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全面考证自伏羲至西周各王年代的著作,目前共得出三个自认为颇有价值的结论:
1,克商年不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的前1046年,而是前1039年;
2,夏、商、西周三代积年应该为:
夏,共436年,加上禹即天子位前的35年,共471年。
商,共479年,加上汤即天子位前的17年,共496年。
西周,共268年,符合《古本竹书纪年》所谓“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之记载。
同时,以上结论也完全合乎考古测年和五星聚合天象,比如二里头四期的下限就正好在前1520年,而禹即位时五星聚合年代为前1953年。
3,确认了神农氏为石家河王国的王者、伏羲为良渚王国的王者。
本书已基本完成,欢迎持续关注。
目录
第一卷 克商年和夏商周年代框架
一、为什么 “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不是真实天象??
二、五星聚天象、古本《纪年》和甲子日是推算克商年份的三大基石
三、用古本《纪年》、五星聚年代和考古学测年来确定夏商周年代框架
第二卷 西周王年
四、西周王年的确定
五、《史记》各世家纪年补订
第三卷 商前后期王年
六、殷后期王年
七、殷前期王年
第四卷 夏王年
八、夏朝诸王王年
第五卷 三皇五帝与龙山时代
九、古帝王梳理
十、早期国家统治者的神化
十一、禹的神性
十二、黄帝的神性
十三、黄帝的在位年份
十四、神农氏——石家河之王
十五、伏羲)——良渚王者
十六、上古其他王者:太昊、少昊、颛顼
十七、尧舜禹禅让与祭祀权
一、为什么 “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不是真实天象??
公元前522年,也就是春秋末期,乐官伶州鸠向周景王做了一次关于乐占的“汇报”:
王曰:“七律者何??”对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陵之後,逄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
“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则也。王以黄锺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也。以太蔟之下宫,布令于商,昭显文德,底纣之多罪,故谓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内,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嬴乱,所以优柔容民也。”
对于伶州鸠来说,这本来只是一次强调本部门重要性的例行汇报。为了神乎其说,他把武王伐纣拿来作为例子,以便更好地让周景王信服。类似的关于乐占的例子还有《左传?襄公十八年》所载师旷之事:
楚师伐郑,次于鱼陵。右师城上棘,遂涉颍,次于旃然。蒍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胥靡、献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郑东北,至于虫牢而反。子庚门于纯门,信于城下而还。涉于鱼齿之下,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在中国早期,天文、占卜都是史官的事情,所以取材于史官资料的《左传》和《国语》中保留了不少关于占卜应验的例子,这就和我们今天的人写工作汇报喜欢强调自己的高瞻远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伶州鸠的汇报也含有教育周景王的意味。阎步克在《乐师与史官》一书中指出:《周礼?春官》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组,祭丁瞽宗。”乐师则“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其下有大小师、大小胥等以辅之。
他还猜测,“以诗书礼乐”教的儒家正是出自乐师。《尚书?舜典》明确指出了乐官夔的职责与教育有关:“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
当然,让乐官伶州鸠想不到的是,由于周平王东迁和秦始皇焚书,关于西周的史料几乎丧失殆尽,以至于后人已经搞不清楚武王伐纣年份和西周积年,甚至不得不借助他这番话来推算武王克商年份。
伶州鸠汇报中所谈及天象能不能作为推算克商年份的起点,当然不是取决于他的身份,我们不能说一个音乐家谈历史就不靠谱,主要还是要看其真实性。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就相信伶州鸠这番话的真实性,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来论证伶州鸠的话不可能是后人插入的。其论证基本可信。
那么证明了这番话是伶州鸠说的,是否说明这番话说的就是克商时的真实天象呢??
我的结论是:不能。后人不造假,不代表伶州鸠不造假。
真实的情况是,伶州鸠是有动机也有能力为了说服周景王而构筑一套虚假的天象来证明七律理论的;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使不是有意造假,但由于当时还不知道岁星运行有岁差,从而导致其推算的天象不可能为真。
首先说动机,按照李学勤的考证,伶州鸠不是普通乐师,而是大饭,是掌管一个音乐部门的乐官,他完全有理由为了提升本部门在领导眼中的重要性,而做一些适当的夸张。要知道,自平王东迁之后,乐师们的待遇可是每况愈下的。
《论语?微子》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周代,天子诸侯平时吃饭,都有音乐伴奏。天子一日四饭,诸侯三饭,大夫再饭。天子四饭的安排是:平旦食,在黎明时刻;昼食,在中午时刻;晡食,在傍晚时刻;暮食,在夜间。太师,相当于大司乐,是宫廷乐队的指挥官。亚饭、三饭、四饭都是乐官名称,分别在昼食、晡食和暮食时演奏。
周室出走了这么多的乐师,所以孔子特别提了出来。至于原因,孔子没有说,或因政治动乱或因经济困难,总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老板养不起人,员工看不到前途,待遇也跟不上,那就不如跳槽。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比伶州鸠年岁要小,但也算同时代人,他说的情况应该就发生在伶州鸠之后,这也说明早在伶州鸠时代,乐师们的待遇就已经跟不上了。
当然,乐师的不受重视,可能也与君王的喜好有关。《孟子?-梁惠王下》就记载了一百多年后的君王们更喜欢流行音乐的情况: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於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於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孟子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要节操,说今乐犹古乐,但这对演奏古乐的人来说就是重大打击了。所谓人同此心,我们完全不能认为周景王就不是一个流行音乐爱好者。
西周可说是以礼乐治国,而在东迁后,礼已崩,附着的乐自然也要坏了。伶州鸠为了使领导重视音乐部门,只能把音乐往乐占上靠。
动机说完,再看能力。伶氏世典乐官,通晓不少周初资料,平常也经常为朝廷出些主意,加上年纪大把,他说的让人不相信都难。这就像钱钟书老先生如果伪造点假材料,绝对不会有人怀疑是假的。
当然,我们说伶州鸠作假,主要的还是因为武王伐殷当时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记载,他所说的天象只能是他或其他后人推算或者编造出来的。
考查中国天文学史就知道,武王伐殷时,中国的天文学尚不发达,二十八宿和十二星次理论根本就没有,其酝酿还要等到春秋时代,其中十二星次的制定是在战国中期,完善则是到秦汉了。如果从文献上考查,十二星次是到《汉书?律历志》才真正完成。不光是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没有十二星次,即使是战国诸子,如孟、荀、庄和韩非等的著作中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而所谓星次对应地域的分野,也是在战国时期才基本完善的。
在还没有星次理论的时候,就有人记录了当时的岁星位置,这可能吗??就像相对论还没提出来,有人说我们国家18世纪就造出了原子弹,这可能吗??
而实际上,据张培瑜考查,《左传》所记岁星位置,和“《国语》所记僖公时代的6条岁星位置”,均非其时实记,并得出结论:《左传》、《国语》关于岁星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述,全与天象不合,并非实录,而是作者根据12岁行天一周推算得出的。
也正因如此,对伶州鸠汇报中所涉及天象,我们不能不认真审查。而他的最大破绽,就在这句“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
天鼋属于北方玄武,对应十二星次的玄枵,玄枵由二十八宿中的虚、女、危三宿组成。古代二十八宿对应地上诸国叫分野。玄枵的分野是齐,而在克商之时,还没有齐国,何来的齐国的分野??所以伶州鸠拉来“大姜之侄陵”充数。
“我皇妣大姜之侄陵”指逄伯陵,为殷商时姜姓诸侯。《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叙述齐地沿革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左传》杜注称:“逄伯陵,殷诸侯,姜姓。”而《汉书?地理志下》:“齐地……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崱,汤时有逢公伯陵,殷木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从零星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逄伯陵在齐文化发源地的淄水、潍水、汶水及洋水流经区域内,因忠孝成为真神,为百姓祭拜的对象。
逄伯陵的确姓姜,但他与“我皇妣大姜”却没有关系。
在实际的历史中,海岱地区一直在东夷的控制之下,商人与东夷的战争持续多年,但从未实际控制东夷;该地区和中原发生关系还在周公东征之后。
太公吕尚和姬氏祖先稷的生母姜嫄、太王之妻邑姜均出自西土,其祖先为四岳,在太公去齐国立国之前,和后来的齐地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与炎帝之后的逄伯陵其实不是一族,逄伯陵也就不可能是太姜之侄。
武王伐纣时,海岱地区还与姬氏母族没有关联,就算当时有星次分野理论,人们也不可能将该地的天象,拿来作为占卜的依据,当然也就不会记录下来。这也充分说明,伶州鸠这番话只能是出于后世的编造或推算,而非当年天象的实况。
中国古代的星占学家为了宣传星占理论的准确性或出于其他目的,经常有篡改或伪造星象纪录的历史。最有名的是汉高祖起兵时对五星聚的记录。此次五星聚发生在汉二年,而刘邦实际是:“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只记为:“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算是把汉之兴与五星聚连在了一起。而到了班固,就直接改成了: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
而到了班固的妹妹班昭更是在《汉书?天文志》中对此大书特书:
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秦王子婴降于枳道,汉王以属吏,宝器妇女亡所取,闭宫封门,还军次于霸上,以候诸候。与秦民约法三章,民亡不归必者,可谓能行义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此明岁星之崇义,东井为秦之地明效也。
作为班氏兄妹的前辈,伶州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天象做一些改动,是不奇怪的。
既然被断代工程视为基石的伶州鸠这番话存在问题,那么我们对断代工程建立的西周王年就不能不重新审视。这一工作我们会放在后面进行。
而在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审视一下伶州鸠的这番话。客观地说,伶州鸠即使造假,也会尽量找一些真实的资料。而他作为春秋时人,当然是知道真实的克商年份的。那么他所说的“岁在鹑火”有很大可能是他根据一定方法推算出来的,就算是错的也可以供我们参考。实际上,伶州鸠的错误很可能是因为还不知道岁差的存在,我们正好可以在考虑了岁差后,根据他的结论反推出克商之年的实际星次。
断代工程通过C-14测定,已经将克商年定在了前1050年-1020年,这与伶州鸠做汇报时相差约500年,我们知道木星的岁差大约是85年,由此也可以推算出从克商年到前522,正好超辰6次。当然,伶州鸠说说的星次也可能是《国语》的作者推算出来的,而《国语》成书晚于前473年,因而也可能是超辰7次。这里我们按7次超辰计算,并考虑6次的情况。
十二星次依次是:
星纪;玄枵;诹訾;降娄;大梁;实沈
鹑首;鹑火 ;鹑尾 ;寿星 ;大火 ;析木
推算的岁星走到了鹑火,则实际的岁星应该落后7个星次,走到星纪左右。因而,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实际的克商年份可能为子、丑或寅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