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早期金器的产生与发展
黄金，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贵重金属，在地壳中分布较广,几乎可在各种地质条件下形成，常以自然形态出现,且有引人注目的色彩和光泽,可能是最早被人类利用的金属。其化学性能稳定，是最具惰性的金属，不受水和大多数酸的影响，抗氧化，硬度不高，延展性极佳，具有易于加工的特点。这种稳定性、活动性和稀缺性的特征使得黄金自被发现以来就被作为贵金属而具有极高价值。
金器，即是指以黄金作为原料进行加工制作的器物，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先民很早就发现了黄金，并用以制作装饰品。目前我国出土最早的黄金制品发现于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遗址，为两件金环，经检测含金量为94%；青铜时代早期金器渐渐开始出现于我国北方地区，如甘肃玉门火烧沟夏代墓葬出土的金耳环、金银鼻饮和辽宁敖汉旗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金耳环等，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但与北方草原同时期的考古发现相比，早期中国的金器制造和使用并不十分发达。
到了商周时期，我国黄金制造业得到了初步发展，如在河南郑州商代遗址24号祭坑中出土有夔龙纹的金饰片；北京平谷县商代中期墓出土了金臂钏、金耳环、金笄以及金箔残片等；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有金杖、金面罩、金叶、虎形金饰、鱼形和圆形金饰等；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有金面具、金带等 40 件金制品；但目前发现的金器大多形制较小，制作较为简单，地位并没有显著提升。
早在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就已经出现“金”字,但当时的“金”字并不是指的今天所谓的黄金,更多的是指黄铜（即所谓的“吉金”）。黄金与铜的区别在春秋中期逐渐明确,战国时期文献中的金字多半是指黄金。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冶炼技术的进步，黄金制品的数量、种类明显增多。在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中发现目前最早的黄金器皿——金盏，采用钮盖、身、足分别铸造，再合范浇筑或焊接成器，其技术风格应是由传统青铜器工艺发展而来。此外，陕西凤翔秦雍城地区的马家庄宗庙遗址、凤翔秦公一号墓、陕西宝鸡益门村2号春秋晚期墓等墓葬都出土有种类繁多的金器，但大多为小型饰品，制作工艺并不复杂，这一时期仍处于金器制作工艺的初期阶段。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金盏、金匕
二
西汉时期出土金器种类功能分析
秦汉时期为我国的大一统帝国时期，历经汉高祖定都长安、文景之治积蓄国力、武帝时期开疆拓土改革创新，西汉王朝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经济水平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阶段。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西汉时期的金器制造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加工工艺进一步提升，包括范铸、焊接、锤揲、掐丝、磨光、模压、针刺、錾刻、镂空、镶嵌、炸珠、金银平脱等十几种工艺都已经产生，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金器的种类和数量也远多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目前出土的考古材料，西汉时期金器的种类可分为容器、装饰品、明器、车马器、附属装饰、货币、印章、其他等。
01
容器
“汉代作为生活用具的金银容器的数量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加，但所占比例不高。”但这是就汉代金银器总体来说的，目前考古发现的金银容器主要以银器为主，黄金容器所占比例极少，出土器物中仅广州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的金杯形器（金座足）一件，形状较为独特，上有3道弦纹，弦纹上有8个呈三角形的尖峰，连成锯齿状边沿。报告中认为该器物为漆杯的座足，冉万里先生在文章中则将其归为金容器，若以形状来看其内中空，造型流畅，虽不能用作日常饮用，归为容器亦无太大争议。黄金容器发现数量如此稀少，说明黄金的使用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集中与普遍，西汉时期制作诸如容器这种体积较大、耗费原料较多的器物时，更多的采用银制或者鎏金银的方式制作，与唐代大量黄金容器的出现与使用相差甚远。
南越王墓出土金座足
02
装饰品
西汉时期出土的黄金装饰品出土数量较多，且多集中在西南云贵川地区，种类包括项饰、坠子、发簪、钏、发针、韘、臂甲、剑鞘等，其中金剑鞘作为剑鞘饰品，发现数量最多，且工艺繁复，如压花、錾花和镂空的使用，装饰品的制作工艺极为精湛。与西南云贵川地区不同，北方地区装饰品的出土集中关中地区和宁夏、内蒙古地区，如咸阳塔尔坡和咸阳织布厂分别出土有金链和金指环，宁夏同心倒墩子墓地出土有3件金耳环，西沟畔墓地出土2件金耳环，制作都较为精良；南方地区主要是在两广地区，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M104出土2件金戒指，广州市龙生冈 M43出土3件金指环，广西贵港深钉岭 M43出土1件金戒指，合浦县堂排 M2A出土2件金镯、2件金戒指。对比几个地区出土的黄金装饰品，云贵川地区黄金装饰品种类最丰富，数量也最多；北方地区流行随葬金耳环，应与受草原民族文化影响有关；而南方地区金戒指（指环）占比最高，体现出这一地区黄金装饰品多以小巧精致的饰品为主。
晋宁石寨山三号墓出土金蛇纹剑鞘饰
03
明器
西汉时期对死后的世界极为重视，当时的人崇尚厚葬，“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墓葬中发现了不少专为陪葬而制作的具有特殊含义的明器，以金缕玉衣为代表，金器方面有之前尚未发现过的金灶，如西安沙坡村西汉墓出土有1件长2.9厘米、宽1.5厘米、高1.2厘米，底部以金丝焊接 “日利”二字，具体含义尚不明确，可能为继承西周青铜器上“子子孙孙永保用”等祝福性铭文的含义。这类器物多见于东汉时期的墓葬中，但其起源应为西汉武帝时期，《史记·封禅书》 记载: “少君言于上 ( 武帝) 曰:‘祀灶可以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于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金灶可能就是这个时期顺应武帝求神访道思想兴起的产物，黄金在这一时期也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西安沙坡村西汉墓出土金灶
04
车马器
金银质地的车马器在西汉墓中多有发现，但主要以银制为主，黄金质地的车马器并不多，种类包括金节约、金泡等，多集中在王侯级别的墓葬中，作为随葬漆、木车辆的配件。西汉时期，诸侯王墓葬发现有大量以实用车马殉葬的现象，诸侯王以下等级的墓葬未见。汉武帝以前虽然有车马随葬，但不甚普遍。汉武帝至元帝时期则普遍盛行，晚期又趋于消亡。新近发现的海昏侯墓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鎏金银、错金银车马器，纯金制品仅发现少量金节约；同时西南地区也有不少黄金车马器的发现，可能是中央政府对滇王的赏赐，体现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南昌海昏侯墓发现金箔节约
05
附属装饰
黄金制作的附属饰件主要用作漆器、玉器、铜器、棺椁、兵器等的零部件或装饰，形制较小，主要有漆器上的附属饰件，如平脱的金箔片和金扣等，河北定县 43 号汉墓出土的各种形制用于平脱的金箔片；还有一部分黄金附件作为漆器、铜器钮部的柿蒂形饰。此外，在兵器上有一些黄金饰品，作为剑鞘或者刀鞘的装饰、挂钩使用，如满城出土的金带銙，出土时位于长铁刀的鞘上，应为佩刀之用。各个地区发掘的墓葬中都有附属饰件的出土，分布较为广泛。这一时期黄金附属饰件的形状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逐渐摆脱了商周战国以来狰狞神秘的神兽色彩，细节刻画十分精致，显得更加贴近生活而富有情趣，如阳原县北关汉墓 M2片共出土19片动物形状的金箔，金神态各有不同,姿态上有躺下的、有站立的、甚至还有行走和奔跑的姿态，十分生动有趣。
晋宁石寨山一号墓出土金珠
06
货币
黄金正式作为货币在全国流通，应从秦始皇时期开始。《汉书·食货志》记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汉承秦制，西汉时期出土的黄金货币无论是数量还是纯度都相当好，种类既有秦之前流行的金郢爰、金五铢钱，也有武帝之后开始流行的马蹄金和麟趾金。其中金郢爰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随州市城北西汉墓和宜昌前坪西汉墓都有发现，由于西汉前期距离战国时期尚不足百年，所以很有可能是之前战国时期楚国流通的黄金货币；宜昌前坪西汉墓还发现有一块被切割成四分之一的麟趾金，这种郢爰与麟趾金同墓发现的现象尚属首例，其原因尚待研究。金五铢是在咸阳市塬上平整土地时拾到的，出土地点的具体信息已不明确。马蹄金和麟趾金则是在武帝时期才开始出现，《汉书·武帝纪》太始二年诏书记载: “……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蹄以协瑞焉”。朝廷对黄金的形状作了具体的规定，但从出土情况来看，实际上金饼的形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圆形金饼在考古发现中处于主导地位，或许与麟趾金、马蹄金的铸造技术要求很高有关系。
目前西汉时期黄金货币发现的数量相当多，除了西南云贵川地区没有黄金货币的发现外，其余地区共有28处墓葬出土有黄金货币，种类涵盖了前文提到的所有货币种类。除去窖藏外，黄金货币大多集中在诸侯王或列侯一级的高等级贵族墓中，目前发现黄金货币数量最多的是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共出土金饼285枚、马蹄金33枚、麟趾金15枚和金板20块，而与之时代较为接近的满城汉墓、南越王墓等诸侯王墓，出土的黄金货币数量无论是重量还是件数都远不及。这可能与刘贺本人帝-王-侯的人生经历有关，而曾经接触过最高权力的刘贺能拥有数量如此巨大的黄金，说明西汉时期所产的黄金可能大部分集中存放于宫中，制作成金块或者金饼一类的形状保存，待需要时从专门保管处申请记录，交由作坊进行加工制作，或作为“上币”由皇帝直接进行赏赐、馈赠、聘礼以及对外大宗贸易的使用。而这些黄金原料的来源除了中央政府直辖的郡县根据产量上交的部分外，每年一度诸侯王、列侯进贡的“酎金”也是一个很大的来源。由于是按照人口征收，一些封国封地人口较多的诸侯王和列侯所交的酎金不在少数，多者能达到7、80斤。这笔收入对皇帝来说相当可观，而且缴纳“酎金”的主要用意并不在于经济收入，而在于观察诸侯王对于中央集权是否怀有敬畏。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各诸侯王肯定相当重视这件事情，对于酎金的质量、成色把关很严，上缴的黄金自然不能用矿石或者是不容易观察重量的精细器物，而是制作成形状统一的金饼或者是迎合帝王祥瑞喜好却又不影响成色观察的马蹄金、麟趾金。所以在高等级墓葬中出土数量较多的黄金货币也就不足为奇。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黄金货币
07
印章
西汉时期金银印玺发现数量不多，均系铸造而成，然后阴刻正面印文和雕刻钮部纹饰，其中金印占有重要比例。如徐州九里山宛朐侯刘执墓出土的“宛朐侯执”龟钮金印，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汉代金印，除此之外还有汉阳陵陪葬坑出土“车骑将军”龟钮金印、江苏邗江县甘泉二号墓出土“广陵王玺”、广州南越王墓三件金印——“文帝行玺”金印、“右夫人玺”金印和“泰子”金印、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之印”金印、河南西华前石羊村“富寿侯印”、山东即墨王村镇小桥村“诸国侯印”金印以及广西贺县铺门发现的“如心”金印，前几件均为官印，最后一件“如心”金印应为私印，说明了金印是作为官员身份等级的象征。
江苏邗江县甘泉二号墓 “广陵王玺”
08
其他
这一部分黄金制品数量较少且种类繁杂，如医药用具，满城汉墓出土4件金针，可能是中医行医所用；瑞兽类器物，如盱眙南窑庄窖藏出土1件金兽，重达9100克，含金量达99%，空腹、厚壁，浇铸成形，是目前汉代发现的最重的一件金器；带钩，西汉时期出土黄金带钩数量较多，从形制上看多仿禽鸟头部制作，也有通体铸成鱼、龙等动物形状，如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的两件兽形金带钩，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有鱼形金带钩以及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4件鹅首金带钩等。
盱眙南窑庄窖藏出土金兽
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鱼形镶绿松石金带钩
未完待续
作者：苗凌毅 （西北大学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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