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一位夫人造访画家马蒂斯的画室，她发表意见说：“这位妇女的手臂肯定是太长了。”马蒂斯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夫人，您错了，这不是一位妇女，而是一幅画。”
59.亨利·马蒂斯（法国，1869—1954年）：《红房间》，作于1908—1909年。180×246厘米，列宁格勒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60.鸟居清信第一（挂名）（日本；1664—1729年）：《歌舞伎》，作于约1708年，木刻，55×29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哈里斯·布里斯班·迪克基金，1949年）。
画不必和我们看到的世界一模一样，比如说，它完全可以是装饰性的，就像马蒂斯的绘画《红房间》（图59）那样。人们能认出画中成分——摆设典雅的桌子，干干净净的侍女，生动活泼的桌布和糊墙纸，一把椅子，一扇窗子和窗外的景色：树、草和远方的屋子。但马蒂斯的画并不是真实世界那个样子——为什么要那样呢？摆一个优美的图案难道不会更加赏心悦目？也许对布置一个平面来说，它反而显得更合适！
日本木刻时常是和谐杰出的平面设计图，比如图60这个歌舞伎就是一例。在画中找到她的头、她的左手甚至她从长裙下露出的小脚并不是一件难事，但真正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却是由旋转的和服所表现的优美的动感，是使用大胆、精致的装饰画竟能编织成出人意料地复杂又出人意料地妩媚的图形来！
线条与色彩的和谐，也就是在平面上画出平面图形（如图59和60），不需要和具象写实有必然联系。在伊斯兰世界，艺术家一直在精心设计对抽象图案的排列，因为尽管宗教禁止画活物的训令从来就没有被严格执行过，但这种禁令影响够大，足以激发出一种非具象性艺术的悠久传统。我们这里有一本《古兰经》上的装饰页（图61），它的主要部分被纵横交错的直边图形所分解。图形有规则、呈辐射对称状，使人感觉到它的基础是某种复杂的数学体系。直边的间隔里布满了图案，规整的几何形用金色，比较松散、粗放、较大的空间用蓝色做底；一道宽阔、构造精巧、几乎由花卉交织而成的条带把画面中间的矩形从三面框住。最后，精致细小的尖状物在图形边缘散开，整个饰纹似乎是中央部分最密集，而越到边缘，就变得越松散。
大约公元700年在英国制作的一本福音书中，有一页装饰图（图62），尽管它也是纯粹装饰、非具象性的，而且被几何形分割成许多部分，但看上去却与图61很不相同。在这个图形里，处于支配地位的几何形是基督教的十字架，尽管它缺少伊斯兰图形中那种辐射状的对称，但它用宗教内容弥补了这种不足。一个巨大的十字占据画面的中心，除开这个十字，画上就是一大堆缠绕交织似乎是网状的装饰物，大一点的好像在十字架外面翻腾（其中没有一个如《古兰经》上的那样粗壮），小一点的好像在十字架里面翻腾；十字架本身提供了秩序感，否则那就是一些怪模怪样、几乎是有生命的形体了。
这两幅图（图61和62）虽说都是平面图，但构图却很复杂，充满了精致的细节，需要极不寻常的手工技巧。相反，20世纪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的作品却十分简单：白色底版上涂着大块的原色（红、黄、蓝），再用垂直的黑线将其分开（图63）。蒙德里安的画不是为某一宗教服务的，如《古兰经》或福音书中两幅插图那样；但从他细心地平衡颜色和区域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来，他是在寻找比单纯的装饰更为深刻的东西。他希望把画中的成分减少成要素——排除混色和曲线——由此而达到不带主观色彩的一般表述。他没有将画中成分安排成常规的几何形状，如两幅插画作者那样；而是通过对大块的单色作特别敏感的安排，来寻找平衡与和谐。
61.《古兰经》抄本一页（手稿Or 848号第55帧），作于14世纪，25.5×18.7厘米，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
62.林第斯法恩福音书一页，作于约700年，34×25厘米，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藏。
当蒙德里安在用色方面追求最大对比度时，约瑟夫·艾伯斯却在探索色彩的微妙关系。他的工作就跟蒙德里安的一样，看起来好像是视觉实验室，但他对变化的次数进行严格的限制，这样，在他的作品如习作《向正方形致敬》里（图64），他只用一种简单的几何形，即正方形，还有一个数量有限但彼此密切相连的色彩系列。
绘画多数都画在平面上，可是让人吃惊的是：艺术家们很少强调这一点。事实是，绘画中只要出现了具象的因素——即便像马蒂斯的《红房间》或日本《歌舞伎》中那种抽象的形体——也会产生体积和纵深的暗示。因此，完全把美化平面的图案作为其终生事业来献身的画家，从来就是少而又少的。
63.皮埃特·蒙德里安（荷兰，1872—1944年）：《红、蓝、黄三色图》，作于1930年，50×50厘米，纽约阿曼德·P.巴托斯先生和女士收藏品。
64.约瑟夫·艾伯斯（美国，德国出生，1888—1976年）：习作，《向正方形致敬（黄色启程）》，作于1964年，76×76厘米，伦敦泰特美术馆藏。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