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纽·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出生在普鲁士的柯尼希斯伯格,16 岁进入大学,在这里教书直到 73 岁,除了在这个城市 40 英里的范围内走动外,一生从未出过远门。他不到 5 英尺高,胸部 凹陷,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一生不变,据说这是为了保存他那脆弱的健康状况。康德的写作和讲 课涉及广泛的范围:伦理学、神学、宇宙哲学、美学、逻辑学和知识理论。他在政治和神学上都 属于自由主义者,他同情法国革命,直到恐怖统治为止,他相信民主,热爱自由。他是莱布尼茨 的弟子,直到中年他读了休谟然后说,'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醒了过来',并得到启发,发展了一 套比莱布尼茨详细得多的知识理论。
王国维对其非常推崇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康德哲学较早就进入了中国前辈学人的视野，康有为、王国维、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对康德的学说均有阐释，当然这并不能说明这些思想巨擘独具慧眼，只因当时德国哲学界还是新康德主义的天下，新康德主义的口号是“回到康德”。甲午战争之后，局势逼促，中国学界的自信力大降，就“器”的层面而言，是“师夷长技”，就“道”的层面而言，对待西学，也持一种小学生的态度，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在中国这些学者身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力多半是通过日本传递过来的。
诸先贤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居功至伟。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与其他西方大哲的思想一样，康德哲学引介中国的开始，也是以“曲解”、“误解”为发端的。康德的哲学可分为三大部分：知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梁启超曾用佛学术语来解释康德的知识论（《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自然其中比附的成分居多。这和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何其相似，当时佛教混作黄老之学。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所缺乏的，而这些方面的论证却是佛学的长处，因此，梁启超用佛学术语来解释康德的知识学，是顺理成章之事。就伦理学而言，似乎有更大发挥的空间。在中西哲学汇通方面，牟宗三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位学者，他把康德的伦理学与儒家学说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也有流弊，知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美学这种划分与中国传统学术圆凿方枘，这种比较研究，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即以康德的思想为框架，把中国的传统思想当成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用这些材料来填充这一框架。这样做的好处是，康德使用的概念、术语可以比较顺利地找到相应的汉语表达，并帮助汉语学界来理解康德哲学，但造成的另一种效果却是肢解了原有的学术传统，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对中国经典思想资源的“乱砍滥伐”。时至今日，我们就会有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样的问题。
王国维对康德非常推崇，对康德的著作用力颇深，这样一位大学者，也感到康德哲学非常艰深。与洛克、休谟、笛卡尔等哲人的论述相比，康德的诠证非常晦涩，在今天，受过大学本科哲学教育的人也未必都能进入到康德哲学的堂奥。虽然王国维认为他对康德的思想有较好的领悟，然而，他也并没有写就一本关于康德的研究著作。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它显示出了一位学者应有的谨慎，这也是“对于不能说的东西，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这句话的应有之义。
康德哲学较早就进入了大学的课堂，蓝公武不仅翻译过《纯粹理性批判》，而且他在北大讲授过《纯粹理性批判》，牟宗三、齐良骥都是班上的学生。严格来讲，蓝公武不能算康德研究的专家，因为他没有相关的研究著作传世。可是没有相当研究水准，很难来翻译康德的著作。比较一下胡仁源的译本（1931年商务印书馆）就能看得出来。胡译本比较粗糙，有许多语句不通的地方，个中原因是，他没有搞懂康德的哲学，没有相应研究积淀，谈不上好的翻译。现在，康德的著作出现了若干个译本，这对于提升汉语学界康德的研究水平大有裨益。前辈学者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就第一批判而言，郑昕的《康德学述》，齐良骥的《康德的知识学》，杨祖陶、邓晓芒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都是较好的辅助性读物。即便在这些解读的帮助下，一般读者也很难读下去。读康德的著作是一种哲学练习，它是一种思维训练，就如同围棋的打谱，下围棋的人揣摩这些棋谱，是为了实战。读康德的人并不是要成为康德专家，就如同每个下棋人并不是非要成为专业棋手。贺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慨叹，康德黑格尔哲学少人问津（《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又过了一甲子，我们检视一下，研究康德的上乘之作也是乏善可陈，这并不是最糟糕的局面，失去了本民族文化与思想的自信，那才是致命的，研究康德也要持平常心，不要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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