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朋友曾问我:这世上谁对你了解最透彻?我回答:除了政府就是骗子。
当我说出我的理由后,莫名惊诧的朋友也深以为然。我说的当然不是精神层面的了解,而是对我个人信息的了解。政府了解透彻当然是为了管理的需要,一个人办结婚证、买房、买车、给孩子上户口,甚至住旅店,几乎所有的信息都由政府有关部门掌握。理由自然是为了公共安全,为了社会管理的便利,个人必须让政府掌握此类私人信息。而骗子掌握这些信息,不管通过何种手段获得,目的只有一个:骗你的钱。
山东临沂刚考上大学的女生徐玉玉因被骗取9900元学费而被气死,竟然有一些人以智叟的态度说小女孩没社会经验,这样简单的骗局竟然上当。我写了一篇文章《杨志都没能逃过骗局 怎能怪女生徐玉玉丧失警惕?》反驳此种论调:“说徐玉玉丧失警惕或者批评社会常识教育失败的人,基本上是在显摆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机智’。在电信诈骗与时俱进、不断升级、目标精确的当下,谁能确保自己不中招而成为下一个受骗者?”骗子掌握了徐玉玉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的全部信息,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被骗有什么可惊讶的?此案发生不久,一位清华大学53岁的教授被骗了1760万元,马上又有自诩智商高的人嘲笑清华教授竟然如此轻信骗子。
据最近媒体报道:这位清华大学教授刚刚卖了一套房子,回到家立即就接到了诈骗电话,称他漏缴各种税款等等,各种恐吓威逼,然后一步步中计,结果1760万全部被骗走。骗子可以精确地告诉他,网签合同的编号是多少,各种交易中很细节的一些信息,骗子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在骗子眼里已然成为一个透明人的我们,谁能保证永远不会上当受骗?为了行骗,诈骗团伙编写各种场景剧本。据据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剧本都是诈骗团伙花了很高的价格,请那些在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人士编的,有的剧本价值十几万。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诈骗团伙如此“敬业”,总有一款适合你。
这个社会痼疾如何医治,又回到了老生常谈的问题:公民的个人信息如何得到有效的保护。骗子的信息除了一部分通过“黑客”手段获得外,相当一部分是与掌握信息的人进行非法交易获取的。现代社会的人将信息提供给公共管理部门或一些商家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无法进行重大交易或进行正常的的社会活动。一些政府管理部门或者商家,为了自己的方便或安全,习惯于不断扩大己方的权力或权利,要求公民或顾客提供的信息唯恐不详尽,恨不得连你祖宗八代的情况都掌握。可许多掌握众多私人信息的人根本不把权责对立的原则放在眼里,动辄泄露个人信息。根本的原因还是个人太弱势,政府管理部门和一些大商家过于强势,信息泄露的违法成本太低。王宝强、马蓉婚变中,另一位当事人宋喆的户籍信息——只有公安内网才有——被人披露到网上,遑论其他类似手机、住址之类的个人信息了。徐玉玉案如果不是死了人,媒体紧追不舍, 9900元被骗徐家只能自认倒霉,得到钱的骗子喜滋滋马上开始下一单。
从古到今,骗子行骗成功的关键是对信息的掌握。古代一些大户人家往往拒绝道婆、尼姑、媒婆这些“女中介”进自家深宅与女眷接触,因为这些“女中介”一旦掌握某大户人家的一些私密的信息,那么很容易招祸上门,比如一些恶徒有的放矢地编剧本骗色骗财。
《水浒传》中两个骗局一成功一失败。成功的是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竟然骗过了杨志这样的老江湖,关键是晁盖、吴用对押送生辰纲的团队信息掌握得非常全面;失败的是梁山诸好汉为救宋江伪造太师蔡京给儿子江州知府蔡九的书信,而被机敏的黄文炳识破。圣手书生萧让模仿蔡京的笔记可以假乱真,玉臂匠金大坚刻蔡京的名章(即书中所说的“图书”)亦是如此,两人的技术水平不亚于今天湖南双峰卖假毕业证的骗子。可黄文炳看过这封伪造的家书对蔡九说:
相公休怪小生多言!这封书被人瞒过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谁不习学得?况兼这个图书,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学士时使出来,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令尊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高明远见的人,安肯造次错用。
如果梁山人掌握了上流社会父子通信的种种规矩,就不会出这么大的BUG,也就连黄文炳一并骗过了。
我们不可能回到古代社会,任谁再如何小心也难免个人信息让政府部门和一些商家掌握。公安机关、电信部门不断提醒公众小心电信诈骗,但骗局不断更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受骗者的案件还是频发。釜底抽薪的办法还是在公众信息和骗子之间建一堵隔离墙,如此骗子就很难编好剧本,无法精准投放。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官府就善于建造各类城墙,这样的隔离墙,我以为如果真下力气去做,是可以建造好的,现在是“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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