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明朝最终灭亡的原因自然是许许多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昏暗、军事失利、乃至天文地理都可以写上一篇万言书，前人评论之时，常归于两点：阉党之祸、朋党之争。今我非之，每当我读史之时，见人动辄归罪宦官，常不屑其人，男人治不好国家就怪女人，说是红颜祸水，文臣武将治不好国家就怪太监，说是阉党弄权，不知真不知羞耻何物！

　　古语云，“国乱妖孽现”，女子、宦官不过是小人物，何德何能操纵国柄？观历朝历代，都是朝纲先乱，然后女子、宦官才得以主事！即便女子、宦官把持了朝政，可是这与文臣武将把持朝政又有什么本质区别？仅仅因为她是女子？仅仅因为他是阉人？仅仅因为生理的原因就轻视他们？天下谁人没有一残二疾的？有人跛足，有人驼背，有人秃顶、有人近视，即或你说什身体健康，还有人嫌你长得丑呢！何况你身上就没个胎记、没个疤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太监，你就说秦桧比魏忠贤光荣？董卓比张让伟大？一样的祸国殃民，哪个又能比哪个好到哪里去？！女子中也有巾帼，宦官中也有忠烈，文臣武将中也有吴三桂，皇亲国戚中也有石敬塘，我们只看他做过什么事，何必仅仅计较他的出身呢！不去追究事情的本因，却只拿别人人的缺陷攻讦，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国之蠹虫！

　　好了，不说那么多题外话了，关于宦官的论述另有他文。我认为明朝灭亡真接原因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朋党之争，这涉及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所以排在第一位，也另有他文论述；二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这涉及统治基础，所以排第二，是本文所要论述的；第三军事失利，军队是一个国家的荣耀与安全所在，所以排在第三，也另有他文论述。至于阉党之祸是不入流的，只能算作朋党之争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首先，我要声明，虽然我将明朝的灭亡原因之一归于张居正，但并不是说我对张居正本人有什么意见，相反我对他是很尊敬的，因为，张居正的变革导致明朝灭亡只是一个客观结果，而他的本意是忠君爱民，目的的挽救国家，所以我对张居正是很尊敬的，本文也并不评论张居正的为人，唯独评论一条鞭法本身。

　　关于一条鞭法，大多数学者都说这是“好法”，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它的主要内容被后来的清朝所采用了，而且也与西方近代的农业税相符合。但我要问一句，既然一条鞭法这么好，为什么在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后不到五十年，大明内部就饥民遍野、烽烟遍地呢？请注意了，我没有说什么内忧外患，仅仅是问百姓的生活情况。百姓的吃饭问题是首要问题，而以农业税为主要税收的明朝，一条鞭法与百姓的吃饭问题息息相关。当然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会拿明末小冰河气候说事，我闻古语有言“尧有九年之旱、舜有十年之水”，何以尧舜圣德卓著？天下兴亡重在人事！

　　一条鞭法好不好，不是看它的内容，而看能否推动明朝强盛，再好的法令也必需与社会环境相符合，不信你带着日心学说到一千年前的欧洲进行一次演讲试试！他们把你烧烤了，你也不能仅仅怪他们愚昧，因为不同时代的人需求是不同的，在那个时代，人们需求的就是一种信仰，一种思想寄托！

　　西方能实行的东西不代表中国也能实行，因为明朝的社会情况与西方大不相同。即使同在中国，清朝好用的一条鞭法，明朝未必好用。

　　为什么我说一条鞭法是错误的呢？

　　因为它与明朝的社会生产力并不相符，明朝的商品经济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在大部分地区还很落后。推行一条鞭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明朝的粮食不足，并最终导致农民起义。

　　很多人都说一条鞭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众所周知，同样一亩田地，如果种植经济作物比种植农作物的收入高，那么人们自然就会转向种植经济作物，所以英国早期出现了圈地运动，将耕种粮食的田地围成收取羊毛的牧场，由此可见，并不需要什么政策推动，只要国家允许自由耕种，当工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作物的需求加大，价格上升，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总会将土地由粮食向经济作物转化。也就是说，即使一条鞭法不采取金花银，而仍然收纳米粮，只要淞江地区的手工业发展起来，带动生丝的需求，种桑的收益高于种稻的收益，农户也依然会将土地由种米向种桑蚕转化。随便举个例子，一家农种一亩田，如果是种稻，得米三四石，不过三四两银子，若是种桑养蚕，得丝一担，就是三十几两银子，即使朝廷收米为税，买米上缴，就他个人而言，收入也远远高于种稻。这样，自然而然，他就会转向种桑蚕。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看起来也很正常，如果将税收改为纳银，自然国家的的税银是有保障了，看起也很正常，但是这却有走向极端的危险。

　　从原理上说，当手业发展，带动农业向经济作物转型，是需求带动生产，是正常的；假如强行用政策推动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然后依靠原料的充裕去推动手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逆向过程，是不可想象的，原料超过需求，必然会带来大量的浪费过剩。而在农业生产力较低的明代，一种产物的过剩，必定异致另一种产物的短缺。

　　其次，国家以哪种物品作为征收对象，同时也就确立该种物品的本位地位，具有对该种物品保值的作用。如果国家以米粮为税收，哪么无论天灾人祸，农民只需要收获国家需要的粮赋和自己的口粮就足够了，这样遇上好的年成，农民就可以过个好日子。可是，如果国家以银钱为征收对象，那么他们必须要将粮食换成银钱，这中间就要经受一道商贾的剥削，无论是灾年还是丰年，奸商们在收购米粮时都会尽力的压价，灾年只会使农民更贫困，丰年也会将农民的收成吞噬掉，《多收了三五斗》不就是这样情况的真实写照么？这实际是商贾对国家利益的侵吞，而当国家需要米粮时，商贾又会哄抬物价，这又造成国家银钱的流失。

　　再者，中国人口众多，在明末时期，远远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人口，所以吃饭就注定是个大问题，然而，中国的土地却远不如欧洲的平原，况且明朝的粮食产地集中在吴淞地区，而这一地区也同是丝绸的产地，这就出现了桑稻争田的矛盾。如果朝廷以米粮为税，那么朝廷所得到的是米粮，而大多数中下户也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口粮种植粮食作物，这样全国的粮食就会有保障，当粮食充裕，米价自然就会下跌，当米价下跌，那么种桑养蚕的农户收入会更多，所以就会有更多的农户转向种桑，最终粮价与丝价会达到一个平衡，而这种平衡建立的前提是全国的粮食总量会得到满足。

　　相反，如果国家纳银为税，这种转化就失去了低线，因为只要种桑收入合算，而农户又只需要缴银，那么他就会选择种桑，尤其是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他们正好又占居多数的良田，他们根本不需要关心全国的粮食生产总量够不够，反正他们饿不着，因为中下层的农户，即使想种粮，却必须要缴纳税银，他们只能出卖粮食，在官商勾结的情况粮价必然会被压得很低，造成的结果就是农民家中无余粮，这就使得一方面拥有良田的地主不种植粮食，去种植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全国粮食总产量不足，农民家无余粮，饥民遍野。如果农民无奈下把自己的田地改种经济作物，那么缺粮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一边是全国粮食总产量不足，一边却是土地所有者不愿种粮，明末时，南方富裕繁华，北方饥民起义，不正是这种写照么？

　　任何国家在推动农业向经济转型的时候，他的政策都首先要保证粮食总量的充足，因为吃饭是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一个遍地饥饿的国家是不可能保持稳定的。

　　有人会拿英国的圈地运动来置疑，大量耕地被改造成牧场，粮食总产量肯定是不足的。可是，英国不能同中国比，中国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英国仅仅是十分之一，而且英国本身的农业地位就不能与欧洲大陆的国家相比，当英国进行圈地运动时，他仅仅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份采取这种政策。当英国的粮食不足时，与他有直接联系的欧洲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欧洲的粮食总量是足够的，所以英国可是购买这部分盈余的粮食，保障自己的的国民的生存。可是明朝呢，明朝本身就是东亚地区最繁荣的，日本、朝鲜、东南亚的生产力低下，粮食生产自给往往都不足，明朝一旦缺粮，整个东亚都会缺粮，又有谁能卖粮给明朝呢？相反，明朝内部又涌现一大批卖国贼，一方面明朝内部缺粮，西北地区饥民遍野，另一方面汉奸晋商却将粮食盗卖给明朝的敌人满清，于是明朝从内部开始战乱瓦解了。

　　为什么一条鞭法在清朝得以实行呢？首先，因为明末农民起义的战乱和满清入关的血腥屠杀，使得中国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人均得到的耕地就多了，所以人们足以养活自己。其实是我以心痛的感觉在解说这一条，这是用一些人的血肉肥沃了土地，养活了那些苟延残喘的人哪！第二，美洲的玉米、番薯等高产新作物的推广使北方的旱田产量大幅上升，足以养活相当的人口，所以吴淞地区的粮食产量在全国的比例下降。这样当适宜种桑的吴淞地区即使不种粮食，不适宜种桑的北方旱地所产的粮食也足以养活人口。

　　有人说张居正的变革将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我认为不然，解放农民，不是简单的将农民赶出土地。要解放农民，首先要解决脱离土地的这部分农民的生存问题。因为你解放农民是要将这部分农民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障，脱产的农民整天在生死线挣扎，说的直接一点，农民都饿死了，你还谈什么解放农民？其次，在促使一部分农民脱产后，要保证农业生产不能有太大的动荡。因为你的解放农民是为了推动社会生产，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前途是未知的，也就是说成败是难已预料的，那么你就要保证你原先的社会生产不能受到太大的影响，否则，如果原先的社会生产被破坏了，而新的社会生产却没有建立起来，那就是一场灾难！你就不是在推动社会生产，而是在破坏社会生产。这巨大的损失将由谁来买单？不是你，而是将你选举上来的国家、民族和人民！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像西方的一些小国，采取所谓的休克疗法，他们休克的结果不过是晕迷，我们休克的结果就是死亡！中国改革开放后在这一点上解决的还是很成功的，因力农民脱产进城是逐步进行的，虽然农村大多剩下妇孺老人，但因为技术的改进和机械化的推广，尤其是所采取的过程是长期演变，农业生产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其实在明末要作到这两点还是有许多方法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必须建立在税收纳粮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全国的粮食总产量足够。

　　当然，我并不是说农业税只能征米粮，不能征收货币。实际上，就长远来看，货币地租相对实物地租而言确实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进步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进步，它必须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符合。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适合货币地租呢？只有工商业在国民生产中占有较高比重，商品经济发展到货币成为了普通人家的生活必需品，并且农民手有了一定的闲钱，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抵抗商贾压价或哄抬的能力时，货币地租才适合实行。就连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采取纳粮缴税的方法，不是么？

　　所以一条鞭法根本就不是中国社会的进步，而是坏破了明朝末期的整个农业体系的平衡，导致明朝农业崩溃的也不是什么小冰河时代，而就是一条鞭法中赋役折银，赋役折银，必定导致地主们实行货币地租，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有劳力，有粮食，就是没有银钱！张居正所以折银无非是因为朝廷缺银，可是农业的根本意义不是为增创财富，而是为了养活天下人之口，土地只产粮食，不产银子，农业就应该征收粮食，才能保证全国粮食总量的充足，银子你找工商业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