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过翻译《老子》的奇妙时光
1999年秋天,法国著名现象学家保罗·利科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在回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两位师徒的风格有何异同时,作为20世纪现象学运动的见证者,博学而审慎的利科说道:“胡塞尔是工地,海德格尔是教堂。”当时在场的笔者,至今对此语留有深刻的印象。
胡塞尔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自己的弟子海德格尔赞赏有加,他曾对后者说过:现象学运动——我和你。但是,正如利科的话语中向我们显现的,胡塞尔的工作是基础性的,有着浓厚的学院风格:严谨以至于刻板;而海德格尔则显得神秘、恢弘,伴随着激动人心的力量。这样两种迥异的风格也使得二者在汉语思想的接受史中产生不同的效应。与老师相比,似乎海德格尔与中国学人有着更明显的亲缘关系。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入口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悬挂着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此在(Dasein)”、“烦(Sorge)”、“先行到死中去”、“语言是存在的家”等诸如此类海德格尔的行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超出了西学研究圈子,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界耳熟能详的话语。海德格尔研究也成为继黑格尔之后的中国西学研究中最大的“显学”。
毋庸置疑,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早年于弗赖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追随现象学宗师胡塞尔研习现象学。1927年,海德格尔发表《存在与时间》,并由此迅速成为德国哲学界最耀眼的明星。作为自尼采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最激烈的批评者,海德格尔认为,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史恰恰是一部“存在”被遗忘的历史,因为自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大师均错把“存在者”当成了“存在”;因此,需要重新回到源头——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从而找回被遮蔽的“存在”。“此在”是追问、开启“存在”的原初基础。海德格尔后期通过对语言、技术以及诗歌与思想关系的追问,再度揭示“存在”的命运。
这位追问“存在”的大师和中国思想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早在1930年,海德格尔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中,就曾经引用《庄子》中“濠上观鱼”的故事来诠释其思想。在标志后期思想“转向”的“论真理的本性”一文手稿中,海德格尔又首次引用《老子》28章的“知其白,守其黑”。更值得关注的是,1946年,海德格尔因纳粹问题赋闲在家时,曾有过一段和来自台湾的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的奇妙时光,一位20世纪的西方大师和2000年前的东方思想跨越时空的对话,正揭示出思想的原初含义,它也是中西思想会通中一段难得的佳话。在海德格尔后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中,不难发现中国思想尤其是道家的印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和道家思想的契合为海德格尔开启或引领出一种新的思想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哲学在中国学界的引入和传播,和已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熊伟先生密切相关。熊伟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留学于德国弗赖堡大学,期间曾多次在海德格尔的研习班上听课。熊先生自1940年代回国后,几乎独自一人开始了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此外,自1950年代,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一些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也在研究中多次涉及海德格尔。1987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在北京首次出版,译者是熊伟先生的学生陈嘉映和王庆节。此后,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得到了迅速的加强,一批质量上乘的研究专著和文集也陆续问世。其中,孙周兴先生成为最重要的海德格尔著作的翻译者;张祥龙先生致力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古代思想之间真实的对话,并最终寻找一种不同于现成流行的范式的研究中国思想的新的可能。至此,中国海德格尔研究渐入高潮,并开始对哲学之外的人文学科诸多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道路,而非著作。”这是海德格尔临终前对自己《全集》所说的话。海德格尔与中国的相遇同样是在一个尚未完成的、持续的、不断深入的过程——道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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