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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点亮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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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世纪90年代的当事人，如今回望这个时代，更多问题事关个人记忆，往往赋予了生活和私人交往的寻常场合以重大意义，这可能也是90年代人和80年代人的重大差别。”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李敬泽的印象中，这是第一次以如此规模讨论文学上的90年代，“当初在各种聊天场合里探索的东西，现在有的已经被搁置、被遗忘。文学文化的发展有时确实需要反复回望，从被搁置、被遗忘中重新被照亮、发掘其当下意义。探讨这个意义，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长期、潜在、严肃的影响。”
与上世纪80年代带有很强虚构特征的文学相比，90年代的文学写作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李洱看来具有明显的非虚构倾向：“90年代，文学更加与中国现实经验相结合、接地气，真正经过许多批评家、作家的努力形成了具有实事求是特征的文学，部分放弃了形式实验和宏大叙事，将空间收缩成面对文学本身的写作。”
“上世纪80年代在文学上是一个试错的年代，而文学的试错在那个年代又具有特殊意义，90年代后，通过个人生活来讲述时代变得极端困难。”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回忆道。
许多文学、文化事件，看似转瞬即逝，却终将成为历史经验；一些人们本以为将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变，却远不如想像中那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在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看来，把握并重视历史感仍是许多批评家的“未完成课业”。“许多文学批评只注重眼前的文学现象，谈论的都是讨论对象本身，不太愿意建立广泛的历史联系，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他表示，“我们喜欢割裂，作家也急于割裂，然后自成一代、自成一个局面，这是需要反思的。”“上世纪90年代所提供的个人经验相对来说是最深入、最具体的。90年代后，由于发生了经验上的变化，时间开始转向现在——90年代更多表现的是一种瞬间经验，而这种瞬间性很难被历史化，原有的从过去到将来的时空框架被打破后，如何重新确认文学主体？这变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在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看来，史铁生等作家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文学拥有与一般哲学、社会学不一样的地方，它可以为时间塑形，创造一种文学的时间——史铁生就在他的写作中创造了这样所谓魔术、戏剧的时间，又把他所知觉的这一代人的经验带进去了。这种诚恳的文学声音，当时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彷徨中的个人而言，也许更具有信任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则指出，90年代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作为启蒙主体的文化身份消失的困惑，从而面临着另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困境，“群众已经从广场上回了家，变成了单独的个人。个人出现以后，文学的深刻变化也就随之出现了。”
对于在场的许多青年批评家而言，上世纪90年代是他们接受文学教育的最主要年代。“我们所接受的文学理念、教育经验都是90年代的产物，许多今天的学院研究是在90年代的标准下建立的。”巴金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表示，“但现在我们也要思考，如今关于90年代的许多记忆是否可靠？真正能构成90年代‘个人’的，如今看来也许并不是最先锋的作家，而是一些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作家如黄裳、汪曾祺、张中行等，他们的整个文体与当时的主流文体都不一样。”
“对于同一个时代，我们所抓取的信息也许是不一样的，但最饱满的细节记忆都集中在那个年代。”许多在求学时期读过的作品至今仍令复旦大学副教授金理记忆犹新，“90年代文学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在公共参与和私人生活这两个端点之间的不断徘徊，许多作品主题丰富，具有一种反讽语调，通常有一个不太可靠的叙述者登场。这样的主题其实是我们进入90年代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从长远看来，所谓当时的文学遗产又应该如何继承？“每个文学阶段不可能全部‘终成正果’，重回文学本身这一议题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本方式和美学追求，从80年代到90年代，直到今天的网络时代都在持续追寻中。”河北省作协创研部副主任金赫楠的表述也代表了许多青年批评家更为包容的心态：“这一路走过来，文学的演变有力证明了时代的进步和成熟，而从90年代开始发生的文学的分化和分流，包括知识分子精神价值和社会功能的讨论思考以及人文精神的讨论等，恰恰开启了这样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90年代从来没有结束。”陆建德、南帆、陈福民、程光炜、孙甘露、吴亮、金宇澄、程永新、程德培、陈建华、张生、张闳、张念、张屏瑾、朱小如、路内等批评家、作家以及多位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青年评论家与会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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