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样聪明？（节选）
尼采
1
为什么我知道的比别人多？我到底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从来没有思考过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我没有对此浪费过精力。例如，我不是从经验中认识宗教的真实困难。我完全没有觉察到我怎么会是“有罪的”。同样，我也缺少一种可靠的标准去衡量：什么是悔恨。根据传闻，我似乎认为悔恨不值得重视……我不想事后对所做的行为后悔。我宁愿从价值问题出发，避开恶果，原则上避开后果。在出现恶果时，人们很难会用正确的眼光去看自己做过的事。我觉得，悔恨是一种“邪恶的眼光”。有些受挫了的事，因为它已经受挫了，所以更应该在这方面维护荣誉——倒不如说这更符合我的道德观。——“上帝”，“不朽的灵魂”，“解脱”，“彼岸”，这些东西纯属概念，我对这些概念没有予以重视，也没有时间去重视它们，甚至我还是小孩时对它们也不重视，——在这方面也许我从来都未曾有过孩子气？——我了解的无神论绝对不是作为结果，更不是作为事件，我对无神论的理解出于本能。我过于好奇，过多疑虑，过分傲慢，因此，粗浅的回答不会让我满意。对我们思想家来说，上帝是一个粗浅的回答，上帝不是美味佳肴——从根本上说，上帝甚至只是对我们发出一道粗暴的禁令：你们不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使我产生更大的兴趣：“拯救人类”与其说有赖于神学的奇迹，不如说取决于营养问题。对于营养问题，我们可以这样信手写来：“为了达到最大的力量，得到具有文艺复兴时期那种风格的道德，摆脱虚伪的道德，你应该怎样养活自己？”——在这方面我的经验是非常糟糕的。我感到很惊讶，我这么迟才听到这个问题，这么迟才从这些经验中学到“理智”。只有我们德国文化十分卑劣的行为（它的“理想主义”）才能向我做出一些说明：为什么我正好在这方面落后到了极点。这种“文化 ”从一开始就要我们忽视现实，去追求令人怀疑的所谓“理想的”目标，例如，追求“古典文化”：它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把“古典的”和“德国的”统一在一个概念里！还有更可笑的，——你去想像一下一个“受古典教育的”莱比锡人吧！——事实上，我直到长大成人一直都吃得很差，——用道德上的话来说，“非个人的 ”、“无私的”、“忘我的”，都是为了厨师和其他基督教徒同道人的幸福。例如，莱比锡的厨艺和我对叔本华的初步研究（1865年）使我郑重其事地否定了我的“生命意志”。如果要使自己营养不良，并损害自己的胃，我看上述提到的那种厨艺就能成功地解决问题。（据说，1866年有所变化。）但是德国的厨艺——难道不要负一点责任！餐前喝汤（早在16世纪威尼斯食谱中就称之为根据德国厨艺做的），把肉熬烂，把蔬菜煮得油腻，糊糊的，变质的面食就像镇纸一般！如果人们想想古代德国人（绝对不仅仅是古代德国人）需要饭后狂饮，那么也就了解德国精神的来源——来自增加负担的肠胃……德国精神就是消化不良，它什么东西都消化不了。——但是，即使是英国的节制饮食，也是与我的本能相对立的，它与德国的，甚至与法国的饮食相比，是“返回自然”一种厨艺方式，也就是返回原始吃法。我觉得，英国的节制饮食也会给精神踩上沉重的脚——英国女人的脚——最好的厨艺在皮埃蒙特。——我不会喝酒，一天只要喝一杯葡萄酒或啤酒，就足以使我的生活陷人“苦海”，与我相反，喝得酩配大醉的人生活在慕尼黑。我比较迟——人到中年——才意识到这点，但是我在童年时就已经体验过了。当我还是小孩时，我认为喝酒和抽烟最初不过是年轻人的虚荣心，后来才变成坏习惯。也许瑙姆堡葡萄酒要对这个酸涩的判断负责了。相信葡萄酒会使人兴奋的，这样我一定是基督教徒了，我要说，我相信的东西对于我而言正好是荒谬的东西。奇特的是，少量冲淡的酒会使情绪变得极坏，如果喝的是烈酒，我就几乎成了水手。我还是小孩时在这方面就有过勇敢的表现。通宵达旦用拉丁文撰写一篇冗长的论文，并誊清一遍，心怀抱负要在行文的严谨和简练方面仿效我的典范萨鲁斯特，我在做拉丁文作业时喝了几口烈性的格罗格酒， ——当我在有名望的舒尔普福塔中学就读时就这样了，这种做法绝对不会与我的生理有矛盾，或许也不会与萨鲁斯特的生理有矛盾——不管怎么说，都是为了有名望的普福塔中学……后来，接近中年时，我自然决心更加严格地反对任何“精神”饮料：我从经验出发是个反素食主义者，完全像理查德·瓦格纳一样，他使我转变看法，我还不能十分严肃地劝告所有比较有灵性的人完全戒酒。喝水就行了……我更喜欢处处都有机会从源泉里汲水的地方（如尼斯、都灵、西尔斯）；我像狗一样尾随着去渴求一小杯泉水。真理寓于酒中：看来，在这里，我关于“真理”的概念又与大家不同了：——在我这里，精神悠荡在水上方……从我的道德学中人们还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一顿饱餐要比只吃一点点更容易消化。消化良好的先决条件是要整个胃部都工作。人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胃有多大。出于同样的理由，劝告大家不要吃费时间的饭菜，我称之为吃吃停停的暴食，像吃豪华宴席上的佳肴。不吃两餐间的小食，不喝咖啡：咖啡使人变得忧郁。茶只有在早上喝才有助于健康。喝一点茶，但要浓；只要淡一点点，就没好处，使人整天觉得萎靡不振。在这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不过可变化的范围常常是微乎其微。在气候使人烦躁不安时，开始不宜喝茶：可先在喝茶前一小时冲一杯浓的脱脂可可。——尽量少坐；不要相信在野外、在自由运动中不会诞生思想，——有这种想法肌肉也得不到舒展。一切偏见源于内脏。——我已经说过一次，坐着不动是真正违背神圣精神的罪过。
2
营养问题与地点和气候问题密切相关。没有人可以随意四处生活的；凡是必须完成伟大的使命，而这使命又需要他全力以赴的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气候对新陈代谢的影响（起到阻碍或加速的作用）是很大的，以致在选择地点和气候方面出现的差错，不仅会使人远离自己的使命，而且还会阻止他去完成使命：他永远无法正视这种使命。在他身上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动物元气，能使他达到那种涌进精神世界的自由，此时此刻他就会认识到：这点我一个人就能办到……一点点内部器官惰性养成坏习惯之后，就足以使天才变成平凡，变成“德国式”的庸才；德国气候本身就足以使强壮而健全的内脏变得沮丧。新陈代谢的速度与精神步伐的灵活或迟钝有着密切关系；精神本身只是一种新陈代谢。我们可以举出天才人物曾经出现或正在出现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诙谐、诡诈、阴险属于幸福；天才几乎都得在这里住下来：所有这些地方空气都很干燥。巴黎、普罗旺斯、佛罗伦萨、耶路撒冷、雅典——这些地名证明了一点：天才都是有赖于干燥的空气和晴朗的天空，——也就是说，天才的产生有赖于快速的新陈代谢，有赖于能够不断地增添巨大的力量。我记得一件事，有一位伟大而思想开放的人，由于缺乏高雅的本能，在受到气候的影响时，就变得狭隘、自卑，成了专家和爱发牢骚的人。如果不是疾病迫使我变得理性，迫使我去思考现实中的理性，我自己最终也许会处在这种状况。现在我经过长期对自身的训练——就像用精密而可靠的仪器进行测定一样——了解到气候和气象起源造成的影响，在一次大概是从都灵到米兰的短途旅行中，我从自己生理的波动测出空气湿度的变化。于是我惊恐地想起一个可怕的事实：我的一生除了最近10年，有生命危险的岁月总是在一些错误的于我简直是禁地的地方度过。瑙姆堡、舒尔普福塔、图林根、莱比锡、巴塞尔——这些地方对我的生理都是不幸之地。假如我对童年和青年时期没有留下美好的记忆，那么在这里提出所谓的“道德上的”原因（大概是指无可争辩地缺乏足够的社交）实在是愚蠢的：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是像过去一样缺乏社交，但是也没有妨碍我成为快乐而勇敢的人。反而，对生理问题的无知——可咒骂的“理想主义”——是我生命中真正的不幸，是我生命中多余的和愚蠢的东西，从这个“理想主义”中产生不出任何优良的东西，对此没有可平衡和可以抵消的东西。从这个“理想主义”产生的后果中，说明了一切失误、一切伟大天性的误人歧途和“谦恭”都背离了我生命的使命。比如，我成了语言学家——为什么不是起码当个医生或者科学工作者呢？在巴塞尔的时候，我全部的精神生活，包括白天的日程安排，完全是毫无意义地去滥用非凡的精力，没有任何东西来弥补消耗掉的力量，也不去考虑消耗和补充的问题。过去我没有丝毫自私之心，没有对独断的本能予以任何的保护，与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我是“无私的”，忘却与他人保持距离——这点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当我差不多走到人生的终点时——由于我几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我才开始反思我一生中这个基本的非理性——“理想主义”。疾病才能使我变得理性。
3
营养的选择、气候和地点的选择——第三条就是他的休养方式的选择，这一条是万不可失误的。在这里，按照精神独特的境界，允许他的精神达到的境界，也就是有益的范围，也是狭窄的，并且是更加狭窄的。对我而言，我把一切阅读都当做消遣。因此，使我摆脱自我的东西，使我漫游于陌生学科和心灵世界里的东西，——都是我不再认真对待的东西。阅读刚好使我从严肃认真的工作中得到休息。在埋头工作时，在我这儿看不到书：我要避免别人在我旁边说话，甚至思考。那样就等于在阅读……你们可曾真正注意到，在孕育精神和整个机体都陷人高度紧张时，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会产生极其强烈的作用和极其沉重的“打击”吗？一个人必须尽可能避开偶然事件和外来刺激；自我壁垒一类属于精神孕育的第一智慧的本能。我能允许外来的思想悄悄地越过墙头吗？——这就叫做阅读……在劳作和收成的季节过后，便是休闲的时候了：你们来吧，你们这些讨人喜欢的有见解的有智慧的书！ ——那会是德国的书吗？……我得追忆半年前的事，那时我随手抓了一本书。那是一本什么书？——那是维克多·勃罗查德......的杰作《希腊怀疑论者》。在这部作品中，我撰写的《第欧根尼·拉尔修》也得以很好的运用。怀疑论者是在两面性以致多面性的哲学家中惟一值得尊敬的人！……平时我几乎总是求助于同一类型的几本书，其实为数不多，刚好都是为我所论证了的。读书多而杂也许不是我的风格：房里堆满书会使我生病，喜欢多而杂的书籍也不是我的风格。对新书采取谨慎，甚至敌视的态度，与其说是“宽容”、“宽洪大量”以及别的“博爱”，不如说是出于我的本能……归根结底，只有少数几个早年的法国人使我念念不忘：我只相信法国教育，我认为在欧洲称之为“教育”的一切东西都是误解，更不用说德国的“教育”了……我在德国发现的少数几个受过较高教育的人，都是来自法国，尤其是柯西玛·瓦格纳夫人，就我所知，她的鉴赏力绝对是第一流的……我不读帕斯卡的作品，但却喜欢帕斯卡，他是基督教最有教益的牺牲品，他是慢慢地被杀戮的，先是在肉体上，然后在心理上，这是惨无人道的极其恐惧的整个逻辑；我在精神上具有某种蒙田式的任性，谁知道呢？也许在我的肉体里也有；我的艺术鉴赏力维护莫里哀、高乃依和拉辛等人的大名，而对莎士比亚这样狂放的天才不无表示愤恨；但我始终排除也把现代法国人看做有魅力的上流人群。我确是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一个世纪，能像今天的巴黎那样拥有一批如此好奇而又如此精明的心理学家。我试着列举——因为他们的人数真不少——例如保尔·布尔热、比埃尔·洛蒂、吉普、美拉克、阿纳托尔·法郎士、朱尔·勒梅特尔诸位先生，或者为了突出这个强大的种族中的一员，可以举出一位我特别喜欢的真正的拉丁人：莫泊桑。我们私下说，我推崇这一代人，甚至胜过他们的大师，因为这些大师全都被德国的哲学毁坏了：例如，泰纳先生被黑格尔毁坏了，他就是受黑格尔的影响才误解了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时代。只要德国够得着的地方，那里的文化就会被捣毁。战争才“拯救”了法国的精神……司汤达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偶然事件之一——因为我在他那个时期做的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切事件都是来于偶然，从来都不是我借鉴别人的——他具有完全不可估量的心理学家的先见之明，他一接触到事实就能预见最伟大的事件的来临（见拿破仑的大手臂就可以知道他能一手撑天）；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作为诚实的无神论者，一个在法国不可多得的、几乎未曾遇见过的人——光荣的普罗斯佩·梅里美……也许我本人会嫉妒司汤达？他从我这里夺走了一句最美妙的有关无神论的俏皮话，这句话本该由我来说：“上帝惟一可原谅的地方，就是它并不存在”……我本人在什么地方也说过：到目前为止，什么是对生存的最大非难？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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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利希·海涅给了我抒情诗人的最高概念。我在几个世纪的所有国家中，寻找着同样甜蜜而又热情的音乐，但都是白费力气的。海涅具有那种神一样的恶意，没有这种恶意，我就无法想像什么是完美.——我评估人和种族的价值，就是看他们如何去理解上帝和萨蒂尔不可分离的必然性。——他是怎样运用德语的啊！总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绝对是德国语言的第一流艺术家——我们还大大地超越了纯粹的德国人用德语所能成就的一切东西。—— 我与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肯定有着很深的亲缘关系：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其一切道德上的大罪，——我13岁时已成熟到能读懂这部著作了。对于那些当着曼弗雷德的面敢于提起浮士德这个词的人，我无话可说，只是报以一瞥。德国人对任何伟大的概念都是无能为力的，舒曼就是例子。出于对这个虚情假意的萨克森人的愤怒，我特意给《曼弗雷德》谱写过一首反序曲。汉斯·冯·毕洛夫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与此相似的乐谱：这简直是冒渎欧特佩。——如果我要为莎士比亚寻找最高的公式，我始终只找到这个公式：他塑造了恺撒这个典型。一个人想不出这种典型，——要么他就是这种典型，要么他不是这种典型。这个大诗人的创作只能取材于他的现实——以致他后来不能再忍受自己的作品了……当我看了一眼我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就要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半个小时，因为无法抑制难以忍受的悲勃的痉挛。——我不知道还有比读莎士比亚更令人伤心的作品了：一个人为了要当这样的傻瓜，要受多少的罪啊！—— 你理解哈姆雷特吗？会逼人发狂的，这不是怀疑，而是肯定……但是一个人必须在深处，必须到深谷去，必须是哲学家，才能有这种体会……我们大家都害怕真理……我承认：我本能上肯定并确信，培根是这种令人可怕的文学类型的发起者和自虐者：美国的无主见者和平庸之辈的可悲的饶舌与我有何相干呢？但是，要使幻想成为最大的现实性的力不仅与成为行动、成为行动的怪物，成为罪犯的最强大的力是一致的——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长期以来，我们对培根——从文字的大意来说，他是第一位现实主义者——了解得不够多，因此，想知道他干了些什么，想干什么，亲身经历了什么……见鬼去吧，我的批评家先生们！如果我当时给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取个陌生的名字，比如说取名理查德·瓦格纳，那么凭两千年修炼的洞察力也难以猜出，《人性的，太人性的）的作者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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