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最好做、最快捷的生意是什么？

来源：新浪历史

大清国最好做、最快捷的生意是什么？不是茶叶、不是丝绸、不是瓷器，也不是鸦片，而是高利贷。

　　把海外的资金搞到中国放贷，年利率12%-20%，甚至40%———这是1803年时的纪录(《东印度公司编年史》)，更为夸张的，居然有短期借贷的月利率达到5%———那意味着年息高达60%！“月息5%是人人知道的事，临时放款的2%-3%月息是普通的，即使在往来帐上有最可靠的保证，利率也不下于月息1%。”(William Hunter《广州番鬼录》)。相比之下，英国市场的直接融资成本，仅仅3%，从中间人手里拿到资金，一般也在6%-12%。

　　于是，跨国高利贷，成为当时中英之间最具生命力的生意，滚滚热钱涌入中国。这种热钱的规模，大致可以推断。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仅1782年，广州商人的外债规模就已经高达380 .8万元(银元，约合266.6万两白银)。

　　这些钱，大多是将货物在中国销售后的款项，不少滞留在中国，牟取高利贷利润。这种生意，甚至成为一些外商的主要利润来源。某外商1801年的财务报告说：“利息比1799-1800年度少得多，不过还是给我们赚来了将近5000元，对我们的资本给予18%的报酬，所以我们所有的借贷是一项很大的供应和便利。”(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由于放贷的利润如此之高，这家外商坦承自己不愿意为生意伙伴在中国垫款。

　　跨国高利贷的贷款人，是那些获取了中国政府的进出口特许证、却在资金上遇到困难的中国“行商”。持证的行商本来就不多，而真正有资金实力的更少，仅有3-4家，大多数都必须为了获得流动资金而从外商那里得到贷款。

　　中国的“行商”之所以对资金如此饥渴，首先是因为大清国一直没能发育出成熟的资金市场，资金借贷都是靠“熟人社会”的潜规则解决，导致融资难度、成本偏高，高利贷横行。此外，“行商”们要从内陆采购丝茶瓷器等，也因为缺乏信用体系，而只能现款结算、甚至要预付款项，占用大量资金。

　　有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缺乏流动资本以及由此而来的高利率吸引了外国的投资人……这种高利率，当是中国(中世纪欧洲也是这样)资本积累不发达状态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公行不能应付英国贸易扩张的基本理由。”(《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更为致命的是，“行商”们因为获得了垄断外贸的特殊许可，也就承担了“报效”的义务，无论是政府官方、还是各级官吏私人，都把“行商”当作了提款机，予取予夺。乾隆皇帝虽然在英国人面前自夸天朝大国无所不有，但这并不能阻止以他为首的资源掌控者们，对西洋奢侈品的极大需求，而他们并不为此埋单，最终都是由“行商”们掏腰包作为贡品上贡。

　　外商方面，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大多数的业务，留给散商们、即所谓的“港脚商”的空间并不大。“港脚商”最终在两国的经贸缝隙间找到了高利贷这一新的增长点。

　　更大的问题是：高利贷所带来的压力，逼迫中国商人越来越深地卷入“港脚商”的鸦片走私，以攫取最快捷的暴利。在鸦片和高利贷的两轮驱动下，中英贸易日益投机化，陷入了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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