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窑和哥窑的认知主要来自两故宫中的清代宫廷遗存，也包括因两次鸦片战争从宫廷散失到海内外各地的博物馆中和私人藏家手中的部分。由于至今仍没有找到确切的窑址，加之对已知的古文献典籍学术上也存在认知上的争议，从而在龙泉窑窑址的考古上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本文试图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或可带来些许清新。
宋人叶寊的《坦斋笔衡》经典回顾：
“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据认为这是关于官窑的最早的论述。
“汴京自置窑烧造”问题。最早出现是《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有：“汴京自置窑烧造”语。其次为民国的《饮流斋说瓷》：“宋大观、政和间汴京烧造。” 而《中国陶瓷史》则肯定：“汴京是北宋官窑。”上述文献有什么依据认为是在汴京烧造了官窑？其出处竟是“京师自置烧造”一语，显然是将“京师”理解为汴京了！但《坦斋笔衡》文中，除了“京师”外，还同时出现有“本朝”、“遂命”、“故京”，显然都是当朝皇帝或朝廷的代名词，这是通篇语境中的贯穿始终的角色，将“京师”理解为汴京，缺乏逻辑上的支撑。而换成“汴京自置窑烧造”之语后，在中文语法上却是错误的。可见，京师如果不是指汴京，官窑在汴京就不能成立。故“汴京官窑”一词也难成立！因为官窑是至高无上的，怎能以地名作前置定语来约束并矮化官窑？宋代是不可能有此类僭越称呼的！非常遗憾的是“汴京官窑”长时间误导了寻找官窑窑址的方向，最为可笑的是其对赝品市场的贡献，如今“汴京官窑”款识已然泛滥成灾。
台北故宫藏疑似大观釉三足炉，为月白釉，大开片纹理。
台北故宫藏疑似大观釉长颈瓶，粉青釉，大开片纹理。
台北故宫藏疑似大观釉纸锤瓶，大绿釉，大开片纹理。
私人藏疑似大观釉八棱瓶，粉青釉。检测年代为1106年。
“传世哥窑”字面理解是“传世的哥窑”，对应的是非传世哥窑，则意味是出土之物。可见将“传世哥窑”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并不适合，如此使用也从无先例。在上世纪30年代，当时故宫前辈在归类整理清宫遗存物时，是由郭葆昌先生提出并命名的，而今天对为何会命名“传世哥窑”仍很难被理解。据故宫已故李辉柄先生介绍，由于当时在归档条目中还没有修内司官窑词条，只有南宋官窑词条，于是遂将浓色的粉青釉归为南宋官窑，而将淡色月白釉临时命名为“传世哥窑”。而李辉柄先生个人认为，粉青釉和月白釉均应为修内司官窑烧制。笔者也非常赞同。因为二者除釉色不同外，确系同类物。也幸亏如此分类，否则南迁时“传世哥窑”肯定也多数随去台湾了。而目前台北故宫此类月白釉确实很少。现在分析看，郭葆昌先生当年命名“传世哥窑”的真正用意可能就是冲着哥窑去的，其用意是区别哥窑，告诫后学人：别弄混了！今天看来，“传世哥窑”一词本是故宫内部的产物，不管怎么说，当代故宫的学者不该不做甄别的将其公开化的，例如2017年举办的哥窑展中，哥窑和传世哥窑并没有加以标识区分，造成了哥窑概念的混淆和认知的混乱，这是典型的学术上的不作为。据清代《景德镇陶录》认为：“官窑，大观中釉尚月白、粉青、大绿三种，政和以后惟青分浓淡耳。”可见官窑之始是政和后开始烧制的“惟青分浓淡耳”器，南渡后，所谓“袭故京遗制”，意味着修内司窑仍是承袭烧制“惟青分浓淡耳”器。这是明确了自政和后官窑和修内司官窑都不再烧制月白和大绿釉了，而只烧浓和淡粉青釉器。若如此：官窑就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只能是在龙泉；官窑与修内司官窑应就是同一个窑，只是管理机构变化和名称不同而已。修内司官窑不可能是在杭州，杭州凤凰山南宋官窑遗址应另有所指；两故宫中已认定的“北宋官窑”器可能并非是真正的官窑器，而应该是大观年间烧制的“质颇粗厚”大观釉器，是“唐隽公不书官，纪官，称大观釉”的产品（见《景德镇陶录》）。
私人藏疑似北宋官窑碗，淡粉青，大开片，“洛阳眼”检测：1119-1124年间。
台北故宫藏南宋修内司官窑盘，粉青釉。
北京故宫藏疑似修内司官窑碗，淡粉青釉。
“龙泉官窑”是最可笑的新名词，出现在近几年的学术界，该冠名也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很显然，这同“汴京官窑”一样，是在僭越和矮化官窑。据说是浙江文博学术界最先提出来的，约2018-2019年在杭州的省级博物馆还举办过“龙泉官窑”展，当时的舆论大有欢呼雀跃之意。但该提法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笔者非常同情浙江学术界，因为地处浙江的龙泉窑，被《中国陶瓷史》称为是中国青瓷的巅峰，这名声不出点官窑怎么可能？都是被“龙泉仿官”压制的太久了，几乎埋没了所有的龙泉青瓷的精华品种。但奇怪的是“龙泉官窑”冠名开始能被允许，而后再被疑似取消，显然是被“挖坑”和“套路”了。
“龙泉哥窑”也是不见任何文献和典籍，也没有任何命名依据，出自故宫专家的署名文章。哥窑已经存在，在弄出个“龙泉哥窑”，将哥窑地名化是最荒唐之处。更乌烟瘴气的是赋予“龙泉哥窑”的实际含义竟是指龙泉窑黑胎黑釉，从具体的实物看是指所谓的溪口官窑。据说其依据是明嘉靖时的《春风堂随笔》：“哥窑浅白断纹，号百圾碎。”即具有“哈密瓜络线”的浅白色开片纹器物就是“龙泉哥窑”。可问题是明明是“哥窑浅白断纹”怎么就成了“龙泉哥窑浅白断纹”了呢？这用意可不仅仅是要混淆哥窑的概念！在古玩界，从来都将溪口窑类型器称之为“溪口官窑”。正如《格古要论》提到的：“官窑有黑色，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无纹路。”可见，这是冲着黑色官窑去的！如果黑色官窑再被“龙泉哥窑”扼杀了，肯定又是被挖坑了！这不禁让人们想起“龙泉仿官”来，因为“伪者皆龙泉所烧”，据说就是“龙泉仿官”的“真凭实据”而使“龙泉仿官”任性霸道了几十年。
私人藏疑似南宋官窑碗，民称“龙官”。
“龙官”碗俯视照。
私人藏溪口类型官窑洗，北宋黑官窑。
私人藏溪口类型官窑斗笠盏。
谁是“哥窑”呢？哥窑和龙泉窑，在明清期间多部文献涉及，是所谓“处州人章生一、生二于龙泉各主之窑”。此说法确实令人生疑。南宋《坦斋笔衡》虽没有明确涉及，但仍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即徽宗早在大观年间就开始在龙泉烧制大观釉，由于“质颇粗厚”，才由京师自置官窑烧造。那么，原来的“质颇粗厚”窑哪里去了？从哥窑的“不修边幅”样子就知道了，哥窑应该就是保留下来专烧制“月白釉”和仍保留着“质颇粗厚”的窑！仍可能在徽宗的指导下继续烧制，故哥窑也具有了半官窑的属性，即使到了南宋期间，仍“袭故京遗制”，保持“月白”本色和“质颇粗厚”的样子。推测哥窑的结束时间应是在南宋晚期。事实上龙泉窑址考古已证实，南宋晚期有很多窑址都在大量烧制似官非官，似哥非哥的产品，并延续到元代。而鉴赏此类从来就是历代古玩行收藏的必修课。颇为著名的元代文献《静斋至正直记》也有最令人回味记载：“乙末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炉，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辩。”很显然，该文献讲述的是元代时古玩行内在评品新的仿哥器的纪实性记述。文中涉及的元代仿哥器，其官哥不分现象已具有一定的辨识难度。其语境中所讲述的哥哥洞窑和哥哥窑很可能是同一仿哥窑，也不排除是哥窑的在元代的复烧窑。其中“如旧造”和“古官窑”还有“旧窑”都是指官窑，当然也不排除指哥窑。
私人藏疑似北宋哥窑琮式瓶，'洛阳眼'检测年代为1113-1119年，“质颇粗厚”者。
私人藏疑似南宋哥窑贯耳瓶，“洛阳眼”检测年代为1127-1140年。
杭州还有两个窑，其一，“郊坛下官窑”虽也称之为官窑。古人的比较评价：“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而“修内司所造为最，新窑为下”。郊坛下官窑由于窑址在民国时期遭到盗挖，破坏较严重，虽然进行过考古发掘，但实际面貌并不清晰。两故宫目前对清代遗存中认定为郊坛下官窑器是值得推敲的，按“比旧窑大不侔矣”之说，有多少能入乾隆法眼？或者说入乾隆法眼的能是郊坛下官窑吗？这说明，对南宋郊坛下官窑传世品的界定也可能存在与修内司官窑混淆情况。其二，是南宋晚期的“续窑”。目前学界对“续窑”研究不多，文献涉及也极少。《坦斋笔衡》中有：“皆非官窑比”之说，是指品格而言，但该窑仍完全可能也是南宋晚期的官窑，否则何来续窑？学界有观点认为“续窑”就是杭州凤凰山下考古错误命名的“南宋（修内司）官窑”，笔者深以为是。理由很简单：一是，窑址出土的实物颜色都很深，具有南宋晚期特点，也与修内司官窑存世器不符，即不见“惟青分浓淡耳”器出土。二是，出土器造型也都是南宋晚期的东西。三是，窑址考古认为后期的哥窑类型器是元代器物的结论，更是说明该窑发起于南宋晚期，否则如果与修内司窑有续接，则该窑就要穿越南宋始终并继续到元代，这难以诠释。
私人藏疑似南宋郊坛下官窑双菱瓶，月白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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