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见如是
时过两个甲子之后，关于甲午战争的败因，中国不少学者还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连篇累牍继续在报纸上殇思。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不堪的一幕，大清国的败象早就明摆着，至少120年前的日本人是异常清楚的。正因为算定大清必败，日本人才胆敢以“国运相赌”，举国走上侵略扩张之路，以“蕞尔小邦”进犯“天朝上国”。
明白当年日本人为何认定胜算在握，自然知晓大清失败的原因了，以此自省，办好我们中国的事便是。今天如果有人还在继续“潜心研究”大清战败的原因，不是耍流氓，就是太OUT啦。
甲午战争前，日本民间学术界对华侵略的策略体系已经形成。
幕末时期日本对外扩张理论先驱吉田松阴只活了29岁，此人武士出身，为日本指明了强国扩张之路。先“收琉球”，再伺机“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东南亚），袭印度”，就是这名兵家传人臭名昭著的主张。
《脱亚论》作者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的身份是私塾先生与民间报人，如今他的肖像印在日本面额最大的纸币上。
福泽谕吉以“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感来看待中国，指出中国“将二千余年前尚处于未开蒙昧时代之古圣人语录，定为管束人间言行之万世不易之规则”。他认为中国已变成冥顽不灵的国家。
德富苏峰也是个报人，对日本的国民精神影响殊深。他鼓吹“大日本膨胀论”，断言日本必须抓住机会“海外雄飞”，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德富苏峰坚定认为当时的中国必定失败，他分析中国失败关键在于“没有统一的国民精神、没有统一的军权、没有统一的财政”。
日本民间思想家凝聚全国上下共识，使日本成为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相对于日本启民智、开言路的做法，当时的大清国却是麻木不仁。
资料显示，徐继畲因为撰写《瀛环志略》，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郭嵩焘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使西纪程》，被列为禁书；黄遵宪刻印《日本国志》无人问津。这些觉醒者的思想被认为是“学鬼蜮伎俩，有伤国体”。
《马关条约》谈判期间，吉田松阴的学生、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
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在自称为“中国的德富苏峰”的梁启超看来，像伊藤博文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而“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
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抗战胜利前夕，在报上发表《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一文，强调“有一点却不可不据理力争，就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必然要归还中国”。他说，“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重轻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
只可惜，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果真贻害无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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