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将如何写三十六卷中华史

原标题：易中天将如何写三十六卷中华史

易中天因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品三国”成名，成为公众眼中的“学术超男”，但其热度效应正在慢慢消退。近日，66岁的易中天宣布，用5到8年的时间写作36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中华根”的前两卷《祖先》和《国家》已于5月率先出版。这一消息又把易中天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受到诸多质疑。

易中天能否凭一己之力完成一部前所未有的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易中天中华史》有什么特点，与普通的史书有什么区别？带着诸多疑问，经多番联系，本报记者专访了易中天。

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李萍

不是私人史，也不是通史，而是史诗

记者：关于中华历史，众所周知的有《史记》、《二十四史》等史书，也有众多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您为什么要重写中华史？

易中天：各类中国史大多没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也难得与其他文明相比较。面对自己的历史，我们不但不是亲历者，也不是参与者，甚至算不上旁观和远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也很难明确无误地回答，什么是“中华根”，什么是“中华梦”，什么是“中华魂”。

我希望用《易中天中华史》最终来回答“3700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这个命题。

记者：传统说法是5000年中华文明史，您刚才说的3700年是什么概念？

易中天：5000年中华文明史说法不严谨。上下5000年，是文化；3700年，是文明。文明的标志是国家，国家的标志是城市，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为此，在断代方面，我将中华文明分为史前史和文明史，国家诞生以后叫文明史，分界在二里头。

二里头是城市还是部落有争议，我取“城市”说。文明的起点，是要有考古学证据的。据最新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所以是3700年。

记者：从第一、二卷看来，您把“枯燥的历史”写得妙趣横生，与《品三国》风格一脉相承。在泛娱乐化时代，有人质疑您的书是通俗历史读物，而不是严谨严肃的历史学术著作。您如何定义自己的书？从风格到篇幅，您是不是有向读者或向市场妥协的倾向？

易中天：这当然是一部历史著作。我自己的定位，这不是一部私人史，也不是通史，而是一部轻松好读、引人入胜、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中华史诗。

我想强调，不要用“二元对立模式”思考问题，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呢？这确实需要很高的写作技巧，自己做不到，不要怀疑别人也做不到。我想把艰巨的研究工作留给自己，再用读者最能接受的轻松好读的语言表达，给读者以阅读快感。轻松好读和严谨认真不构成矛盾冲突。国外历史学家写的那些人物传记，还有那些通史类的著作都非常轻松好读，而且也非常时尚。

态度是严肃的，表述是活泼的，请大家看书。

记者：在书中，您想重建的是怎样的历史态度？您眼中的现代历史观是什么？

易中天：讲解370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和选择。重新审视3700年，首先要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其次要有科学态度和价值体系。我的现代历史观是“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建立全人类的共同文明。如此，我们才能重新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明白“未来世界中的责任担当”，也才能看清文明的意志，找到中华的位置。所以，“3700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这句话，36卷本每卷都会出现。

用打坎儿井的方法来写史

记者：《资治通鉴》花费了司马光和数位助手19年的时间才完成；司马迁编写的《史记》也花费了作者13年时间。有人质疑您能否以一己之力在5到8年完成这部巨著？

易中天：我曾说过，我的写作是打坎儿井，并不按照传统史书的编年体来进行创作，而是以国家、祖先等为题进行各卷本的议题设置。和其他通史不一样的是，我不追求面面俱到，把关键点、历史拐点讲清楚就行了。

每本书，版面字数10万，实际字数也就是6到7万，5到8年的时间，平均每天也就800字到1000字的工作量。所以不用担心我完不成。

记者：据透露，您有一个“豪华幕后团队”，您是首次采用团队运作方式吗？有人质疑您是不是找了一些年轻人随便编编，粗制滥造甚至有代笔？

易中天：豪华团队是夸张的说法。读书写作是我自己的事，绝对不存在代笔。请别人来写，我再来改，那比我亲自写要累得多。

我是有3个幕后团队。第一个是顾问团队，主要工作是审稿，实际上只是作为“第一读者”发表看法，为了让读者更满意。第二个团队是编辑团队，主要是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是保证图书的质量，关系也不大。第三个团队是营销团队，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是不打自招。

记者：您如何保证自己采用的史料和叙述的史实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易中天：我书中所述的所有史料和史实部分，一定靠得住。我的史料依据有三种：一种是文献，比如《诗经》、《楚辞》、《史记》、《左传》；第二种是出土文物；第三种是文字。其中后两种最可靠。在使用这三种证据的时候，如果文献证据与文物证据、文字证据相冲突，我会舍弃文献，取用文物和文字。

同时还有一批靠得住的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著作。他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学术的功底非常扎实，他们都有现代眼光。比如说，我写西周部分，我就读2本书，一本是杨宽先生的《西周史》，一本是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

记者：您如何评价民国时期历史学家蔡东藩的历史演义著作？您曾说《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资治通鉴》则是“可供统治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什么？

易中天：我一般读历史学术原著，不读历史演义书，平时也不看这类作品。我说《二十四史》有一点问题，不等于全盘否定，因为中国有一个修史的习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总体上是真实的，只是评价和看待的问题。

我只是认为，应用现代史观看待历史，我的写法类似于美国著名的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往往大家耳熟能详的，史书中浓墨重彩的人物，我可能一笔带过，像周武王就是如此。传统史料不太注意的，我会比较注意，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果他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我会多着墨。而有的重要人物，书中甚至会一笔不提。我不写王莽就不能叫中华史吗？

记者：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历代史学大家，都“有所不言”。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您会回避吗？

易中天：我不会回避有争议的历史，我可以保证，在书中所说的都是我真实的想法。我会非常客观地表述，而且我会把它放在国际环境、全球视野的背景下，以及中华文明的背景下看待，我不会就事论事。

我强调的是“创新性”而非“颠覆性”

记者：您非常喜欢看侦探小说，这部书的写作有受侦探小说影响吗？

易中天：我非常喜欢古龙，还喜欢柯南道尔、福尔摩斯、科林斯基、马普尔。一个好的侦探，要破一个案子一定有三条。第一是直觉，第二是逻辑，第三是证据。我现在的写作方式，就是从迪弗那儿学来的，叫走格子。找证据就是走格子，你用侦探的眼光看历史，你写的书是好看的。

在我看来，每次写作都好比一次探险。我要写的是他人不知道的和想知道的，不太想写所有人都知道的，除非有新的发现，能提出创新性观点。比如已经出版的《祖先》和《国家》，阅读起来就像读侦探小说一样：解答一个思考，犹如一次“破案”。我不会重复别人，也不会重复自己。

记者：媒体称，您已推出的第一、第二卷书中有不少颠覆性、争议性的观点，也有人认为，您强调颠覆性观点，是为了哗众取宠，是这样吗？

易中天：从《深圳特区报》开始，请不要用“颠覆性观点”的说法，我想强调的是“创新性观点”。

在已经出版的这两卷书中，有不少阶段性的，我自己首创的结论。第一卷《祖先》，是史前史，我分为5个阶段，各用一个字描述：点、面、片、圈、国。点是文化点，夏娃的时代；点扩大后变成面，这就是氏族社会，女娲和伏羲的时代；面扩大后变成片，也就是部落的时代，代表是炎帝和黄帝；片扩大后变成圈，也就是部落联盟，代表是尧舜禹，然后进入国家的初级阶段，三个代表就是夏商周。而第二卷《国家》实际是世界史，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又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女娲不是人首蛇身，而是蛙。至于说我这样是为了哗众取宠，太小看我了。我用得着吗？！我从来没有要靠惊人之语、哗众取宠来吸引人眼球，将来更不会。这些都是我根据很多学者研究的结果所推论出来的结论。

记者：您曾说过，第三卷《奠基者》中会有一个关于甲骨文和金文的独家重大发现，可以先透露一下吗？

易中天：我可以简单透露一下，这个重大发现将证明我的一个观点，即周人“以德治国”的观点。只要考古学上没有新的发现，我的这一研究将是“铜证如山”。

记者：您能说一下未来的写作计划吗？

易中天：上午接受完采访，下午我就开始闭关写作了。按照已拟定的计划，7月22号在香港首发3、4卷，10月中旬在武汉首发5、6卷，今年就把中华根这一部完成。我会竭尽全力写作，如果有非人力所能抗拒之原因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