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这是王国维的一句名言。如今我已年届古稀，回想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生，也想鹦鹉学舌、邯郸学步，把个人的读书经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失败的启蒙时代。
严格地说，我的启蒙时代是从听故事开始的。五六岁时，在北京读书的大哥回来探亲，带着一本《杨家将演义》。当时正值暑假，为了让我午睡，他给我讲杨家将的故事。大哥走后，我又纠缠爷爷，于是他给我讲《三国演义》。这就是我的学前教育。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二哥从图书馆借来一本《青春之歌》，于是这本书就成了我的“处女读”。后来，我又读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吕梁英雄传》《苦菜花》《红日》《红岩》等长篇小说。在它们的影响下，我树立了不当英雄誓不罢休的理想。为此我甚至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认为如果生活在战争年代，我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些英雄一样，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
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一个难得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我正在乡下插队，插队的原因是家庭出身不好，无缘高考。那天在地里干活，我们的政治队长在地头休息时为了逞能，跳到干渠里洗澡，结果被漩涡裹挟难以脱身。我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企图当一个救人英雄。没想到入水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在游泳池里练就的水性，根本无法战胜漩涡——我也陷入漩涡无力自拔。千钧一发之时，一个农民将小拇指粗的柳条向我伸来，我就像遇上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把它抓住，这才脱离险境。
我本来以为政治队长会当众表扬我见义勇为，没想到他就像这事没有发生一样。至于其他农民，则纷纷说起风凉话，认为我是没事找事、乱上添乱。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也让我品尝到启蒙时代的阅读有多么失败。套用王国维的话，不知算不算“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阶段是饥饿的偷窥时代。
插队结束以后，我就像绝处逢生，重新获得人生的希望。当时正值大学停办，但我觉得这种情况绝对不会长久，于是我开始做知识上的准备。但是那时候新华书店除了毛著之外，什么书也没有。无奈之下，我翻出二哥的课本和讲义，想通过自学来完成高等教育。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要想自学理科，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我只好改学文科，开始阅读王力的《古代汉语》。这是我插队时从大队部偷来的，再加上那是一个信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所以这样的阅读只能偷偷地进行。
另外，我的邻居是个老三届。红卫兵造反的时候，他从学校图书馆偷了几十本世界名著，装了满满一箱。他知道我渴望读书，便让我随意选读，条件是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后来他还借给我在社会上流传的手抄本，让我尝到了“雪夜拥炉读禁书”的味道。
文革后期，有关方面出版了许多“内部发行”的书刊，简称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当时我在一所厂矿子弟中学教书，学校图书馆的老师能够从新华书店买到这类书籍。这些书本来是供校领导阅读的，但校领导不感兴趣，因此她就偷偷借给了我，让它们发挥余热。这个阶段用王国维的话来说，是不是有点“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呢？
第三阶段是时代寻找知音的阶段。
文革结束以后，我在报考研究生时因为没有找关系、拜码头，所以连续三年屡战屡败。虽败犹荣的是，通过考研，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后来我通过一个偶然机会进入山西省社科院，又经过一段弯路，终于找到了“胡适”和“教育”这两个研究方向。这个过程说来话长，套用王老先生的话来说，不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吗？
（原载 《今晚报》201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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