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重庆大溪M64玉人面形佩
图12，湖北秭归柳林溪出土玉人像
图13，重庆巫山人民医院出土玉人形饰
图14，重庆巫山人民医院出土玉龟
图15，重庆巫山大水田出土玉刺猬形饰
图16，重庆巫山大水田出土玉野猪形饰物
图17，重庆巫山人民医院出土玉轮形饰
（1）圆雕像生类作品在石家河文化继续精进发展
长江中游地区继大溪文化之后的屈家岭文化中玉器的发展似乎呈现出一种停滞的状态，在已发现的屈家岭文化考古资料中，玉器少有出土，玉材也明显杂乱，器类仅见璜、环、镯，以及铲、锛等 ，而不见有圆雕类器物出土。
继屈家岭之后的兴起的石家河文化却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特别是在石家河晚期文化（距今约4500-4000左右）中，不仅发现了大量陶塑作品，如狮、象、虎、鸡、鱼、龟、人像等，特别是还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致的小型玉质雕件，除了璧、璜、佩、笄、坠等平雕器物，圆雕类的玉人头、玉鹰、玉凤鸟、玉虎头和玉蝉（图18）等在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光芒四射，夺目耀眼。这些玉器通常体积小、重量轻，纹饰简洁，做工精细，体现出与峡江地区大溪文化立体圆雕工艺一脉相承的文化特征。
图18，石家河文化出土玉人头像、玉神人祖头像、玉虎头
（2）圆雕艺术对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古文化产生的后续影响
当历史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我们在公元前1600-1000年以后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又再次看到了这种圆雕技艺的灵动与活跃：无论是三星堆数量众多、造型奇绝、体量巨大的青铜人物或动物雕像 ，以及各式各样的陶塑动植物造型（图19），还是发展至金沙时期雕刻精美、技艺成熟的石刻圆雕作品（图20） ，它们那种质朴天然的造型特征，生动活泼的意趣韵味，以及雕刻技艺的简练与娴熟，其中的一些神髓筋骨竟让我们穿越时空，不仅窥见到了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影子，更仿佛遥望到了来自更远古的大溪时代的文化印记：比如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小型陶塑作品体现出与大溪动物类立体雕塑品、石家河陶塑品的一脉相承；一些青铜人像造型与石家河玉神人头像表现出的某种神似（图21-图24）；还有那件硕大无比的铜轮形器（图25）与巫山大溪文化那件娇小的玉轮形器（图26）之间惊人的相似度；以及在金沙时期大量出现的石跪坐人像与秭归柳林湾玉石跪坐人像的某些相类，这些物品表现出与同时期黄河流域文化迥异的文化面貌，但却负载着长江上中游地区从早到晚文化之间相承相续的渊源关系，也可以说是体现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精神与工艺传统。
图19，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塑圆雕动物
图20，金沙遗址时期发展成熟的石质圆雕作品（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
图21，石家河出土玉神人头像
图22，三星堆出土铜神人头像
图23，石家河神祖头像
图24，金沙玉神人像
图25，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轮形器
图26，巫山大溪遗址出土的玉车轮形器
当我们在梳理成都平原先秦青铜文化时，还惊讶的发现在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几件玉器、铜器、金器上常出现着一个图像（图27、28） ，这个图像竟然与1959年大溪遗址出土那件玉人面形佩 非常相似。这个图像过去在商周青铜器上也经常作为一种基本组合符号出现，曾被一些学者解读为蝉纹 、变形蝉纹 或心形纹 。然而对照大溪这件玉人面形佩，我们认为把它识读为一个抽象的人面像似乎更为准确。这个脸呈椭圆形、大嘴张开并微微上翘，有时两耳侧还戴着牙状装饰、微笑着面对我们的形象，无比清晰地传递着某种特殊的文化涵意，而非一般性的装饰性纹样。关于大溪的人面形佩，李水城先生曾经明确提出可能为“一种护身符性质的灵物”，并指出“原始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从观念上赋予一些创造物以灵性，将其视为神物，渴望通过它们得到神的庇护，这些石雕人物应该就是这种观念下的产物，它们实际上担负着禳灾避祸的护身符的职能” ；徐良高先生也曾提出“长江流域文化中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独特的神鬼信仰文化系统”，“且长江流域商周甚至更早时期文物上的神人形象应该就是古人观念中的主要神祗，如太阳神或社神” 。我们从三星堆、金沙这些图像出现的情况分析，这个图像或以金铜材质单独出现，或刻于通神、礼神的玉礼器上，并总是居于器物的显要位置，或以镂雕，或以线刻，或以彩绘，或直接以此做为造型，显然对于古蜀人有着特殊的意义，有着明确的表征性与指向性，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同时它们与大溪的玉人面佩之间似乎还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也许更昭示着长江流域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或是部族重要的代表性图腾符号。这个图像以后在商周铜器或演变或简化为蝉纹或心形纹，从而产生了位置与使用情况的变化，但是它在长江上中游地区显然有着其独特的精神文化价值与极其特殊的宗教意义。
图27，大溪出土玉人面形佩与三星堆出土玉器上图案比较
图28，大溪出土玉人面形佩与金沙遗址出土镂空玉璋、刻纹玉璋、金人面形器、铜人面形器的比较
其实我们过去在对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古蜀玉文化的分析比较中，不仅发现了与大溪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玉石雕刻品，也还发现了许多来自长江下游的器物类型，如玉琮、玉环、玉镯、玉箍形器以及玉锥形器等[1]，并且长江中游至大溪文化开始的玉石类斧、锛、凿（图29）等小型工具的组合形式，以后在长江上游从史前的宝墩文化一直延续至商周的三星堆（图30）和金沙（31）。大溪文化中的绿松石装饰品在成都平原三星堆和金沙也仍很流行，以上这些现象都清楚地表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青铜文化与长江上中游文化从较早时期就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与来往，早晚文化之间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与紧密联系。
图29、湖北大溪文化遗址出土斧、锛、凿组合工具
图30、三星堆遗址出土斧、锛、凿组合工具
图31、金沙遗址出土斧、锛、凿组合工具
北宋之时诗人李之仪曾悠悠的吟咏:
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
共饮一江水。
如今历史已变成遥远的过去，当我们观察了大溪玉器，又通过此次盛会亲近了崧泽，再回望了石家河，检视了古蜀文化，我们发现，长江下游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再到长江上游的古蜀文化从三星堆-金沙，长江文明的文化因子一直在静静地流淌、传承、发展……一条长江，联接了上下，串连着千年。相隔2000余年的时间，相距几千里的空间，但上中下游各地区早晚文化之间却遥相呼应，融会贯通，文明的影响迢迢绵延，源远流长，从而为我们共同描绘出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的绚斓蓝图。
作者：王方 编排：李岩 代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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