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之后，晋明帝司马绍论功行赏，晋封：司徒王导为始兴郡公，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丹阳尹温峤建宁县公，尚书卞壸建兴县公，中书监庾亮永昌县公，北中郎将刘遐泉陵县公，奋武将军苏峻邵陵县公，邑各一千八百户，绢各五千四百匹；尚书令郗鉴高平县侯，护军将军应詹观阳县侯，邑各千六百户，绢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将军赵胤湘南县侯，右将军卞敦益阳县侯，邑各千六百户，绢各三千二百匹。到这一年的十月，又加司徒王导为太保、领司徒，太宰、西阳王司马羕领太尉，应詹为使持节、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刘遐为散骑常侍、监淮北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州刺史、假节，代王邃镇淮阴，庾亮为护军将军。王导坚决推辞，不敢接受。
而其时，为晋明帝司马绍最为亲昵的却是这些人以外的两个人：一个人是西阳王司马羕的弟弟南顿王司马宗，由骠骑将军转为左卫将军；而另一个人则是元帝的正室夫人虞氏的弟弟虞胤，也就是法律上明帝的舅舅，被拜为右卫将军，这两个人直接负责皇帝的宫廷侍卫。
王敦举兵进京，这太平盛世中，自然是忤逆行为，这没有丝毫异议。但是，在东晋初年，就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此次钱凤举兵进京，与上次王敦进京的借口一样，仍然是打着“清君侧”的口号，矛头直指温峤。上次清君侧以后，王敦很快就退回了武昌，晋明帝在讨伐钱凤的诏书中，虽然对上次王敦起兵颇有微词，但总体上讲，也没有过多责备，而是把原因归结于刁协和刘隗的身上。即使在王导给王含的信中，也说出了“使大将军桓文之功不遂”的话，反过来理解，在钱凤出兵进京之前，不管司马绍内心的真实想法，起码在表面上，朝廷对于王敦的评价基本上还是肯定的。那么，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的话，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司马绍主动起兵讨伐，是破坏了“共天下”的权力格局，在情理上似乎有点缺乏合理性。这又回到了前面我们说过的对于王敦临死前让王应登基的推测了。《晋书，羊鉴传》记载：“及王敦反，明帝以鉴敦舅，又素相亲党，微被嫌责。”史书记载的很含蓄。羊鉴在讨伐徐龛之战中畏缩不前，致使覆军杀将，最后由于元帝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而没有杀掉他。也就是说，羊鉴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而羊鉴本人又与王敦关系很亲近，王敦临死前所说的那些话，只能从羊鉴口里说出。
晋明帝司马绍要让王敦遗臭万年，才能解开自己的心头之恨。王敦将自己的爸爸逼死，又想废掉自己，且生前专权恣肆。如今，王敦已死，但是，要给其定性，就必须有其谋反的证据，才能顺理成章。在这种情况下，“微被嫌责”的羊鉴为了保命，极有可能为司马绍提供给王敦谋反定性的口实。
于是，东晋朝廷扒开了王敦的坟墓，将王敦的衣冠焚毁，把王敦尸体拉出，让其跪在地上，然后斩首。在同一天，将王敦和沈充的头颅悬挂在朱雀桥南。王敦的首级悬挂以后，没有人敢去收葬，尚书令郗鉴对司马绍上书说：“过去朝廷对王莽、董卓、王凌、徐馥、杨骏等逆贼的处理，也都允许家族私下埋葬。王诛加于上，私义行于下。我认为还是允许王家埋葬，这样，在大义上说比较厚道。”于是，司马绍听任王家又将王敦尸首重新埋葬了。
在处理了王敦以后，其次就是对王氏家族的处理。经历了王敦的两次动乱，晋明帝对王氏家族当然是充满了戒备之心。不过戒备归戒备，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王导就不用说了，被朝廷视为“大义灭亲”的典范，进行封赏。但在政事中，晋明帝却明显地表现出亲近庾亮，而疏远王导的倾向，其实，这也十分正常。据《太平御览》卷593引裴启的《语林》记载了一件事：“明帝函封诏与庾公，信误致与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导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日不能见王公。” 冶城公，就是指王导。明帝写给庾亮的信，却误送给了王导，信的末尾还特别注明，别让王导知道了。王导看后的心情可想而知，不过，王导倒也幽默，上表回答：“这诏书好像不是给我下的，我看了又封好，我什么都没看见。”
当时，晋明帝召见王导和温峤二人询问西晋兴亡原因，温峤还没回答。王导说：“温峤年少还不清楚，我给陛下说说。”于是，王导详细叙述了司马懿创业之初，诛杀名族，拉帮结派，以及司马昭末年诛杀高贵乡公的故事。晋明帝听到这儿，以脸着床，说：“真象公所说，国祚如何能长久！”王导抢先说话，也许是不想让温峤说出其所知道的西晋灭亡的原因：空谈误国、诸王争权、大族骄恣等等，而在暗示明帝不要象司马懿那样心狠手辣，诛杀名族吧？因为，此时，有关部门正上书晋明帝，称：“王彬和安成太守王籍之等是敦之亲族，皆当除名。”司马绍下诏：“司徒导以大义灭亲，犹将百世宽恕，何况王彬等人是王导的近亲呢？”
晋明帝没有诛杀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家族，但是，在325年的2月，就正式下诏，恢复过去施行的诛杀三族之刑，惟不及妇人。曹魏初年，族诛包括全家男女，西晋惠帝年间，曾有不及妇人之议，到永嘉元年，司马越表除三族之刑，其实，并未完全禁绝。司马睿为丞相时，“朝廷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元帝即位以后，曾经讨论过恢复肉刑，这当然是刑罚的倒退，在王敦的反对下，才没有施行。此时，晋明帝恢复了三族之刑，是鉴于王敦再叛的教训，来出于加重对谋反罪行的惩罚，提高企图谋反者的成本，并可以借机消灭大族。此事虽经温峤反对，但晋明帝并没有采纳，三族之刑在整个南朝时期就延续了下来。晋明帝的这一举措应该是针对所有的大族而言的，当然也对王氏大族敲响了警钟——以后再没有株连你们这样的皇恩了。
随后，晋明帝就对王氏家族人员重新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其实在324年10月就已经进行。在进位王导为太保的同时，罢免了王导从弟王邃的职务，而改任刘遐为监淮北诸军事、北中郎将、徐州刺史，镇守淮阴；征召王彬为没有实权的光禄勋，又转为度支尚书，一个管后勤的出力不讨好的职务，任命应詹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而对于荆州刺史王舒，处理起来就稍微有点麻烦，毕竟王舒将王含父子沉于江中（其实，这也是一个无头案），属于功臣系列。因此，司马绍还是先晋封其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不过，虽然如此，司马绍还是不放心，他由近及远，先把王彬从江州拿下来，并给予应詹“使持节”的最高权力，当然是有防备王舒的意思。在部署完毕以后，到了325年5月，司马绍任命征南大将军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州、湘州、雍州、梁州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把王舒从荆州重地拿下，改任为安南将军、都督广州诸军事、广州刺史，发配到岭南。此时，王舒的下游有应詹，前来接替自己的是大名鼎鼎的陶侃，即使王舒再生叛心，也难以作为。于是，王舒开始说自己有病，推托不愿去岭南上任。朝中又经过王导的斡旋，就近改任王舒为都督湘州诸军事、湘州刺史，而让原来的湘州刺史刘顗（史书缺传，里贯不详）去了广州。虽然司马绍没有把王舒赶到远远的岭南，但是，毕竟顺利地把王舒从荆州重地拿了下来。
六十、劫后余波（2）
王敦二次叛乱被平定以后，王氏家族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如今，方面大员只有一个王舒了，司马绍暂时放了一点心。
除了对王氏家族的处理，再就是对于王敦原有幕府人员的处理。
晋明帝司马绍开始的打算是，对于王敦幕府“纲纪除名，参佐禁锢。”纲纪，是指“综理府事者。”也就是高级属员，总之，将曾经在王敦手下任职的全部排斥，这一举措，显然打击面过大。因为，在王敦一手遮天的时候，他一方面为了与朝廷争夺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消除可能产生的对立面，把很多人士都拉入了自己的幕府。而这些人之所以到了王敦的幕府中，往往是出于不得已，内心并不一定愿意与朝廷为敌，甚至还是王敦的异己，这些人比比皆是。这些人中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一是可能的对立面。在第一次王敦之乱中，会稽内史熊远，不接受沈充加给的将军称号，也不给沈充军输送粮食，只是保境安民，王敦因为“惮其正而有谋，引为长史。”熊远的弟弟熊缙也曾是王敦的主薄。
二是江东大族。熊远死后，王敦又请吴郡大族陆晔之弟陆玩为长史，在王导刚到江东之初，就曾经想与陆玩结为亲家，却被拒绝，然而，此一时彼一时，王敦以军令限期逼迫陆玩上任，陆玩不得不去。
三是王氏亲族。但即使是王氏家族的亲属，在王敦手下也不一定就是王敦的同党，比如，何充，是西晋时期讨伐匈奴刘猛的统帅何桢的曾孙，是王导的外甥，又是庾亮的妹夫，与晋明帝是一肩挑。此时王含在庐江任职，贪污成性，弄得郡县一片狼藉，一次，王敦在众人中称赞自己的哥哥王含：“家兄在郡里干得一定不错，庐江人都夸他呢。”何充是王敦的主薄，也在座，当即回答：“我何充就是庐江人，耳闻的却与此不同。”说得王敦很没面子，贬为东海王文学。
四是王敦的朋友。比如，从北方邵续那里回到江东的刘胤，曾是王敦的好朋友，“甚钦贵之，”因此，被王敦请为右司马，而刘胤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一直卧病在床，啥事也不管，被王敦出为豫章太守。
五是地位较低的人才。如郭璞被王敦“起为记室参军”，因反对王敦而被杀。再如袁瑰，为王敦的谘议参军。即便是后来与王导互相瞧不起的蔡谟，此时，也做过王敦的从事中郎。
六是名士。郭璞当然也算，这里仅指那些清谈家，如一直跟着王敦的谢鲲，在王敦第二次叛乱之前就去世了；再如，被称为兗州八伯之一的“濌伯”羊曼，（其他七人为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郗鉴为方伯，泰山胡毋辅之为达伯，济阴卞壶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史称“王敦既与朝廷乖贰，羁录朝士”，因此，也被王敦任命为右长史。而羊曼也“知敦不臣，终日酣醉，讽议而已”。
最后，当然也有王敦或者王氏家族的亲党了。比如，那位一直追随王导的顾和，曾被王敦请为主薄，王导为扬州刺史，又被升为别驾。
在这种情况下，温峤上书晋明帝，称：“王敦刚愎不仁，忍行杀戮，亲任小人，疏远君子，朝廷也拿他没办法，骨肉亲戚也不能说服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人自危，道路以目，当时的确是贤人君子无计可施、韬光养晦的时候。并且，在王敦图谋不轨之日，拘录士人，这些人都是没有办法才去的，比如，陆玩、羊曼、刘胤、蔡谟、郭璞等人就经常和我提到内心的痛苦，因此，我知道的比较详细。如果真是本心凶悖，那是罪有应得；如果是被迫进入奸党，则应从宽处理。象陆玩等人忠心耿耿，陛下也是知道的，却受到贼人一般的处罚，实在辜负了这些人。陛下仁圣，胸怀博大，一切遵循中庸，办事公平；请求陛下裁断。” 温峤本人也曾经被招为王敦的下属，因此，温峤对此有亲身体会。
而郗鉴则说：“古代的圣王重视对君臣规范的教化，所以，才对忠义而死的气节，最为推崇；只有昏庸将要亡国的君主，才特意施恩，进行宽恕。王敦的下属虽然大多数都是被王敦所逼迫，但是，身居逆乱之朝，进不能制止他叛逆的阴谋，退又不能脱身远逃，失去了起码的操守，按照古代的规定，应该以大义进行谴责”。
晋明帝最终听从了温峤的意见，郗鉴又上奏，称钱凤的母亲已经80岁了，应该免除处罚，晋明帝也同意了。
处理了王敦集团，晋明帝继续他的拨乱反正之路。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太宁三年，即325年的二月，晋明帝命令朝廷大臣商议追赠被王敦所杀的谯王司马承、甘卓、戴渊、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人的官爵，给这些人平反昭雪。经过商议，司马绍下诏追赠谯王司马承为车骑将军，谥号为闵；追赠甘卓为骠骑将军，谥号为敬；追赠戴渊为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号为简；追赠周顗为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号为康，祭祀以少牢；追赠虞悝为襄阳太守、虞望为荥阳太守，祭祀以少牢；追赠郭璞为弘农太守。趁此机会，曾经是王澄部下、如今为佐著作郎的桓稚上书，要求追赠王澄。朝廷研究后追赠王澄恢复原有荆州刺史的官职，谥号为宪。
这些人都顺利地被平反昭雪。晋明帝通过追赠死者，目的还是为了安慰生者，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然而，只有两个人却令朝廷十分棘手，那就是刁协和周札，围绕着对此二人的追赠问题，朝廷上下又展开了一轮激烈的争论，这争论直接关乎对王导过去所为的定性问题，也直接会影响到以后王导的政治前途，因此，斗争更显激烈。
| 作者：迅发 回复日期：2010-10-16 19:09:06 | 回复 |
六十一、显赠周札
事情的起因来源于周札故吏为周札鸣冤。
周札如果没有在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的时候，开门延敌致使朝廷大败这一节，那么，追赠周札一门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是由于周札开门延敌，致使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得手，使得追赠周札一事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的定性问题，即当时王敦进攻建康，是志在匡扶社稷、清除佞臣的“清君侧”的正义之举，抑或是一种犯上作乱的忤逆行为呢？如果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是一种正义之举的话，那么，周札开门投降的行为，也就是正义的，而且，对于刘隗和刁协过去的定性，即“立朝不允”（晋明帝讨伐钱凤诏书语）、“佞臣乱朝”（王导给王含信中语），就没有翻案的可能。而如果认定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也是叛乱行为的话，那么，周札自然不可能被追赠，而接下来的结果就是：曾与王导对立的刁协、刘隗就是忠臣了，刘隗外逃自不必说了，而死去的刁协当然要追赠，同时，更为可怕的后果将是：王导当时就“心思外济”（王导给王含信中语），与王敦同谋的行为，也就是不忠的忤逆行为了。事情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即便是你王导在第二次讨伐钱凤的军事行动中，如何大义灭亲，你的头上就罩着一个随时可以落下的谋反的帽子，随时可以因此将王家彻底打入十八层地狱。因此，此时王导的命运戏剧性地竟与死去的周札意外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他不得不竭尽全力坚持追赠周札。更何况，天威难测，如今晋明帝司马绍已经将王邃的徐州刺史拿下，又让应詹去了荆州眼皮底下的武昌，谁也不知道司马绍的下一步棋子要落在何处。此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追赠问题了，而直接关乎王导乃至王氏家族将来政治生命的大问题了。
晋明帝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严重性，他召开高端会议，延请各部尚书以上的高级官员进行充分的讨论。
尚书卞壶首先认为：周札在石头之役中，开门延寇，致使贼人王敦得手，这是周札的责任。再追赠他，我感觉心里不安。至于周懋、周筵兄弟，则应该追复本位。卞壶想得很简单，也很直接，并且，直接给当时的王敦扣上了一个“贼人”的帽子，他就事论事，没有太多的花花肠子，也没有说出太多的道理，就这，事情很明白，他周札开门让王师败绩，现在追赠，我感觉不妥。
司徒王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长篇大论起来，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他先凭空假设“札在石头，忠存社稷，义在亡身”。这其实都是空话，然后说“至于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识以上，与札情岂有异！”意思是：当年周札在石头城的时候，我们大家其实都和周札一样。二是，王导又说，当时大家的心态和周札一样，这其实皇帝您也明白，然后，王导反戈一击，说，现在发议论的人，看到王敦后来的奸逆行为，便想以此倒推过去王敦第一次进攻建康就有觊觎之心，（是不合理的。）说到这，王导似乎也感到有点理屈词穷的味道，于是，他接着说：退一万步说，即使当时王敦就有了忤逆之心，那象我和周札等诸大臣们当时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等到我们认识到以后，周札和臣等便以身许国，死而后已，周札很快也被王敦所杀了。三是，大事既定以后，便把周札视为逆党。我认为没有根据，应该和周顗、戴若思等一样被追赠。其实，王导的说法显然是强词夺理的。首先，司马绍追赠是针对什么样的人？当然是忠于朝廷之人。而王导说周札在石头城“忠存社稷，义在亡身”，可是最后的行为却是开门延敌，哪有这样忠于朝廷的？其次，第一次王敦之乱，是“清君侧”之名，但是，不要忘了，在王敦起兵以后，对手却是朝廷，即司马睿，司马睿正式下过诏书讨伐王敦。在这一点上，周顗、戴渊等人是与你王导是根本有异的啊。周顗就曾经对温峤说过，君主哪能都是尧舜，没有一点过错，做臣子的难道都可以兵向君王吗？这不是反叛又是什么呢！而王导却暗中与王敦勾勾搭搭，此时，怎么好意思说大臣们稍微有一点认知能力的人都与你和周札一样的呢？周顗还当着你的面，大声说杀贼取金印系肘大如斗的话，你就忘记了么？虽然刁协、刘隗等人不服众，周顗、周嵩等大臣与之有矛盾，但是，那种矛盾的存在岂能代表他们就与你的私心相同？再次，周札被杀，并非是“以身许国”而被杀，即便是你王导在第二次讨伐钱凤之役中，真的“大义灭亲，以身许国”过，那与周札也不相干，怎能扯在一起？
尚书令郗鉴，虽然是流民帅出身，但是，自小“博览经籍”，主要是他渡江晚，没有那么多的历史包袱，他上书反驳王导的谬论：首先，他提出：“褒贬臧否，宜令体明例通”。如今，周顗、戴渊是因为为国而死，才被追赠；而周札却因为开门延敌而追赠的话，双方的事迹完全相反，可是赏赐却是一样的，这太滑稽了。接着，郗鉴顺着王导的思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如果真的象司徒王导说的那样，“往年之事自有识以上皆与札不异”，那说明，当时谁是正义谁是邪恶的，是十分清楚的。那么，谯王、周顗、戴渊当然要受到追随邪恶的处罚，那为什么还要追赠呢！如今，已经对这三人褒奖追赠了，那么，很明显的，周札当然要受到贬责。
王导再次辩论，这次，他避开直接与郗鉴交锋，而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说：你们说周札开门延敌，那只是人们传来的谣言，就一定是实际情况吗？以此立论以后，他得出一个奇怪的逻辑：“便以风言定褒贬，意莫若原情考征也。”就是说，与其依靠传来的事实定论，倒不如咱们推究人心来进行考察——把这一明白的事情引入虚无缥缈的心理确认上。接着，按着这个思路，王导继续往下说：“论者谓札知隗、协乱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奸佞除，即所谓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以“论者”这一莫名其妙的称呼，提出论点，意思是，议论的人们这样认为：周札是知道刘隗和刁协乱政，相信王敦是来匡扶社稷的，所以说，周札是忠于社稷。等到后来，王敦忤逆，周札一门又与之不同，所以被诛杀，因此，是为义而死。
再往下，王导又一次把死人搬了出来，他说“夫信敦当时之匡救，不图将来之大逆，恶隗、协之乱政，不失为臣之贞节者，于时朝士岂惟周札邪！若尽谓不忠，惧有诬乎谯王、周、戴。”也就是说，王导暗示，（他不敢明着说了）有这种想法的人，即相信王敦当时是匡扶社稷之举，但没有料到其后他竟然叛乱，岂止是一个周札？（暗示谯王、周顗、戴渊也是，这就是一派胡言了）然后，王导开始与郗鉴比学识，他搬出春秋齐桓公即位前，召忽死，管仲不死；又举出汉朝吕后时期，吕后封吕氏为王，周勃听从，而王陵廷争，来说明虽然行为不同，但都是尽忠的道理。
面对王导漏洞百出的言论，郗鉴再次上书，他一针见血，直接严厉驳斥道：王敦的逆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正是因为周札的开门，才导致王师失败。如果王敦往年之举，“义同桓文”，那么，先帝司马睿你们置于何地，先帝是周幽王和周厉王这样的昏君吗！
王导绕来绕去，把郗鉴给绕恼了，不得不抛出大家都不敢说，也不愿说的这最后的焦点问题。话说到这个地步，王导也无话可说了。
从这场针锋相对的论战中，司马绍看出了郗鉴的水平和学识，自此，对郗鉴尊崇有加，特许郗鉴的奏表用草书就可以了，并在本年5月调整王舒荆州刺史以后，于7月，就任命郗鉴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州、兖州、青州三州诸军事、兖州刺史，镇守广陵，开始了郗家在广陵、京口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统治。
但是，此时，让司马绍操心的还不是给不给周札追赠，他也不想因此而引出更深层次的矛盾和纠纷，因为，此时，他还没有去动王舒荆州刺史的位置，如果在动王舒之前，朝廷中惹出轩然大波，进而把王导逼得走投无路，激起整个王氏家族变乱的话，将使自己的整个布局功亏一篑。于是，晋明帝下诏听从了王导的意见，追赠周札为卫尉，遣使者祠以少牢。至于死去的刁协，司马绍采取了等等看的策略，既没有如此前自己的诏书中那样认定为佞臣，也没有给予追赠，理由当然也十分好找——司马绍视老爸让刁协逃亡于不顾，以刁协没有坚守岗位，出逃在外而被杀为由，（而不是以其为“佞臣”为由）不予追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