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我换了一个岗位，从上海市建平中学调到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从此，不再给中学生上课，转而给老师上课，给校长上课。我觉得应该梳理一下作为中学教师的从教经历，算是给自己30年从教生涯做个小结，没有超凡脱俗的雅趣，更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一介书生的“田野”记忆。
1982年7月江西师范学院毕业，我被分配到江西省上饶市第一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师，从此开始了教学生涯。其实我当教师纯属偶然，原本是很不愿做老师的。读小学、中学的时候我一直是学生干部，当了多年的小老师，而那个年代老师是没有多少地位的。置身其中，我十分清楚教师的甘苦。1978年报考大学时，谁知道就被录取在江西师范学院。到了大学里一看，图书馆居然有那么多的藏书，当时的感觉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于是废寝忘食地走进经典，读书，学英语，准备考研，偶尔也写小说，当时的想法是要么当作家，要么做大学教授。
1982年8月，在梦还没醒的时候，一头栽进了中学教师的行当里，心里有许多委屈，有许多不平。是中学教师选择了我，我并没有选择中学教师。因为我文史哲样样爱看，唯独不爱看教学参考书。走上讲台，带着几分离经叛道，带着几分驳杂的讲课，却使我走近了学生，后来又逐渐走进了由学生和我共同营造的“磁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感觉到我已经不能自拔：学校真好，可以看书，看很多自己想看的书；教书真好，跟孩子们讲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学生也感兴趣的东西，这是十分快乐的。
我的第一声“呐喊”是在1988年，其实纯属偶然。因为第一次评职称风传要有论文，于是赶紧发奋，洋洋洒洒写了5500字，题为“对高师中文专业教育的反思”，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回头看师范大学的教育，火药味很浓，批评多于建议。《江西高教研究》的编辑厚爱有加，在论文的开头特意加了编者按，给予推荐。一时间我昏了头，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心头。一头扎进书山文海之中，整理了平常的许多心得，写就不少自鸣得意的文章，然而，一年之内，毫无所获，一文未发。
天生属牛、生性执拗的我，就这么固执地写下去，不断地投出去，在不断地投寄、不断地被退回和不断地修改过程中，自己也蒙眬地感觉到：我在长进。大概老天爷对我的考验限期是一年，一年过后我的文章开始见刊了。我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中学语文教学，把方方面面作了一番扫描，这期间我其实主要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我相信波普尔的理论，科学是可证实的，也是可证伪的；我信奉辩证法的思想，在对现存事物作出肯定理解的同时，也包含了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我的批判涉及语文教学领域的许多方面，以培养人格为标尺思考语文教育界的种种形象。
1996年我的第一本书《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出版了，当署着自己名字的崭新的书出现在我面前，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第一本专著就像第一个孩子一样，我不停地摩挲着，不时地嗅一嗅散发着的油墨的香味，尽情地享受一种成功的喜悦和快乐，这么些年的追求和努力终于有了这样一个结集、一本著作，它是我努力的见证，它是我亲手缔造出来的成果。几年过去了，虽然陆续出了许多书，却不再有当年那种激动。
于漪老师是我从心底尊敬的先生。记得1991年我在江西曾给于老师写了一封求教信，写的时候有几分忐忑，信发了，人也就释然了。谁曾想，没多久就接到于老师的回信，当时我激动不已，于老师的勉励至今依稀记得，这封信仍收藏身边。这一次算是初次交往，当然是未曾谋面的。
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上饶调到了上海，“乡下人”进入大都市，有些“水土”不服。先生不知怎么知道了，托人捎信给我，请我到她家坐坐。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又是高兴，又是担心，平生不善交际，不善言谈，见名人，生怕无话，难免尴尬，心生许多压力。恰逢先生在《语文学习》发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于是以此为由准备了许多问题。
先生和蔼可亲。也不记得开始怎么说的，单知道没说几句话，我的拘束就无影无踪了。我就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向她提出了一些问题，她不紧不慢作了耐心细致的回答，不时插几句：“你看呢？你怎么想？”总是把我作为平等的谈话对象。后来先生向我谈起她走过的路、她的感想、她的体会，听她娓娓动情的叙述，我悟出了先生的良苦用心：树立自信，勇敢地走出困境。末了，我提出就语文教育人文性整理成《于漪答问》，她欣然同意，但标题执意要定为“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答问”与“对话”的区别，我当然知道，先生的长者风范令我非常感动。以后浦东新区教育学院和建平中学都聘请先生作为我的导师，我成了先生的弟子。想起先生对我的提携，至今心里涌动着热流。
我的作文著书，都是在课余时间里进行的，课堂里我在自己的自留地（自己任教的班级）播种、耕耘，日积月累也留下了不少东西，这些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操作进行的，很有些个性色彩。
我是这样想的，观念思想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切都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显然也是不够的；再者批判固然重要，但如果一切都仅仅停留在批判上也是不够的，很显然还必须建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开始从“批判现实主义者”走向“建设现实主义者”，追寻终极目的。我以为，语文教学要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于是围绕着在语文教学中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我开始了系统建设，撰写并发表了系列论文。我主持的课题“自主探究性语文学习模式研究”获国家教育部有关部门批准，立为国家级课题，最后顺利结题，通过专家验收。
我在自己的班级里开展很有意思的实验，让每个学生每个月读一本文化名著，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思多夫》，还有《歌德谈话录》、《时间简史》……就这么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要求学生每周作书摘笔记，和大师对话，写眉批感想。每月写一篇书评或读后感，用一两节课时间来讨论，互相交流、碰撞，不时有思想的火花闪耀出来，这是文化的积淀，这是思想的熏陶，这是人格的升华。我要求每节语文课轮流由一位同学介绍一首诗，然后全班同学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把它背下来。一个月一本书，一节课一首诗，这是什么？这是丰厚的养料，这是人生的文化基石，基础教育不就是为孩子们的人生奠基吗？我让孩子们收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看着看着，把家长也吸引到电视机前，一家三口围绕电视内容争论不休……学生在随笔中说，阅读文化名著是点亮一盏心灯，收看焦点访谈是打开社会之窗。几年来我所任教的学生，无论是高考成绩，还是作文竞赛，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综合素质，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
如今想来，这一路有风有雨，更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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