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聚集和扩散效应下的五次收入分配

自财富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在聚集和扩散两个向度上不断轮回，期间的往复变化，犹如易经一般精妙。财富的聚集效应，说的通俗一些就是“盈有余，损不足”，在任何时候财富都会向某些个体或者集团聚集，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和发展阶段上，具体涉及到的个体或者集团还存在着巨大差异。财富的扩散效应，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个人或者集团手中的财富，会以或明或暗的各种形式扩散到社会中去，在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历代收藏家手中图书、字画和古玩的命运，即使乾隆皇帝的宝物也逃脱不了冥冥之中的安排。财富的聚集和扩散，就如同大自然中的水，不断以多种形式分离聚合，幻化出数不胜数令人无限感叹的故事，也成为了人类亘古不变的一个永恒话题。

 

    曾和朋友笑谈，社会中真正的国民收入分配大致上有五次，第一次分配是市场机制主导下的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导下的以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社会行为主导下，一些非赢利机构组织人们以自愿为基础通过捐赠等形式扶贫济困，这其中也包括个人自发性的慈善行为；第四次分配则指不正常的、非法的和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财产转移，诸如因黄、赌、毒、黑、偷、抢、贪、挥霍等行为而产生的财富聚散；第五次分配则指的是通过投机倒把或者非正常渠道迅速获得财富的富人，由于缺乏足够眼光和经营能力而胡乱投资，造成巨额亏损并将财富稀释回归社会的较为普遍的现象。

 

    财富的大规模聚集和扩散，往往与这五次收入分配交织在一起，共同勾勒出社会中真实的财富流动图景。第一次分配，在更大程度上是发生在生产领域，参与分配的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等要素。从这个环节分配的财富流向来看，财富的聚集和扩散几乎同时发生，并行不悖。财富的聚集，更多发生在以土地和资本这两个要素进行分配的过程中；而财富的扩散，则更多发生在劳动力、技术、信息和管理等要素分配过程当中。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下的状态，在特定条件下，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这6个要素当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能会产生财富的聚集效应或者是扩散效应。例如，当企业经营不善，或者项目刚处于导入期的时候，资本要素在分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财富扩散效应；而当技术和信息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又不可或缺的条件下，技术和信息在分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财富聚集效应。应当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现实当中的这6个要素会产生更多混同式的排列组合，使分配过程中的财富聚散效应变得更为复杂，例如土地、资本和管理要素的混同，劳动力、技术和信息要素的混同等。

 

    第二次分配，从本意上来讲，是要解决第一次分配中所产生的公平问题，相对于初次分配所遵循的“效率优先”，二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导向”。理论上，第二次分配是要通过税收、财政和社会福利手段，“劫富济贫”，第二次分配自然体现为财富的扩散效应。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与之相伴随的是财富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同时存在。第二次分配过程中的财富聚集效应，最为直接的体现是收入更加集中地聚集到国家和各级政府手中，这既可以体现在数量上，也可以体现在比例上，近二十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例越来越高，就是二次分配过程中财富聚集效应的一种表现。二次分配过程中，财富聚集效应的另一个重要表是，国家对私营企业主、明星、高级自由职业者的个税征收很难执行到位，收入偏低的工薪阶层反而成为个税最为重要的税源，而国家财政支出占相当比例是用于冲抵国企亏损、支付出口退税，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劫贫济富”的味道。二次分配过程中的财富聚集效应在我国还表现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薪酬、福利和养老金在整体上要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通过二次分配，社会财富更多地向“吃皇粮”的群体集中。第二次分配过程中的财富扩散效应，则主要体现在社会救助、低保发放、农业补贴等领域。

 

    第三次分配，通过各种捐赠行为，从整体上表现为财富的扩散效应，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也存在财富的聚集效应。当捐赠主体向不特定的个人或者组织献出财富之时，或者说当捐赠行为发生在“一对多”的模式下，第三次分配更多地表现为财富的扩散效应。而当捐赠客体接受不同人或者组织的献出行为，或者说捐赠行为发生在“多对一”的模式下，则第三次分配更多地表现为财富的聚集效应。事实上，在社会错综复杂的慈善行为中，财富的聚集和扩散同样并存，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只不过是与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不同，财富的聚集效应表现得不太明显，且在本次分配过程中其烈度远远比不上财富的扩散效应。

 

    在第四次分配当中，涉及到的社会因素非常广泛，诸如卖淫嫖娼、赌博、吸毒贩毒、收取保护费、欺行霸市、偷盗抢劫、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肆意挥霍、包养二奶、收取回扣等等。实际上这是规模相当大的一次国民收入分配，只是由于带有更多的“黑、灰、粉、黄”色彩而难以拿上台面罢了，但无论如何，这种比较特别的分配在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客观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不容经济学家们忽视的。在这些现象当中，卖淫和贩毒、收取保护费、欺行霸市、偷盗抢劫、贪污受贿、收取回扣，会产生典型的财富聚集效应；而嫖娼、行贿、吃喝玩乐和包二奶等行为，则会产生非常直接的财富扩散效应；至于赌博现象，更多地表现为财富聚集和扩散效应的混同。当然，这些现象更多地混同在一起，使得财富聚集和扩散效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消彼长，变化无穷。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人财富来得太容易的时候，恣意挥霍现象也相当严重。在我国被查处的大批贪官当中，基本上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赌博、嫖娼、包养情人和海吃胡花等问题，财富在他们身上快速聚集的同时也在快速扩散，类似的现象同样发生在妓女、黑社会、惯盗、毒贩、劫匪和杀手身上。

 

    第五次分配，则基本上表现为财富的扩散效应。平心而论，这次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的投资者，无论财富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的，无论原来获得财富的方式如何不正当，他们还是希望通过正规方式来实现手中财富的保值增值。但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们财富来的太过顺利，基本上顺风顺水，没有付出太多周折和辛劳，因此他们并未品尝过正常财富积累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也未因此而积累上丰富的经营经验、磨练出独特的商业眼光。坦率地说，他们手中虽然拥有令人艳羡的巨额财富，但他们的商业智慧还基本是一张白纸，在险象环生的商海中，投资失败的概率超过了90%。其来历并不正当的财富会以一种非常另类的方式向社会扩散和回归，这也许是冥冥当中的因果报应在发挥作用，也可能是社会自组织原理在发挥作用。

 

    在这五次社会财富大规模转移的收入分配当中，前三次分配处于显性地位，而后两次处于隐形状态当中。但从其影响力来看，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分配无疑极为重要，而第三次和第五次分配虽然弱势的多却不容忽视。另外，在这五次分配中，前四次分配都会同时产生财富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只有最后一次只产生财富的扩散效应。通过这五次分配，社会财富实现了循环运转，也造就了无数人世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