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样聪明?(节选)
尼采
1
为什么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我到底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从来没有思考过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我没有对此浪费过精力。例如,我不是从经验中认识宗教的真实困难。我完全没有觉察到我怎么会是“有罪的”。同样,我也缺少一种可靠的标准去衡量:什么是悔恨。根据传闻,我似乎认为悔恨不值得重视……我不想事后对所做的行为后悔。我宁愿从价值问题出发,避开恶果,原则上避开后果。在出现恶果时,人们很难会用正确的眼光去看自己做过的事。我觉得,悔恨是一种“邪恶的眼光”。有些受挫了的事,因为它已经受挫了,所以更应该在这方面维护荣誉——倒不如说这更符合我的道德观。——“上帝”,“不朽的灵魂”,“解脱”,“彼岸”,这些东西纯属概念,我对这些概念没有予以重视,也没有时间去重视它们,甚至我还是小孩时对它们也不重视,——在这方面也许我从来都未曾有过孩子气?——我了解的无神论绝对不是作为结果,更不是作为事件,我对无神论的理解出于本能。我过于好奇,过多疑虑,过分傲慢,因此,粗浅的回答不会让我满意。对我们思想家来说,上帝是一个粗浅的回答,上帝不是美味佳肴——从根本上说,上帝甚至只是对我们发出一道粗暴的禁令:你们不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使我产生更大的兴趣:“拯救人类”与其说有赖于神学的奇迹,不如说取决于营养问题。对于营养问题,我们可以这样信手写来:“为了达到最大的力量,得到具有文艺复兴时期那种风格的道德,摆脱虚伪的道德,你应该怎样养活自己?”——在这方面我的经验是非常糟糕的。我感到很惊讶,我这么迟才听到这个问题,这么迟才从这些经验中学到“理智”。只有我们德国文化十分卑劣的行为(它的“理想主义”)才能向我做出一些说明:为什么我正好在这方面落后到了极点。这种“文化 ”从一开始就要我们忽视现实,去追求令人怀疑的所谓“理想的”目标,例如,追求“古典文化”:它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把“古典的”和“德国的”统一在一个概念里!还有更可笑的,——你去想像一下一个“受古典教育的”莱比锡人吧!——事实上,我直到长大成人一直都吃得很差,——用道德上的话来说,“非个人的 ”、“无私的”、“忘我的”,都是为了厨师和其他基督教徒同道人的幸福。例如,莱比锡的厨艺和我对叔本华的初步研究(1865年)使我郑重其事地否定了我的“生命意志”。如果要使自己营养不良,并损害自己的胃,我看上述提到的那种厨艺就能成功地解决问题。(据说,1866年有所变化。)但是德国的厨艺——难道不要负一点责任!餐前喝汤(早在16世纪威尼斯食谱中就称之为根据德国厨艺做的),把肉熬烂,把蔬菜煮得油腻,糊糊的,变质的面食就像镇纸一般!如果人们想想古代德国人(绝对不仅仅是古代德国人)需要饭后狂饮,那么也就了解德国精神的来源——来自增加负担的肠胃……德国精神就是消化不良,它什么东西都消化不了。——但是,即使是英国的节制饮食,也是与我的本能相对立的,它与德国的,甚至与法国的饮食相比,是“返回自然”一种厨艺方式,也就是返回原始吃法。我觉得,英国的节制饮食也会给精神踩上沉重的脚——英国女人的脚——最好的厨艺在皮埃蒙特。——我不会喝酒,一天只要喝一杯葡萄酒或啤酒,就足以使我的生活陷人“苦海”,与我相反,喝得酩配大醉的人生活在慕尼黑。我比较迟——人到中年——才意识到这点,但是我在童年时就已经体验过了。当我还是小孩时,我认为喝酒和抽烟最初不过是年轻人的虚荣心,后来才变成坏习惯。也许瑙姆堡葡萄酒要对这个酸涩的判断负责了。相信葡萄酒会使人兴奋的,这样我一定是基督教徒了,我要说,我相信的东西对于我而言正好是荒谬的东西。奇特的是,少量冲淡的酒会使情绪变得极坏,如果喝的是烈酒,我就几乎成了水手。我还是小孩时在这方面就有过勇敢的表现。通宵达旦用拉丁文撰写一篇冗长的论文,并誊清一遍,心怀抱负要在行文的严谨和简练方面仿效我的典范萨鲁斯特,我在做拉丁文作业时喝了几口烈性的格罗格酒, ——当我在有名望的舒尔普福塔中学就读时就这样了,这种做法绝对不会与我的生理有矛盾,或许也不会与萨鲁斯特的生理有矛盾——不管怎么说,都是为了有名望的普福塔中学……后来,接近中年时,我自然决心更加严格地反对任何“精神”饮料:我从经验出发是个反素食主义者,完全像理查德·瓦格纳一样,他使我转变看法,我还不能十分严肃地劝告所有比较有灵性的人完全戒酒。喝水就行了……我更喜欢处处都有机会从源泉里汲水的地方(如尼斯、都灵、西尔斯);我像狗一样尾随着去渴求一小杯泉水。真理寓于酒中:看来,在这里,我关于“真理”的概念又与大家不同了:——在我这里,精神悠荡在水上方……从我的道德学中人们还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一顿饱餐要比只吃一点点更容易消化。消化良好的先决条件是要整个胃部都工作。人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胃有多大。出于同样的理由,劝告大家不要吃费时间的饭菜,我称之为吃吃停停的暴食,像吃豪华宴席上的佳肴。不吃两餐间的小食,不喝咖啡:咖啡使人变得忧郁。茶只有在早上喝才有助于健康。喝一点茶,但要浓;只要淡一点点,就没好处,使人整天觉得萎靡不振。在这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不过可变化的范围常常是微乎其微。在气候使人烦躁不安时,开始不宜喝茶:可先在喝茶前一小时冲一杯浓的脱脂可可。——尽量少坐;不要相信在野外、在自由运动中不会诞生思想,——有这种想法肌肉也得不到舒展。一切偏见源于内脏。——我已经说过一次,坐着不动是真正违背神圣精神的罪过。
2
营养问题与地点和气候问题密切相关。没有人可以随意四处生活的;凡是必须完成伟大的使命,而这使命又需要他全力以赴的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气候对新陈代谢的影响(起到阻碍或加速的作用)是很大的,以致在选择地点和气候方面出现的差错,不仅会使人远离自己的使命,而且还会阻止他去完成使命:他永远无法正视这种使命。在他身上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动物元气,能使他达到那种涌进精神世界的自由,此时此刻他就会认识到:这点我一个人就能办到……一点点内部器官惰性养成坏习惯之后,就足以使天才变成平凡,变成“德国式”的庸才;德国气候本身就足以使强壮而健全的内脏变得沮丧。新陈代谢的速度与精神步伐的灵活或迟钝有着密切关系;精神本身只是一种新陈代谢。我们可以举出天才人物曾经出现或正在出现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诙谐、诡诈、阴险属于幸福;天才几乎都得在这里住下来:所有这些地方空气都很干燥。巴黎、普罗旺斯、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这些地名证明了一点:天才都是有赖于干燥的空气和晴朗的天空,——也就是说,天才的产生有赖于快速的新陈代谢,有赖于能够不断地增添巨大的力量。我记得一件事,有一位伟大而思想开放的人,由于缺乏高雅的本能,在受到气候的影响时,就变得狭隘、自卑,成了专家和爱发牢骚的人。如果不是疾病迫使我变得理性,迫使我去思考现实中的理性,我自己最终也许会处在这种状况。现在我经过长期对自身的训练——就像用精密而可靠的仪器进行测定一样——了解到气候和气象起源造成的影响,在一次大概是从都灵到米兰的短途旅行中,我从自己生理的波动测出空气湿度的变化。于是我惊恐地想起一个可怕的事实:我的一生除了最近10年,有生命危险的岁月总是在一些错误的于我简直是禁地的地方度过。瑙姆堡、舒尔普福塔、图林根、莱比锡、巴塞尔——这些地方对我的生理都是不幸之地。假如我对童年和青年时期没有留下美好的记忆,那么在这里提出所谓的“道德上的”原因(大概是指无可争辩地缺乏足够的社交)实在是愚蠢的: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是像过去一样缺乏社交,但是也没有妨碍我成为快乐而勇敢的人。反而,对生理问题的无知——可咒骂的“理想主义”——是我生命中真正的不幸,是我生命中多余的和愚蠢的东西,从这个“理想主义”中产生不出任何优良的东西,对此没有可平衡和可以抵消的东西。从这个“理想主义”产生的后果中,说明了一切失误、一切伟大天性的误人歧途和“谦恭”都背离了我生命的使命。比如,我成了语言学家——为什么不是起码当个医生或者科学工作者呢?在巴塞尔的时候,我全部的精神生活,包括白天的日程安排,完全是毫无意义地去滥用非凡的精力,没有任何东西来弥补消耗掉的力量,也不去考虑消耗和补充的问题。过去我没有丝毫自私之心,没有对独断的本能予以任何的保护,与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我是“无私的”,忘却与他人保持距离——这点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当我差不多走到人生的终点时——由于我几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我才开始反思我一生中这个基本的非理性——“理想主义”。疾病才能使我变得理性。
3
营养的选择、气候和地点的选择——第三条就是他的休养方式的选择,这一条是万不可失误的。在这里,按照精神独特的境界,允许他的精神达到的境界,也就是有益的范围,也是狭窄的,并且是更加狭窄的。对我而言,我把一切阅读都当做消遣。因此,使我摆脱自我的东西,使我漫游于陌生学科和心灵世界里的东西,——都是我不再认真对待的东西。阅读刚好使我从严肃认真的工作中得到休息。在埋头工作时,在我这儿看不到书:我要避免别人在我旁边说话,甚至思考。那样就等于在阅读……你们可曾真正注意到,在孕育精神和整个机体都陷人高度紧张时,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会产生极其强烈的作用和极其沉重的“打击”吗?一个人必须尽可能避开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自我壁垒一类属于精神孕育的第一智慧的本能。我能允许外来的思想悄悄地越过墙头吗?——这就叫做阅读……在劳作和收成的季节过后,便是休闲的时候了:你们来吧,你们这些讨人喜欢的有见解的有智慧的书! ——那会是德国的书吗?……我得追忆半年前的事,那时我随手抓了一本书。那是一本什么书?——那是维克多·勃罗查德......的杰作《希腊怀疑论者》。在这部作品中,我撰写的《第欧根尼·拉尔修》也得以很好的运用。怀疑论者是在两面性以致多面性的哲学家中惟一值得尊敬的人!……平时我几乎总是求助于同一类型的几本书,其实为数不多,刚好都是为我所论证了的。读书多而杂也许不是我的风格:房里堆满书会使我生病,喜欢多而杂的书籍也不是我的风格。对新书采取谨慎,甚至敌视的态度,与其说是“宽容”、“宽洪大量”以及别的“博爱”,不如说是出于我的本能……归根结底,只有少数几个早年的法国人使我念念不忘:我只相信法国教育,我认为在欧洲称之为“教育”的一切东西都是误解,更不用说德国的“教育”了……我在德国发现的少数几个受过较高教育的人,都是来自法国,尤其是柯西玛·瓦格纳夫人,就我所知,她的鉴赏力绝对是第一流的……我不读帕斯卡的作品,但却喜欢帕斯卡,他是基督教最有教益的牺牲品,他是慢慢地被杀戮的,先是在肉体上,然后在心理上,这是惨无人道的极其恐惧的整个逻辑;我在精神上具有某种蒙田式的任性,谁知道呢?也许在我的肉体里也有;我的艺术鉴赏力维护莫里哀、高乃依和拉辛等人的大名,而对莎士比亚这样狂放的天才不无表示愤恨;但我始终排除也把现代法国人看做有魅力的上流人群。我确是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一个世纪,能像今天的巴黎那样拥有一批如此好奇而又如此精明的心理学家。我试着列举——因为他们的人数真不少——例如保尔·布尔热、比埃尔·洛蒂、吉普、美拉克、阿纳托尔·法郎士、朱尔·勒梅特尔诸位先生,或者为了突出这个强大的种族中的一员,可以举出一位我特别喜欢的真正的拉丁人:莫泊桑。我们私下说,我推崇这一代人,甚至胜过他们的大师,因为这些大师全都被德国的哲学毁坏了:例如,泰纳先生被黑格尔毁坏了,他就是受黑格尔的影响才误解了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时代。只要德国够得着的地方,那里的文化就会被捣毁。战争才“拯救”了法国的精神……司汤达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偶然事件之一——因为我在他那个时期做的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切事件都是来于偶然,从来都不是我借鉴别人的——他具有完全不可估量的心理学家的先见之明,他一接触到事实就能预见最伟大的事件的来临(见拿破仑的大手臂就可以知道他能一手撑天);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作为诚实的无神论者,一个在法国不可多得的、几乎未曾遇见过的人——光荣的普罗斯佩·梅里美……也许我本人会嫉妒司汤达?他从我这里夺走了一句最美妙的有关无神论的俏皮话,这句话本该由我来说:“上帝惟一可原谅的地方,就是它并不存在”……我本人在什么地方也说过:到目前为止,什么是对生存的最大非难?上帝……
4
海因利希·海涅给了我抒情诗人的最高概念。我在几个世纪的所有国家中,寻找着同样甜蜜而又热情的音乐,但都是白费力气的。海涅具有那种神一样的恶意,没有这种恶意,我就无法想像什么是完美.——我评估人和种族的价值,就是看他们如何去理解上帝和萨蒂尔不可分离的必然性。——他是怎样运用德语的啊!总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绝对是德国语言的第一流艺术家——我们还大大地超越了纯粹的德国人用德语所能成就的一切东西。—— 我与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肯定有着很深的亲缘关系: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其一切道德上的大罪,——我13岁时已成熟到能读懂这部著作了。对于那些当着曼弗雷德的面敢于提起浮士德这个词的人,我无话可说,只是报以一瞥。德国人对任何伟大的概念都是无能为力的,舒曼就是例子。出于对这个虚情假意的萨克森人的愤怒,我特意给《曼弗雷德》谱写过一首反序曲。汉斯·冯·毕洛夫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与此相似的乐谱:这简直是冒渎欧特佩。——如果我要为莎士比亚寻找最高的公式,我始终只找到这个公式:他塑造了恺撒这个典型。一个人想不出这种典型,——要么他就是这种典型,要么他不是这种典型。这个大诗人的创作只能取材于他的现实——以致他后来不能再忍受自己的作品了……当我看了一眼我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就要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半个小时,因为无法抑制难以忍受的悲勃的痉挛。——我不知道还有比读莎士比亚更令人伤心的作品了:一个人为了要当这样的傻瓜,要受多少的罪啊!—— 你理解哈姆雷特吗?会逼人发狂的,这不是怀疑,而是肯定……但是一个人必须在深处,必须到深谷去,必须是哲学家,才能有这种体会……我们大家都害怕真理……我承认:我本能上肯定并确信,培根是这种令人可怕的文学类型的发起者和自虐者:美国的无主见者和平庸之辈的可悲的饶舌与我有何相干呢?但是,要使幻想成为最大的现实性的力不仅与成为行动、成为行动的怪物,成为罪犯的最强大的力是一致的——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长期以来,我们对培根——从文字的大意来说,他是第一位现实主义者——了解得不够多,因此,想知道他干了些什么,想干什么,亲身经历了什么……见鬼去吧,我的批评家先生们!如果我当时给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取个陌生的名字,比如说取名理查德·瓦格纳,那么凭两千年修炼的洞察力也难以猜出,《人性的,太人性的)的作者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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