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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论》讲解(1)

说明:对于《肇论》的学习,始于去年2013年初。当时还在山上禅堂静修。

   《肇论》浓缩了僧肇大师对于佛教般若思想的正确诠释,澄清了当时人们把其混同于魏晋老庄玄学的错误认知。个人的体会是,《肇论》的深入学习,非常有助于禅修。

   学习期间,参考查阅了许多资料。但是因为被师父要求上佛学院,因此被迫中断。现在,我把自己在当时的学习笔记摘录下来,与各位有兴趣者分享。今后,我会尽量抽时间把《肇论》学习圆满的。

 

【正文】

第一讲

  一、《肇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组织结构

  僧肇哲学,是作为中华民族思想认识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存在的(《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第一期,第五十一页)。

 自曹魏正始以至西晋元康、永嘉年间,魏晋玄学以天人新义取代了两汉经学的天人旧义,开创了一代玄风。

  天人旧义,汉代的董仲舒认为人是天的缩影,大自然界具备人的全部特征和属性。所以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论,即所谓的“谶纬哲学”。这种思想渊源来自《庄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新义,即当时的玄学家以天为自然,以人为名教[1],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索人天关系。玄学家们通过有无、体用、本末之辨,力求把人天统一起来。但是,他们的理论都没有达到佛家的体用一如、真俗不二的理论高度。僧肇大师正是生活在上述时代背景条件下的。这种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我们学习《肇论》应当要注意的。当时,随着大批佛教经典的译入,中土僧侣纷纷运用本土玄学思想来解读佛教般若奥义,当时许多人还是把佛理当作玄学看待。而僧肇大师的著述,驳斥了诸家通过玄学解读般若思想的错谬,提出了非有非无的“不真空论”,恢复了佛教般若空观的本来涵义。

 古人对于事物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印度般若思想传入中土后,最初是被人们比作中土固有的黄老方术与老庄玄学的。这种比附在佛教传入初期的汉代和三国时期是非常普遍的。首先是黄老方术化,第二个是老庄玄学化。在汉代社会上普遍流行黄老思想,方术即为董仲舒的“谶纬哲学”。魏晋时期社会盛行玄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指导学说。这就是所谓的“三玄”。玄学提出了本末[3]、体用[4]、有无[5]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万物的一套哲学观点。

  当时社会出现的“格义佛教”,即通过孔孟哲学的名词术语来解释佛学。比如用“无”来解释佛教的“空”。用儒家的“仁、义、理、智、信”五常来理解佛教的“五戒”。这种“格义”方式应该说在任何时代都有一定程度的存在。我们是用本土的文化来解读外来的文化,用我们理解的语言来解读。这是必要的。

  僧肇大师生于公元四世纪末(公元384或374年),卒于公元414年。西安人。自幼家贫,靠为人抄书谋生。也正因为如此,遍览群书,尤好玄学,以老庄言说为心要。但是,僧肇大师并未满足于老庄之说。认为老庄学说并不能彻底消除人们内心中的烦恼。后来,见到《维摩经》,欢喜顶戴,批寻玩味,从此知道此经说述之理,正是自己所要追求的。僧肇大师追随鸠摩罗什,从事详订经论的工作。相传《大品般若经》翻译出来后,僧肇作《般若无知论》,得到了鸠摩罗什、慧远、刘遗民等的极度赞赏。僧肇大师的著作主要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答刘遗民书》等。另外有《宗本论》、《涅槃无名论》是否为肇大师所著,尚存争议。前面几篇并为《肇论》。另外尚有《丈六即真论》、《维摩诘经注》、《长阿含经序》、《百论序》等。

註解:[1]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西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其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但“名教”这个词的出现是在魏晋时期,用来指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魏晋时期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论辩。王弼糅老庄思想于儒,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西晋郭象则认为名教即自然。宋明以后,名教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如违犯封建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
[2]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合称三纲。出自汉朝班固 《白虎通·三纲六纪》。“三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三纲五常”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们思想、防止人民“犯上作乱”的思想武器。

[3]本末。“本”,即本源、本质;“末”,即末节、末端,非根本性的东西;“本末”即阐述根本性的东西与非根本性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天下万有,即一切有形、有名的事物,作用都是有限的,即使发挥到最大限度也不能完美无缺,因此都是"末"而不是"本";只有"无形"、"无名"、什么也没有的"无"才是本,"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才是使一切有形、有名事物的特性和作用得以保全和发挥的共同原则和根据,所以说"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太美配天而华不作"(《老子》注三十八章)。在王弼看来,认识事物首先必须"明本","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教人看问题从本体着眼,不受纷繁浮华的事物现象干扰和影响。这种思想包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却割裂了本质和现象的辩证联系,把"本"归结为脱离任何具体事物的精神性本体"无"。魏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的本无派继承了这种"崇本息末"的观点,如道安说:"夫人之所滞,滞在末有,宅心本无,则斯累豁矣。夫崇本可以息末者,盖此之谓也"。

[4]体用。体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指本体和作用。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表象。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体”就是根本的,第一性的;所谓“用”就是从生的,第二性的。这是“体”与“用”的最简单最主要的意义。

[5]有无。有,指具体存在的事物;无,指无形无象的虚无,或者是一种抽象的“有”。有点近似于自然和社会永存的规律。

“格义佛教”产生的背景是两晋时期大量的般若系的经典传入中国,那么当时人们理解般若思想的时候,就用了当时的老庄的“无”的思想去理解般若思想里面的“空”。正是因为这样产生了中国佛教史上非常有名的“六家七宗”。

   

《肇论》中的《般若无知论》产生最早,在404-408年之间。得到了刘遗民“不意方袍,复有平叔”。“方袍”,指出家人;“平叔”,是三国时期魏国的玄学家何晏。即说没有想到出家人当中还有像何晏这样的人啊。第二个是《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前者引用《大智度论》一处,《中论》三处。《物不迁论》各引《大智度论》和《中论》各一个地方。根据可知的《大智度论》和《中论》的翻译时间,可以确定《不真空》和《物不迁》撰写的时间至少是在409年之后。《注维摩诘经》,另有《梵网经序》、《四分律序》、《长阿含经序》。公元413年,罗什法师去世,为了纪念老师,僧肇法师写了《鸠摩罗什诔(lei,悼文)并序》。后来就写了《涅槃无名论》,之后在义熙14年(公元414年)在长安去世。

《肇论》各个篇章的次第安排,并不是原来就是现在这样的。比如说《宗本义》、《涅槃》是否为僧肇大师写作,仍有争议。现在《大正》所收的次第。并且在《般若无知》后面可以看到两封信。是刘遗民写给僧肇大师的信和僧肇大师回复的信,共两篇。在《涅槃.》前还加了个《奏秦王表》。现今《大正》所编排的次第,在南北朝时期陈代时,小昭提寺慧达法师,即《肇论》中的序言的作者。这个次第是在慧达时代完成的。这种编排并没有按照论文的写作时间来编排的。若按写作时间,应当《般若》在前,然后《物不迁》、《不真空》、《涅槃》。但是现在是《物不迁》在前。说明是按照思想结构来安排的。并且慧达序中指出了为什么这样的原因。另《续藏》中亦有一个慧达,及其《肇论疏》。但这个慧达非前慧达,因为《续》中慧达安排《涅槃》在第一个,接下来是《不真空》,构成卷上。卷下则构成《般若无知》和《物不迁论》。这种编排此地和现在通行的《大正》中的不一样。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以《涅槃无名》思想为中心来编排的。两种编排方式的出现是由于僧肇大师写的论文都是单篇,生前并没有编排。后人根据自己学习的理解,形成了如上两种编排方式。可以这样讲,在南北朝时期,最流行的僧肇大师的文章是《涅槃无名》。因为南北朝时期争论的中心正是佛性的争论,由此会大量引用到《涅槃无名论》。所以这是一个本子。第二个本子是按照般若学的系统,先说明《物不迁》,再说明《不真空》,仅仅细细体会书名,就会有次第。先说明万物的变化,然后说明万物的真假,第三个说到《般若无知》,最后说到《涅槃无名》,即所证的境界。

《涅槃无名》之所以被认为是伪托僧肇大师撰写,是因为其中引用的《涅槃经》漏了马脚。《大般涅槃》翻译于421年,小本《泥洹经》翻译于417-418年。而僧肇大师去世于414年。《涅槃无名论》中的“十演九折”。“十演”驳斥的是道生法师的“顿悟”论。即历史上有名的“生公说法,顽石点头”。苏州虎丘即为生公说法台所在。当时道生法师仅仅看了六卷本《泥洹经》就推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也有佛性。这在大本《大般涅槃经》中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大本当时还未传到南方,未被人们所见。“九折”主要讲“七住顿悟”,是支道林的说法。另外《大唐内典论》中有这样的记述:“《涅槃无名九折十演论》,无名氏,今有其论,云是肇作,然词力浮薄,寄名乌有。” 

二、《肇论》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第一、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要想在本土扎根,本土文化中必须存在其生存的土壤,否则就难以立足。在两汉之际,佛教初传入中国,即被等同于中国本土的神灵,而加以供奉,目的是为了去凶趋吉。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又从玄学的角度来解读佛学思想。随着佛教经典翻译日益增多,人们开始逐渐地注意到了佛学思想与本土玄学思想的分歧,所以僧肇大师撰文澄清了人们对于佛教般若思想认识的谬误,回复了印度般若空观思想的本来面目。明确指出了“非有非无”的有无观,以“不真空”义显示了诸法实相。代替了龙树的空、假、中三谛。

第二、对禅宗的影响

禅宗作为中国化程度最高的佛教宗派,对佛教理论有很多的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其机锋和棒喝等教学方法,更是别处心裁。僧肇哲学就是对其创新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哲学之一。僧肇在其《维摩诘经注》中就指出:“文字之作,生于惑取;法无可取,则文字相离,虚妄假名,智者不着”。这与禅宗不立文字同出一辙。而石头希迁大师曾因看《肇论》感慨不已。

另外对于华严宗、天台宗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僧肇哲学的特点总而言之是以“空”破“有无”,以“静”破“生灭”。僧肇用“空”和“静”破除人们对有无、生灭的执着。(未完待续)

僧肇大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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