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论科学与艺术｜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

卢梭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就是创造科学的神是一个与人类的安谧为敌的神。科学是在埃及诞生的，而埃及人自己对于科学又怀有怎样的见解呢？他们是亲切地看到了产生科学的根源的。事实上，无论我们怎样翻遍世界的纪年史，也无论我们怎样再以哲学的探索来补充无法确定的编年史，都不会发现人类知识的起源能有一种是符合我们所愿望的那种观念的。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所有一切，甚至于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

因此，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诞生的；如果它们的诞生是出于我们的德行，那末我们对于它们的用处就可以怀疑得少一点了。

它们起源上的这种缺点，我们是很容易从它们的目的里探索出来的。艺术如果缺少了把它培养起来的奢侈，那么我们又要艺术做什么呢？若是人间没有不公道，法理学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既没有暴君，又没有战争，又没有阴谋家，历史学还成个什么东西呢？总之，如果人人只是在讲究自己做人的责任与自然的需要，人人只能有时间为祖国、为不幸者、为朋友而效力，那末谁还会把自己的一生用之于毫无结果的思索呢？难道我们生来就是要死在潜藏着真理的那座源泉的边缘之外吗？仅仅是这种想法，便应该使每一个严肃地想以哲学研究来教育自己的人从一开头就却步的。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有多少危险、多少歧途啊！要达到真理，又必须经历多少错误啊！这些错误的危险要比真理的用处大上千百倍。这种不利的局面是很显然的。因为错误可能有无穷的结合方式；而真理却只能有一种存在的方式。并且谁才是真诚地寻求真理的人呢？即使有着最良好的愿望，又凭什么标志才能肯定我们是认识到了真理呢？在那么大量的不同见解中，哪一种才是我们能正确地据以判断真理的标准呢E54？而且更困难的是，假如我们居然有幸终于发现了真理，我们之中又有谁能好好地应用它呢？

如果我们的科学就其所提出的目的来说是虚幻的，那末就其所产生的效果而言，它们就要更危险得多。科学既产生于闲逸，发过来又滋长闲逸；因为它们对社会所必然造成的第一种损害，就是无可弥补的时间损失。在政治方面正像在道德方面一样，任何好事都不做就是一桩大罪过，因而一个无用的公民也就可以认为是一个有害的人。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们啊！请你们回答我：从你们那里我们知道了物体在空间中是按照怎样的比例互相吸引的，在相等的时间内行星运行所经历的空间关系又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曲线具有交点、折点和玫瑰花瓣，人怎样把万物看成上帝；灵魂和肉体怎能互不交通而又像两只时钟一样地彼此符合，哪个星球上可能有人居住，哪种昆虫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繁殖，——我们是从你们那里得到了这一切崇高的知识的，然而请你们回答我：假如你们从未教给我们任何这类事物的话，我们是否因此就会人口减少，治理不善，不那么巩固、不那么繁荣或者是更加邪恶了呢？因此就请你们再想一想你们的作品的重要性吧：如果我们最高明的学者和我们最好的公民的劳动对于我们竟是如此无用，那末就请告诉我，我们对于那一大堆白白消耗国家粮食的不入流的作家们和游手好闲的文人们，又该作何想法呢？

我说的是什么，是游手好闲吗？但愿上帝能让他们真正游手好闲吧！真能那样，风尚倒会健康得多，社会倒会太平得多。可是这些空虚无用得空谈家们却从四面八方出来了，他们以他们那些致命的诡辩武装起来自己以后，就在摇撼着信仰的基础并在毁灭德行了。他们鄙夷地嘲笑着祖国、宗教这些古老的字眼，并且把他们的才智和哲学都用之于毁灭和玷污人间一切神圣的事物。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从心底里仇恨德行或者我们的信条，而是因为他们仇视公认的见解，所以要想使他们回到神坛底下来，只要把他们流放到无神论那里去就行了。专求标奇立异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浪费时间是一桩大罪过。然而由文艺而产生的罪过却还要更坏得多。由于人们的闲暇与虚荣而产生的奢侈，就是其中的一种。奢侈很少是不伴随着科学与艺术的，而科学与艺术则永远不会不伴随着奢侈。我知道我们那些富于独特准则的哲学家们，会不顾各世纪的经验，硬说是奢侈造成了国家的昌盛，然而纵令把禁止奢侈的法律的必要性置诸脑后，难道他们能否认善良的风尚对于帝国的存续乃是最根本的事，而奢侈则是与善良的风尚背道而驰的吗？纵使奢侈是财富的某种标志，纵使它能，如果你愿意的话，有助于增殖财富；但从这种只有在我们今天才配产生的诡辩里面又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当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的时候，德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古代的政治家从不休止地讲求风尚与德行，而我们的政治家则只讲求生意和金钱。这一个政治家会对你说，一个人在某个国家的身价恰等于其在阿尔及尔卖身的价钱；另一个政治家照样计算过后就会发现，在某个国家里一个人是一钱不值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度里其身价竟至比一钱不值还要贱。他们估价人就好像估价一群牲口一样。根据他们的说法，一个人对于国家的价值就仅仅等于他在那里所消费的数量，因此，一个西巴里人就很可以抵得过三十个拉西第蒙人了。然而人们不妨想一想，斯巴达和西巴里这两个共和国，哪一个是被一小撮农民所征服的？哪一个又是使得全亚洲都为之震动的？

居鲁士的王国是被一个比最渺不足道的波斯镇守使还穷得多的君主用三万人所征服的；而塞种人，一切民族中最贫困的民族，却抵抗了世上最强有力的君主。当两个有名的共和国在争夺全世界，其中一个非常富庶，另一个却一无所有；那末就必将是后者摧毁前者。罗马帝国在吞噬了全世界的财富之后，就轮到它自己成为甚至连什么是财富都还不知道的那些人的战利品了。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人，撒克逊人征服了英国；但他们除了勇武和贫穷而外，并没有任何别的财宝。一群贫穷的山居汉，他们的全部奢望不外是几张羊皮，然而他们却在制服奥国的横行之后，居然又摧毁了那慄个使得全欧洲的王侯都战的、既豪富而又强大的勃艮第王朝。最后，查理五世的后裔的全部势力和全部智慧，虽然有印度群岛的全部财富为其后盾，却竟被一小撮捕青鱼的渔夫所粉碎了。让我们的政治家们也暂时搁下他们的算盘来想想这些例子吧；让他们也见识一下，人们虽可以用金钱获得一切，但却决不能获得风尚与公民。

然则这个奢侈问题，严格说来，所涉及的又是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要了解究竟是哪一个对于帝国更为重要：是显赫而短促呢？还是有德而持久呢？我说是显赫，但那有什么光彩呢？喜欢炫耀与爱好正直，这两者是很难结合在同一个灵魂之内的。不，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被大量无益的心机所败坏了的精神是永远也不会上升到任何伟大的事业的；而且纵令他们有此力量，他们也会缺乏勇气的。

一切艺术家都愿意受人赞赏。他的同时代人的赞誉乃是他的酬报中最可珍贵的一部分。如果他不幸生在那样一个民族，生在那样一个时代，那儿一味趋时的学者们是被轻浮的少年们在左右着自己的文风；那儿人们向剥夺他们自由的暴君牺牲了自己的情趣；那儿的男女一方只敢赞赏与另一方的畏缩相称的东西E68；那儿的诗剧杰作遭人鄙弃而且最宏富的乐调被人指摘；——那时候，为了要博得别人的赞赏，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各位先生，他会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就会把自己的天才降低到当时的水平上去的，并且宁愿写一些生前为人称道的平庸作品，而不愿写出唯有在死后很长时期才会为人赞美的优秀作品了。大名鼎鼎的阿鲁艾啊！请你告诉我们，为了我们的矫揉造作的纎巧，你曾牺牲了多少雄浑豪壮的美啊！为了那些猥琐事物中所充斥着的轻佻格调，你又曾付出了怎样的伟大为其代价啊！

这样，奢侈必然的后果——风尚的解体——反过来又引起了趣味的腐化。如果才智卓越的人们中间偶尔有一个人，有着坚定的灵魂而不肯阿世媚俗，不肯以幼稚的作品来玷污自己，那他可就要不幸了！他准会死于贫困潦倒和默默无闻的。但愿我这里所做的只是一种妄自揣测，而我所谈的也并不是经验的事实！卡尔和比尔啊！你们的彩笔本来是画崇高而神圣的画像用以恢宏我们神殿的庄严的，现在从你们手里放下这支彩笔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否则的话它也会被滥用来给那些“面对面”的马车去画淫荡的图画的。还有你，普拉西泰理斯和斐狄阿斯的匹敌啊，你的凿子古人们是用来雕塑他们的神像的，仅凭那些雕像就足以使我们原谅他们的偶像崇拜了；无与伦比的比加尔啊，你的手终于只好去捏瓷人肚子，不然就只好闲置不用了。

我们对风尚加以思考时，就不能不高兴地追怀太古时代纯朴的景象。那是一幅全然出于自然之手的美丽景色，我们不断地向它回顾，并且离开了它我们就不能不感到遗憾。那时候，人们清白而有德，并愿意有神祗能够明鉴他们的行为，和他们一起都住在同一个茅屋里；然而不久他们变得为非作恶之后，他们就讨厌这些碍手碍脚的明鉴者了，于是就把神祗放到华丽的神殿里。最后他们又把神祗从神殿赶走，自己住了进去，或者，至少神殿和公民的厅堂已不再有什么区别了。这时候也就是堕落的极点了；当我们看见把神祗安放在——可以这么说——世家大族的门楣上、大理石的柱子上或者是铭刻在哥林多式的柱头上的时候，罪恶也就登峰造极了。

当生活日益舒适、工艺日臻完美、奢侈之风开始流行的时候，真正的勇敢就会削弱，尚武的德行就会消失，而这些也还是科学和种种艺术在室内暗中起作用的结果。当哥特人掠夺希腊的时候，希腊所有的图书馆之得以幸免焚毁，只是由于有一个哥特人散播了这样一种见解：要给敌人留下适当的东西，好使他们荒废军事的操练而沉溺于怠惰安静的职业。查理八世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成了托斯堪尼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主人的，他的朝臣们都把这次意外的顺利归功于意大利的王侯贵族们过分地沉溺于机巧和博学，以致于无法振作并奋勇作战。因此，那位有头脑的人论及这两种倾向时就说，事实上一切先例都教导了我们，不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一切其他类似的方面，科学研究都更会软化和削弱勇气，而不是加强和鼓舞勇气。罗马人承认，他们武德的消逝是随着他们赏识图画、雕刻和金银器皿以及培植美术而开始的；而且仿佛这个有名的国土注定要不断地成为其他民族的前车之鉴似的，梅狄奇家族的兴起以及文艺的复兴便再度——也许是永远地——摧残了意大利几个世纪来似乎已经恢复的那种善战的声誉。古代希腊各共和国的制度中大部分都闪耀着一种智慧，它们禁止它们的公民从事一切文弱的职业，因为那既损伤人们的身体又败坏他们灵魂的生气。的确，连一点点物质缺乏也经受不起、连最微小的痛苦也可以把他们拖垮的那些人，我们设想他们会以怎样的眼光来对待饥渴、疲倦、危险和死亡呢？素无训练的兵士又能有什么勇气来支持极度的操劳呢？在什么连骑马赶路也没有气力的指挥官之下，他们又有什么热情进行急行军呢？一切受过科学训练的近代战士的名闻遐迩的勇气，也反驳不了我的说法。人们尽管可以夸耀他们在某一天战斗的勇敢，然而却无法告诉我说他们是怎样支持过度的操练，是怎样抵抗季节的严酷与气候的变幻的。只要有一点烈日或霜雪，只要有某些身边琐物的匮乏，不消几天就足以瓦解并摧毁我们最精锐的部队了。勇猛的战士啊！请你们正视一下你们从来很少听到过的真理吧！我知道你们是勇敢的，你们会随着汉尼拔一起在坎尼之战、在特拉西门尼斯之战大获全胜的；恺撒会同你们一起渡过鲁比康河而征服全国的；然而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时，恺撒征服我们的前人时，就决不会是同你们在一起了。

战斗往往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利，而且将军们也需要有一种比赢得战役更加高明的艺术。在火线上奋勇当先的人，不见得就不是一个很坏的指挥官；即使是士兵，忍耐力和战斗意志多一点也许要比勇猛大胆还更必要，因为勇猛大胆并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死亡。军队被寒暑所消灭抑或被敌人的武器所消灭，这对国家来说又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说科学的教养对于战斗品质是有害的，那末它对于道德品质就更加有害了。从我们最初的岁月起，就有一种毫无意义的教育在虚饰着我们的精神，腐蚀着我们的判断。我看到在各个方面人们都不惜巨大的代价设立无数的机构来教导青年以种种事物，但只有他们的责任心却被遗漏了。你们的孩子们不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然而他们却会说那些在任何地方都用不着的语言；他们会作几乎连他们自己也看不懂的诗；他们虽不会辨别谬误和真理，却有本领用似是而非的诡辩使得别人无从识别；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高尚、正直、节制、人道、勇敢这些名词究竟是什么；祖国这个可爱的名字永远也不会打进他们的耳朵里去；如果他们也听人讲说上帝，那也并不是由于敬畏上帝，而只是对于上帝怀有恐惧罢了。有一位贤人说过，我宁愿我的学生打网球来消磨时间，至少它还可以使身体得到锻炼。我知道必须让孩子们有所专心，怠惰乃是孩子们最可怕的危险。可是他们应该学习些什么呢？这就确乎是个大问题了。让他们学习作一个人所应该做的事，别去学那些他们应该忘却的事吧。

我们的公园装饰着雕像，我们的画廊装饰着图画。你以为这些陈列出来博得大家赞赏的艺术杰作表现的是什么呢？是捍卫祖国的伟大人物呢，还是以自己的德行丰富了自己祖国的更伟大的人物呢？都不是。那是各式各样颠倒歪曲了的心灵与理智的形象，是煞费苦心地从古代神话里挑选出来专供我们孩子们的好奇消遣之用的；而且毫无疑问地是为了在他们甚至还不认字以前，他们眼前就可以有各种恶劣行为的模范了。

如果不是由于才智的不同和德行的败坏在人间引起了致命的不平等的话，那末这一切的谬误又是从何而产生的呢？这就是我们种种学术研究的最显著的后果，也是一切结果中最危险的后果了。我们不再问一个人是不是正直，而只问他有没有才华；我们不再问一本书是不是有用，而只问它是不是写得好。我们对于聪明才智就滥加犒赏，而对于德行则丝毫不加尊敬。漂亮的文章就有千百种奖赏，美好的行为则一种奖赏都没有。然而请告诉我，在这个学院里获奖的最好的论文所得的光荣，是不是能和设立这种奖金的美意相比拟呢？

哲人贤士是决不追求财富的，然而他对于光荣却不能无动于衷了；当他看到光荣的分配是如此之不公平，他的德行——那是稍有一点鼓励就能激发起来，并可以使之有利于社会的——就会消沉而且会湮没于潦倒无闻之中的。这就是何以结果终于到处都要偏爱赏心悦目的才华而不爱真实有用的才华的原故了；并且这种经验自从科学与艺术复兴以来，只是格外地在加强。我们有的是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可是我们再也没有公民，或者说，如果还有的话，也是分散在穷乡僻壤，被人漠视和轻蔑而终于消逝的。那些给我们以面包的人、给我们孩子以牛奶的人所遭遇的情况便是如此，他们从我们这儿所获得的情感便是如此。

然而我也承认，这种害处并不像它所可能形成的那么大。永恒的天道既然在各种不同的毒草旁边都安置了解毒药，在许多害人的动物体内安置了受他们伤害时的救治剂，因而也教会了君主们——他们是天道的行政官——来模仿他的智慧。那位其光荣将在后世日益获得新的光辉的大君王，就是依照这种榜样而在成为各种各样社会失调的根源的科学和艺术之中建立起那些有名的学会的；这些学会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危险的储藏所，然而由于它们在自己中间注意维持道德风尚的全部纯洁性并以此要求它们所接受的会员，所以同时也是道德风尚的神圣的储藏所。

这种被他的伟大的继承者们所肯定、并为全欧洲的国王所仿效的贤明制度，至少可以成为文人学士们的一种约束；他们既然都渴望获得进入学院的荣誉，所以就必须洁身自好，并且努力以有益的著作和无疵的道德使自己与之相称。

那些团体有了可以奖给优秀文艺著作的奖金，就可以选择一些足以激发公民内心热爱德行的题材，从而证明这种爱好在他们中间占有统治的地位，而且可以带给人民一种极罕见而极美妙的欣慰；因为人民可以目睹这些学会全心全意地不仅把愉悦的知识而且还把有益的教育贡献给了人类。

人们对我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只不过是重新证明我的论点罢了。太多的关心只是证明太有关心的必要，我们对于根本不存在的坏事是决不会寻找补救办法的。然而何以对这方面的缺点就总是采用枝节性的补救办法呢？这么多的为学者的便利而设立的机构，只会有损于科学的目的，并且还会把他们的精神导向培养这些东西的。从人们所采取的种种防范措施看来，仿佛是已经有了太多的劳动者，而只是缺乏哲学家的样子。这里我不想斗胆来比较农业与哲学，人们也不会同意我这样做的。我只是要问：什么是哲学？最有名的哲学家的著作内容是什么？这些智慧之友的教诫又是什么？我们听到他们说的话，难道不会把他们当做一群江湖骗子，每个人都站在广场的一角上喊道：到我这边来吧，唯有我才是不骗人的。一个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物体，一切都只是表象；另一个又说除了物质之外，就没有别的实体，除了世界之外，再没有什么神。这一个宣称根本就没有德行，也没有罪恶，道德的善恶全是虚诞的；那一个又说，人就是豺狼，而且确乎是有意在人吃人的。啊！伟大的哲学家们，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些有益的教训仅只保留给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子孙呢？这样做，你们就会立刻身受其惠的，而我们也就不用耽心我们自己会成为你们那些派别的一分子了。

这便是那些了不起的人物了！——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同时代的人曾对他们滥加称赞，而在死后他们又被人崇为不朽！这便是我们从他们那儿所得来的智慧的箴言，而我们又把它一代一代地传给我们的子孙！异教主义是完全委身听任人类理智的摆布的，然而它曾给后世留下来任何东西，足以和福音书统治时期的印刷术所留给人类的可耻纪念物相比拟的吗？留基波和狄亚哥罗的不敬神明的著作是随着他们的身体一起消灭了，那时人们还不曾发明任何方法使人类精神的恣雎可以永垂不朽呢。然而由于有了活字版印刷术及其广泛的应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危险的梦想就可以垂之永久了。让这些我们祖先的无知与粗野所决不能写出来的名著，随着这些发散着我们世纪的风尚的腐朽气味的种种最危险的作品，一起传给我们的后代吧。让它们一起给未来的世纪传下一部有关我家们科学与艺术的进步与作用的信史吧！如果他们读到了这些，他们对于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就不会有任何困惑了；而且除非他们比我们更加冥顽不灵，否则他们必定会举手向天满腔悲恸地喊道：“全能的上帝啊！你的手里掌握着人类的心灵，请把我们从我们祖先的那些知识与致命的艺术里面解救出来吧，请赐还给我们那种无知、无辜与贫穷吧，唯有这些东西才会使我们幸福，并且在你的面前也才是可贵的。”

然而如果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并没有给我们真正的福祉增加任何的东西，如果它败坏我们的风尚，如果这种风尚的败坏玷污了我们趣味的纯洁性，那末我们对于那些初级读物的作家们又将作何想法呢？他们扫除了通向文艺女神神殿的种种困难，而这正是自然布置下来作为对于那些有意求知的人的能力的一种考验。那些编纂者们轻率地打开了科学的大门，把不配接近科学的芸芸众生带进了科学的圣堂，我们对于这些人又将作何想法呢？本来应该期望的是，把所有在文艺事业上不能深造的人都摒除在大门之外，使他们得以投身于有益社会的工艺。终其一生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诗客或者一个低劣的几何学家的人，也许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织造匠。自然注定了要使之成为自然的学徒的人，是不需要老师的。佛鲁冷、笛卡尔、牛顿这些人类的导师们，他们自己是从未有过导师的；又有什么指导能够把他们引到他们巨大的天才所能达到地步呢？平庸的教师只能限制他们的智力，把它们束缚在教师自己的狭隘能力的范围之内的。正是由于最初的障碍，他们才学会了努力，并且要力图超出他们已经走过的那些广大的领域。如果一定要有某些人来从事科学和艺术的研究，那就只能是这些自问能独自追踪前人的足迹、并能超越前人的人了；为人类精神的光荣树立起纪念碑，就只能是这样的一些少数人。然而，如果我们不想有任何东西超出他们的天才之外，就必须不能有任何东西超乎他们的希望之外，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唯一鼓舞了。灵魂总是不知不觉地与它所追求的目的成比例的；而造就出伟大的人物的，则是伟大的时势。最雄辩的大师总该数罗马的执政官，而也许最伟大的哲学家就要数英国的财政大臣了。如果前者只不过担任大学的一席讲座，后者只不过获得学院的一笔微薄年金的话，那末，我就要问，我们能相信他们的工作会不受他们处境的影响吗？因此，就请君主们不要不屑于把那些最能对他们进忠告的人容纳到他们的议会里来吧；但愿他们能放弃那种由伟大人物的骄傲而造成的古老的偏见，即领导人民的艺术要比教化人民的艺术难得多；仿佛是使人民甘心情愿地努力为善，要比以强力约束他们为善还更容易似的。但愿第一流的学者们在他们的朝廷里能找到荣誉的安身之所吧，但愿他们能在这里获得与他们相称的唯一报酬，也就是他们能以智慧教育人民从而增进了人民的幸福这一功绩的报酬。唯有这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被高贵的情操所激发的、并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在共同努力的德行、科学和权威，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然而，只要权力是一回事，而知识和智慧又是另一回事，学者们便很少会想到什么伟大的事情，君主们则更少会做出什么美好的事情来，并且人民也就会继续是卑贱的、腐化的与不幸的了。

就我们俗人来说，上天并不曾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才能，也没有注定给我们这么多的光荣，那末就让我们安于默默无闻吧。让我们别去追求一种永远得不到的名誉吧，并且在事物的现状下它也决不会偿还我们为它所付出的代价的，哪怕是我们完全有资格可以获得它。如果我们可以在自身之中求得幸福，那末从别人的意见里去求我们的幸福，又有什么好处呢？让别人用心教诲人民去尽他们的义务吧，让我们只管好好地尽我们自己的义务吧，我们对此不需要知道更多的东西。

德行啊！你就是淳朴的灵魂的崇高科学，难道非要花那么多的苦心与功夫才能认识你吗？你的原则不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吗？要认识你的法则，不是只消返求诸己，并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就够了吗？这就是真正的哲学了，让我们学会满足于这种哲学吧！让我们不必嫉妒那些在文坛上永垂不朽的名人们的光荣；让我们努力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划出人们以往是在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所划的那条光荣的界限吧，让他们知道怎样好好地说，让我们知道怎样好好地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