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斯·韦伯的遗孀玛丽安妮·韦伯的《马克斯·韦伯传》里，关于这位思想巨子读书的篇什，虽然内容无多，却弥足珍贵——仿佛思想的折光，照亮了韦伯迷宫一般的灵魂。
文/段炼
（一）
韦伯很早就开始研读他所能弄到手的书籍，尤其是历史、古典和哲学著作。他的母亲在谈到九岁的韦伯时曾说：“马克斯非常喜欢历史与家谱。”而他的外祖母则说：“马克斯已经在追求更高的知识。他非常喜欢拉丁语。……不过他现在对于书法没有什么耐心。”
无疑，过早地与书籍接触，体现的是一种早慧而独立的精神活动。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韦伯读过了斯宾诺莎和叔本华，在高中高年级，他专门读了康德。十二岁时，韦伯告诉母亲，有人给他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而且他还准备去读《反马基雅维里》，并且要看一看路德的著作。也就在那一年，他曾询问海德堡的外祖母，他的表兄豪斯特拉愿不愿意用家里做的Merovingians和Carolingians家谱来换他的蝴蝶标本。他告诉外祖母，他正在忙于制作1360年的德国历史地图。这似乎印证了九岁时母亲的观察。后来，在给母亲的信中，十四岁的韦伯极有个性地写道：“我不幻想，我不写诗，除了读书，别的我还应当干什么？所以我正在一丝不苟地做这件事情。”
Max Weber and brothers 1879
十四岁，在韦伯的心智成熟期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与吉尔吉奥·瓦萨里笔下十四岁就才气逼人的米开朗基罗，有着惊人的类似。其实，每一个读书人都不难体验到，早年爱书的倾向，常常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但这种盲目，带来的却是终生对书的热爱。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过早的、像低浅的流水一般的读书热情，将被引到更深的沟壑中去，为成年后思想的奔涌蓄积能量。
这样的心路历程，也恰恰可以借用另一位欧洲人对自己中学时代读书生活的回忆来描述：“我对我中学时代的那种狂热、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未后悔过。它曾把一种我永远不愿失去的求知热情，注入我的血液之中。我在之后所读的书和所学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那几年的坚实的基础之上。一个人的肌肉缺乏锻炼，以后还是可以补偿的；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理解力则不同，它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只有早早地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1877年初，在十四岁生日前夕，韦伯“根据众多资料”晨抄暝写，完成了两篇历史论文：一篇是“与皇帝和教皇的地位特别有关的德国历史的进程”，另一篇是“从君士坦丁到民族迁徙时期的罗马帝国”。此篇论文，还附有一幅君士坦丁堡的草图、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按即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君士坦丁大帝之父）的族谱，以及韦伯从搜集来的古代硬币上描摹的凯撒与奥古斯都头像。这一年的夏天和冬天，韦伯与他的小表弟弗里茨，在柏林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当弗里茨离开柏林之后，在与表弟的通信中，可见看到，韦伯当时热爱的，是库尔提乌斯的《希腊史》，蒙森和特赖奇克的著作，美国史，黑恩的《人工植被与家畜》。他还附带提到了自己的读书习惯：“我的进展很慢，因为我做了许多读书笔记。”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米德洛西恩的监狱》
大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韦伯对经典著作的阅读，体现出了一种理念上的执着，也展示了韦伯那远逾同龄人的洞察力和思想力度。在对理论的偏爱之外，韦伯于文学作品也有一种特别的迷恋。他喜欢W·亚里克西斯和沃尔特·司各特。他对于后者的《爱丁堡监狱》评价甚高，认为这是他所知道的“最激动人心的小说之一”。韦伯说：“我的一些同学总是醉心于各种廉价惊险小说，对这些一流的老作品却一无所知，这一点总让我感到很吃惊。”特别是在大学预科的高年级，看到同龄人自以为远比一切明达事理的小说高明，事实上却对它们一无所知，韦伯写道：“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我已经说过，他们只会从那些耸人听闻的小故事中寻找乐趣。”
两年以后，韦伯完成了“论印欧民族的人种特征及发展史”。它的意图，是理解文明民族的全部历史，并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揭示“支配着它们的发展历程的那些规律”。二十余年后，那篇探测资本主义社会隐秘的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卷起的风雷激荡之声，已经在十六岁的韦伯的文章中隐约可闻。
（二）
和许多同龄的男孩子一样，韦伯在学校里“几乎毫不用功，只是偶然地关心一下功课”。在大学预科三年级，他利用上课的时间悄悄读完了四十卷科塔版《歌德文集》。那个时候，希腊和拉丁经典作家荷马、希罗多德、维吉尔、西塞罗这些死去的灵魂，成了他的夜读良伴。不过，他抱怨西塞罗“喜欢大吹大擂、卖弄辞藻，而且政治上摇摆不定”，令人“不堪忍受”。而他对荷马与莪相的比较，则显示了他对诗歌的接受力和“终极现实”的敏感。
《歌德文集》（Goethe's Werke）
在他写给母亲海伦妮的信里说，荷马是他读过的作家中最喜欢的一个。因为在荷马的作品中，作者“并非在那里展示一条接连不断的情节链，而是描述情节的起因和平静的顺序，如果一个结局出现了，那也早在意料之中，例如赫克托耳之死”。在荷马那里，“一切都早已被命运不可改变的决定了，这就极大地减缓了读者的悬念和痛苦”。
这种评价，显然折射出韦伯对于理性精神的推崇，也让人不期然地联想起A·N·怀特海对悲剧的一个界定：“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而对于莪相，韦伯认为，“他的作品真是无比的优美。我几乎认为应当把他放到荷马之上”。“荷马对年轻人充满了喜悦，莪相则有着智慧老人的观点。莪相认为，年轻人只有生活在梦想中才是幸福的。”
韦伯对于维吉尔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埃涅阿斯纪》中试图唤起的某种悬念，“几乎难以让人感觉得到，即使感觉到了，也不是一种令人惬意的感觉”。但对于希罗多德，韦伯则十分尊敬，因为“他的叙述方式完全是诗意的。他很像荷马。他写的历史是一种改写成散文的史诗”。不过生活在希罗多德之后四百年的李维，则被韦伯认为“是个蹩脚的评论家”，因为“他几乎没有利用当时也许仍然可以弄到的古代文献”，因此读李维的著作“一点也提不起情绪”。
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无疑是非常真实的。韦伯相信，一切都可以间接得自书本。“如果不能在人们还不清楚的问题上给他们启发，使他们得到教育，”韦伯问，“书本又有什么用呢？”但韦伯也有着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坦诚：“虽然我鼓起了全部自知之明，但是我至今也没能让自己过分受制于任何一本书或者老师口中的任何一句话。”
（三）
1882年，韦伯参加了大学预科的毕业考试，进入了海德堡大学。他选修了法理学作为主科与职业训练方向。他还研究历史、经济和哲学，而且很快就开始学习比较知名的教授开设的文科课程的所有内容。他迷上了罗马法：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与当时已经声誉卓著的伊曼纽尔·贝克尔的《法理教程》，并且独力钻研了《法典大全》。不过，他在贝克尔的书中没有找到得到证明的既定真理，倒是发现这位法学者批判性的怀疑主义让人六神无主。
兰克《拉丁和条顿民族史》
很快，他对枯燥的经济学课程也失去了兴趣。不过阅读罗舍尔和克尼斯，使他掌握了这门教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他对埃德曼斯道夫的中世纪史教程也非常着迷。另外，他还研读了兰克的《拉丁与日耳曼人史》以及《现代史学家批判》：“这两部著作的问题都很独特，开始我还不会读；要不是了解那些史实，我可能就读不懂。它的语言使人联想到了《维特》与《威廉·迈斯特》（歌德的两部作品）的语言。”
那个时候，韦伯和在海德堡研读神学的表兄奥托·鲍姆加登一起研读神学与哲学著作：洛策的《人类社会》、柏拉图、比德曼的《教义学》、施特劳斯的《旧信仰和新信仰》、普夫来德雷尔的《保罗神学》、施莱尔马赫的《宗教演讲录》等等。不过，对洛策的研读在几个星期后被放弃了。“因为他没有学者品质，他那愚蠢的诗化语言和冗长乏味的情绪化卖弄，都让人怒火中烧。”于是，韦伯开始阅读兰格的《唯物主义史》。
（四）
在二十岁的时候，因为服兵役时肌腱发炎而卧病，韦伯开始攻读钱宁的著作。从传记看，这应该是韦伯一生中最重要的阅读经历。钱宁是活跃于19世纪头三十年间美国东部地区的一位牧师，与施莱尔马赫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是同时代人。钱宁坚信，理性和启示能够在一个基督徒身上达成和谐，这与思想、良心和人类之爱并不相悖。而且，钱宁也认为，人的精神比国家更伟大、更神圣，决不能成为国家的牺牲。韦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对这本小册子推崇备至。韦伯说，钱宁对于基督教的看法“极为独到，常常感人至深，而且兼有一种迷人的人格”。
威廉·埃勒里·钱宁 William Ellery Channing
值得关注的是，韦伯对钱宁的热爱，并不是因为钱宁特别擅长解答理论和宗教哲学问题，而在于他有“更透彻的眼力去寻求伦理道德问题的答案和心理动机”。韦伯认为，钱宁的观点有着普遍的意义，它们是以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为基础的。韦伯说：“在我的记忆里，我这是第一次对某种宗教信仰产生极为强烈的客观兴趣。”钱宁的著述与学说，无疑对韦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宗教和道德观，让韦伯相信，思想与道德自由、根据一种道德义务而实现的人格“自主”，则始终是他一生中的根本准则，是他认真遵循并通过检验自己身体力行的情况而不断增强自信的准则。而在政治观念上，钱宁对于韦伯的教诲是，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目的，就是发展一种独立自主的人格——虽然韦伯毕生反对钱宁的国家观，尤其反对他的和平主义。
1886年春，韦伯与弟弟阿尔弗雷德就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进行了探讨。韦伯在信中回忆了初读此书的感觉：“这部著作当然非常出色，笔下透出了一种坦诚的信念，看上去就像用一把手枪顶着每一个人的胸膛说：‘跟我走，否则你就是个伪君子！’”但是，韦伯也承认，这种“非此即彼”的办法，最终很难解决人类思想与道德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过，他认为，有勇气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们的开拓性成果还会保存下来。这也是施特劳斯那些理念的情形：“它们把先前业已存在的许多没解决的事情一扫而光，创造了一片透明景象。但是另一方面，从那以后，学问的发展走上了不同的轨道。与施特劳斯的期望相反，它不会把他的观点作为最终结论，而只是作为提出更深刻的新问题的刺激因素。”
所以，人们很容易就发现，施特劳斯的书没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问题，或者毋宁说，一大堆问题，“该书也没有清楚地显示那个主题的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方面，人们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一些概念，它们不同于施特劳斯用过的、或者可能会用的概念。”韦伯说。
（五）
1886年，韦伯在见习律师的工作之余，参加了戈德施密特和迈岑的研究生班。他的题献给戈德施密特的博士论文《论中世纪贸易公司史》，涉及法律和经济史之间的广阔领域。为此，他“不得不读了数百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法律汇编，开始我还不得不适当掌握这两种语言以便能够勉强读书”。这让他感到了“极度的辛苦”。最终，这篇文章发展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学术著作，韦伯甚至在他最后的学术著作中也吸收了它的成果。
曾参加了韦伯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的瓦尔特·洛茨回忆，在仪式上，特奥多尔·蒙森在与韦伯进行广泛地讨论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在某一天走向坟墓的时候，可能除了极为可敬的马克斯·韦伯以外，我不会对任何人这样说：‘孩子，这是我的矛，它对于我的手臂来说过于沉重了。’”
阅读与思考，使韦伯也乐于帮助年少者获得思想的明晰性。二十三岁时，当他得知女友沉迷于席勒的《奥尔良的姑娘》时，他感到很高兴。他说，醉心于文学的人们，由于过度专注地崇拜歌德而丧失了对席勒的鉴赏力。韦伯对于歌德驾驭形式的能力赞不绝口，但也承认，“尽管人们告诉我歌德的诗性概念多么地包罗万象，而且能够从中发现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但如果我后来却发现它几乎没有触及某个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它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因为，在歌德那里，“最深刻的问题，所有的事物，即使最棘手的伦理问题”，都能从“幸福”推导出来——而这正是韦伯表示怀疑的。
但到了成年后，韦伯对歌德的态度有了改变，他认为歌德是个“包罗万象的天才”，认为“他的生活的主要决定因素并非对‘幸福’的需求，而是要不遗余力地为使自身的创造力和一种同宇宙法则合一的虔诚感达到极致而奋斗”。当然，他还是拒绝把歌德尊崇为一个可以摆脱道德评价的高不可攀的人物，认为歌德绝没有体现出“人的全貌”，而且他在歌德那里看不到“英雄的成分”。
不过，这没有妨碍韦伯在接下来的旅行中阅读《明希豪森》第二卷，“读起了亚麻色头发的莉斯贝特的故事”。他在给玛丽安妮的信中说：“我还应该给你倍倍尔的书吗？……我已经把鲍尔森的《哲学导论》给你准备好了；这是他送给我的，是本很出色而又不太难读的书，晚上入睡前我都要看几眼……”
（六）
在韦伯的这本传记里，对韦伯读书的描写，更多地集中在他的幼年、老年和病中，似乎这是适合思想者读书思考的黄金时期。对于手不释卷的韦伯来说，阅读甚至成了检验他神经衰弱症是否痊愈的标志。1901年，在罗马养病的韦伯身体复原了，那是因为海伦妮和玛丽安妮注意到，他开始阅读一部艺术史、读康拉德的年鉴还有齐美尔的《货币哲学》。而且，大病新愈的韦伯专注范围极广，包括各种各样的历史著作，女修道院的组织与经济状况，阿里斯托芬，卢梭的《爱弥儿》，伏尔泰，孟德斯鸠，泰纳全集，以及一些英国作家的作品。
韦伯夫妇 1894年
1910年，韦伯夫妇搬进了海德堡的老宅。在这里，韦伯认识了诗人格奥尔格。事实上，十三年前，韦伯的朋友、格奥尔格的崇拜者李凯尔特，就曾试图使韦伯对格氏的作品产生兴趣——比如《颂歌》《朝圣》《牧人之歌》等。但韦伯对这些作品总是无动于衷。他在其中看到的是“技术的审美”。传记在这里有一句有趣的评价：“那些精巧地依赖于一种情绪的抒情诗，并不适合这个当时还很强壮的男人。”但是很久以来情况就发生变化了。患病的那些岁月使他偏离了他的轨道，并且打开了他灵魂中那些从前一直关闭的秘密空间。他开始沉浸在里尔克和格奥尔格的作品中。
里尔克《Letters to a Young Poet》, cover of the 1934 edition
他对于里尔克的评价剀切中的：“里尔克是个神秘主义者，他的性格更接近于陶勃的、而不是那类迷狂的或者半是色情（贝尔纳）的神秘主义。……不是他在写诗，而是诗在他里面写成。这就是他的局限，但同样也是他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形式完美的诗歌的节奏完整性都会造成美感形式的大量损失，尽管任何艺术形式都是建立在这种扬弃基础上的。局限和限制，标志着对形式的把握。里尔克通过打破这种韵律法则，凭借一种当他的诗歌以恰到好处的抑扬顿挫朗读出来时产生的景致情绪，他想尽可能地表达出那些难以形容、不拘一格的潜在体验，可以说，就是赋予这种体验以形式来保存这种体验。在我看来，问题还在于他是否采用了一种不再是艺术手段的手段。但我不相信这不是‘有意为之’的蛊惑，不是一种姿态或者造作，而是一种对他来说必定独具一格的自然结果。”
在与格奥尔格结下私谊以前，有一段时间，韦伯沉溺在他的诗歌里。他被这些诗歌的伟大艺术性所打动，但他并没有从中看到被格氏的门徒归纳出的宗教启示。恰如韦伯拒绝任何在当代创造出来的个人崇拜、决绝把某个个人拔升到君临一切造物之上而“神化活人”的做法。另外，诗人对现代文化的形成力量所持的否定态度，在韦伯看来也是陌生而徒劳的，尽管韦伯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文化存在着哪些弊病。
（七）
1915年底，韦伯开始写作关于印度教和佛教的论文，从1916年秋天则开始研究古代犹太教。希伯莱人对他来说，是个合适的题目。玛丽安妮回忆，“马克斯现在几乎是‘皮包骨头’，……他正在研究《旧约全书》，分析各种预言书、《诗篇》《约伯书》……”然而，自从他在这之外写作政治文章并重新研读《经济与社会》的个别部分之后，宗教社会学研究覆盖的范围扩大，但最后未能按计划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韦伯想分析《诗篇》和《约伯书》，然后再研究犹太教法典《塔尔木特》。战前，他已经为《经济与社会》中的宗教社会学部分，做了些初步的研究。
终其一生，马克斯·韦伯都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作永久的徘徊，而对书卷的痴迷，则是他的一颗不变心。这份对书籍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情感，也让后人看到了一个思想巨子的心路历程。在他晚年的一天，有人问韦伯，他的学识对他自己有何意义，韦伯回答说：“我希望弄清楚我到底能坚持多久。”也许，承受生存的二律背反，或者更进一步，努力使自己最大限度地摆脱幻想，而又使自己的理想不受损害，并竭尽全力投身于理想，这就是他的使命。
以上摘自《读史早知今日事》段炼 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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