鱼岗、镇头、苏村蚬壳岗、邓村邓岗、丹造船埋岗、上湾福旋岗、良登通心岗、鱿鱼岗出土的均是大蚬，而不是以往认为的“文蛤”。顾名思义，大蚬就是指体型较大的蚬类。而文蛤和大蚬的形态和尺寸都十分相近，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牠们的“牙齿”，大蚬有前后侧齿且侧齿上缘具小齿，文蛤则无后侧齿，且前侧齿上缘无小齿。除了形态的区别以外，他们的栖息环境也略有区别。文蛤仅能于浅海地区生存，而大蚬可以在河口和浅海生存。
8、图为大蚬的特征
在国内很少有见到关于大蚬的新闻或其他报导，大家对这个物种所知甚少，但在台湾的关渡平原，大蚬却十分有名。原因是大蚬在4000多年前的台北圆山遗址已经存在,却在近年（2000年前后）于关渡平原中消失。相关专家表示大蚬可能已经在台湾灭绝，灭绝的原因可能是人类行为所造成的污染。在国内，大蚬现时主要分布于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在东莞的海鲜市场能够购买，但已经不见于三水。其中，并没有迹像显示大蚬有类似台湾面临灭绝的危险。大蚬是从银洲遗址以后才于三水消失？还是近代由于环境的变化而消亡？这些念头使我加紧对银洲遗址的柱样进行整理。
四. 大蚬减少与人类行为和环境关系的再解读
通过整理以后，柱状取样的动物遗存有10种。包括双壳纲的河蚬、大蚬，腹足纲的环梭螺（此前所称的田螺）。硬骨鱼纲的青鱼和软骨鱼纲两种。爬行纲有鳖。哺乳纲有家猪、鹿、和啮齿类等。另外，经量化统计后发现，晚期的堆积较为纯粹，均以河蚬为主。虽然大蚬在晚期大量减少，但环棱螺数量不仅没有增多，反而有所下降。
这些新的认识和以往提出的由于＂文蛤减少，河蚬和田螺增加的现象所反映银洲遗址曾经历较大范围的海退＂并不一致。首先，现今所发现的是能够和河蚬等咸淡水物种共存的“大蚬”。其次，大蚬对于环境极为敏感，环境的突然改变应该导致大蚬的集体死亡，为何大蚬只是减少而没有完全在遗址中消失？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两个柱样的差异性较大，例如，三期柱样的堆积纯粹，出土物种单一，取土量较少，而二期柱样出土的物种则较为丰富，取土量较多。因此，在进行对比时，还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在讨论时留有充分的余地。
这里列出除海退的影响以外，其他的可能性。第一点是食用性，大蚬在银洲遗址只是大量减少，并没有完全消失。日本学者丹桂之助观察了台湾圆山文化中大蚬的食用性，指出大蚬的味道不如河蚬，但仍可食用。而在与银洲贝丘遗已经发现存在家猪的证据，这是否可能当时的居民在肉食来源得到一定保证的前提下，可能存在选择味道较好的贝类进行捕捞的行为，由此造成大蚬在遗址中数量减少的现象。
第二点是年代差距的影响。银洲贝丘遗址二期和三期的年代差距达到数百年，三期的文化堆积较二期薄弱，我们不能确认三期与二期是否属于同一人群，是否由于不同时期的人群对于贝类种属的不同选择导致大蚬数量的减少？这些可能的原因也是需要考虑的。
9、图为在东莞酒楼供食用的大蚬（北京大学黄可佳摄）
五.先民对食物的选择与影响
前文提及，先民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可能放弃获取味道不佳的食物。以前的研究也展示了银洲的先民似乎只捕捉大型鱼类，而放弃食用小型鱼类。在这里要说明一点，这些＂大型鱼类＂都是超过1米,甚至能到达2米的超级鱼类。在遗址中发现的咽齿（鲤科鱼类特有的骨骼），其尺寸能与人类的下颌骨相当。这批材料虽然已经进行了水洗筛选，但由于岭南特殊的红色黏土，带有黏土的遗物由于还处于湿的状态，经过二十年便变成了胶结的混合物，需要重新进行水洗。我在水洗时，由于需要量化重量的关系，需要将贝类的碎片挑出，所以极为细心。此时，便发现了以前一直没有发现的小型鱼类的脊椎骨，就像我们现在在街市食用的鱼类差不多大小，总共发现了11个脊椎，長寬均少於5毫米,呈红色状，以前没发现的原因可能是他的颜色和大小与泥土的混合物相近。由此看来，当时的先民也是会食用小型鱼类的。
10、图为2015年笔者重新进行水洗筛选土样
11、图为鱼类尺寸比较，右边的是经水洗后发现的小型鱼类脊椎
除此以外，贝丘遗址由数十/百万的贝壳组成，这些贝类是食之不尽的吗?其中会不会被人类所影响?这也是动物考古要研究的课题之一，就是捕捞压力的研究。人类长时期不断对特定种属进行捕捞，便会影响物种的自然生长规律，令其尺寸变少，更严重者会导致物种的灭绝。此前的研究只是靠目测认为遗址受到了捕捞压的影响，现在通过对河蚬和环棱螺的长度和宽长进行测量，发现晚期的尺寸甚至要比早期的更大，证明了人类的捕捞行为并没有影响到这些贝类，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仍然处于比较和谐的阶段。
12、图为2015年笔者于三水博物馆整理动物遗存
作者：李梓杰（就职于澳门考古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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