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市嘉山才是孟姜女传说的真正源头 ——兼评顾颉刚先生的“杞梁妻”说 王 继 杰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开创了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工作。综观他的所有相关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认为全国各地流传的孟姜女传说，都是源自《左传》中的杞梁妻故事，并通过文化中心的转移而逐步传播到全国各地去的。应和其说的学者还为其补充了该传说传播的另一条渠道，即中国历史上的几次人口大迁移。顾先生他们尽管为此几乎搜遍了浩如渊海的文献古籍，以证其说的正确性和权威性，但中外有一些专家学者还是有不同意见，主要是认为孟姜女传说与杞梁妻故事的时代、人物身份以及故事的性质都不相同，而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学者还指出了顾颉刚先生的论述，忽略了孟姜女传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因而其说存在较大缺陷。但孟姜女传说究竟产生于何时何地，与杞梁妻到底有没有递邅演变关系，谁也没有作出清楚明确的答复。前几年，中央电视台10频道还特地拍摄了一部《寻找孟姜女》的系列专题片在全国播放，尽管跑了很多地方，最终还是没有寻找到孟姜女传说的真正源头，基本上还是采取了顾颉刚先生的“杞梁妻说”。 杞梁妻真的是孟姜女传说的源头吗？如果不是，其真正源头究竟在哪里呢？ 笔者近一年多以来接触到了大量有关文献资料，经过认真阅读和研究思考之后，觉得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了。 为了便于论述，笔者首先选择一个最佳切入点，就是顾颉刚先生曾经花过较多笔墨作过论述的陕西同官的孟姜女传说。弄清了同官孟姜女传说的来龙去脉，顺藤摸瓜，孟姜女传说的真正源头就可清晰的呈现出来了。
一、顾先生关于同官与澧州嘉山孟姜女传说的论述
为此，笔者得援引顾先生关于同官孟姜女及其相关地方的一些论述。 顾先生发表于1927年1月《现代评论二周年增刊》中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该文的第一部分《孟姜女故事的历史系统》第14条中，他这样写道： 北宋祥符中（1008-1016），王梦征作安肃《姜女庙记》（一作《姜女练衣塘碑刻》）；此碑至明隆庆间发现。这是我们知道的孟姜女庙的最早的一个。又同官的孟姜女庙是北宋嘉祐中（1056-1063）县令宗谔重修的。因为她的人格力量日益伟大，所以列入了祀典。 该部分的第19条，是这样表述的： 从明代的中叶到末叶，这一百八十年中忽然各地都兴起了孟姜女立庙运动。这个运动缘何而起，我至今还没有明白；不过，借此可见“孟姜女哭崩长城，携取了范杞梁尸骨”的一个传说的势力扩大了，逼得文人学者不能不承认它的历史上的地位了。天顺五年（1461）编成的《大明一统志》说：“孟姜女本陕之同官人，秦时夫死长城，自负遗骨以葬于县北三里许，死石穴中。”这大概是志书中正式记载这个后起的传说的第一回吧？同官之说，前所未闻；孟姜女成了同官人，于是她从齐籍转入了秦籍了。……嘉靖十三年（1534），湖南巡抚林大辂修澧州孟姜女祠。澧州人李如圭在祠记中说孟姜女是秦时澧州人，范郎供役长城，她在嘉山筑台而望；久待不归，乃亲去寻夫，这又把她说成了楚国人了。李如圭是知道同官的古迹的，所以他替这两种传说作伐，说澧州是她的生处，同官是她的死所。其后陕西人马理做的《同官孟姜庙碑记》、《孟姜女补传》及《孟姜女集》等就完全采用了这一说，甘心牺牲了《一统志》同官产之说了。…… 在第20条中，顾先生又说： 在明代中，各地民间的孟姜女传说像春笋一般地透发出来，得到文人学士的承认。但是他们的承认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已经读了书了，闻见广了，多少有些辨别推究的能力了。他们对于这种传说的态度，可以分做两种。第一是硬并，要把向来不同传说合到一条线上。例如上面举的同官和澧州各有孟姜女的传说，李如圭要把他们并合起来，说她是生在澧州而死在同官的。如此，这两个传说便可相容而不相冲突了。但这个伎俩是要碰壁的，例如安肃、山海关、潼关的传说，他便没有方法再去并合。何况同官的传说原说她是同官人，他何得牺牲了这个传说的一半，硬把澧州的并合上去！…… 在该文的第二部分《地域的系统》第2《山西·陕西和湖北》一段中，顾先生说： ……长安的北面是耀县；耀县的北面是同官县；同官县的北面是宜君县；那三处是这件故事的最重要的地点，故事的性质也极悲壮。大意是说：孟姜负夫骸骨归来，沿了北洛水南奔；追兵将到，她逃到北高山（同官北五十里）中，渴极了，大哭，忽然地下涌出泉水来了（因为它的声音永远像呜咽一般，故名“哭泉”；又因是她的节烈之气所感，故名“烈泉”）。她又走了一段，倦得厉害，逃不动了，追兵紧随在她的后面；正在无奈之际，忽然山峰转移，遮住了她，把追兵隔断了（后来这山就叫做“女迴山”）。她走到同官水湾，气力已竭，把丈夫骸骨放在西山（一作“金山”）石穴下，自己坐在旁边死了。土人敬重她的贞节，就地埋葬；又塑了夫妇两像，立庙祭祀。石穴中有洞隙，祭祀的时候可以看见金钗的影子。这座庙在同官北三里，宜君南三十里，壤地交错，又涉及耀县，所以在这三县的志书上都有记载。《关中胜迹图志》说：“女迴山横断无路，忽道从峡口出”，可见其险。《耀州志》驳遮回之说，以为是负骸回经其间故名，这也不过用了常理来驳辨其迹罢了。这件故事，犹存着汉代人烈性感天的想象，和崩山之说极相近。 《明一统志》说孟姜女是同官人，清《陕西通志》也这样说；又说适范植仅三日（《郡国志》同）。《耀州志》引乔世宁《孟姜女传》，说“秦法，役怠者辄填城土中死”，和《同贤记》所载相同，异乎江浙间厌胜之说。明季三原人马理作《孟姜女补传》、《祠碑记》、《孟姜女集》，为孟姜女故事的一个汇集，其中录同官传说尤多。但他和乔世宁一样地信了李如圭的话，一口咬定孟姜女是澧州人；他的碑记中又称为“前秦澧州人”，甚可异。他的文中称孟姜之夫为范喜，又范郎，又范喜郎，想来是以“喜”为名，以“郎”为称谓的。乔世宁说：“其夫范氏，亡其名，称曰范郎。”也是以郎为称谓之词。…… 至于同官一带的孟姜女故事何以会得这般发达，我敢作一假设，大约是由“姜嫄”转误的。《诗经·绵篇》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生民篇》又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可见姜嫄原是沮漆间的伟大人物。沮水出宜君县北，漆水出同官县东北；两水把同官夹在里面，到耀县而合流。或者年代久远，姜嫄的奇迹渐渐失去，适有杞梁妻崩城和崩山的传说起来，那地的人就把她顶替了。如果这个假设将来有证实的时候，我敢说孟姜女一名亦即由姜嫄而来。 在第5《湖南和云南》一节中，顾先生是这样说的： 湖南的孟姜女故事似乎到明代才露脸的，但很不可轻视。临澧境内有“姜女汶”，为澧水所经；它的南岸有小山，顶有“姜女庙”，建筑已旧。临澧东境为澧县，县治东四十余里有“新洲”（一作东南三十里“新城镇”），洲有嘉山，一名“孟姜山”，面临澧水，风景秀丽。上有“姜女庙”，甚堂皇。庙前一峰名“望夫台”，是孟姜女望范郎处。山下有石四方，各尺许，光明可照，传为“姜女镜石”，石上有很清楚的脚迹（今石已坠入水中）。台旁有小竹，名“绣竹”，一名“刺竹”，叶子破碎得像丝缕一般。相传孟姜女到台上望夫，一路做着针黹，随手把针划叶，后来就变成了新种。孟姜女的故宅在山麓。明嘉靖十三年（1534），湖南巡抚林大辂和澧州知州汪倬增修庙宇，名“贞烈祠”，又有“百炼堂”。澧人李如圭作祠记，说孟姜女是秦时本州人，夫范郎往筑长城，她在山上筑台而望；久久不归，她不怕险远，亲往寻觅；但寻夫之后莫知所终。李如圭是到过同官，听得那边的故事的，于是他并合了两处的话，说她是生在澧州而死在同官的。后人信这说的很多，澧州便真成了她的出生地了。 这件故事，依我的猜测，和舜妃是有关系的。《山海经·中山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这是说洞庭的女神常游于江、澧、沅、湘之间，以致常有风雨，原为楚人对于洞庭多风雨的一种神话解释。《楚辞·九歌》中有《湘君》和《湘夫人》二篇，叙述相思望远之情，非常的轻迅昳丽。篇中都有“捐余玦（一作袂）兮江中，遗余佩（一作褋）兮醴浦”的话，“醴”即“澧”。湘君和湘夫人当然都是湘水之神；篇中有“帝子降兮北渚”的话，或即《山海经》的“帝之二女”。自战国末以“帝”为人王阶位的称号，又适有舜娶尧二女的传说，于是秦博士就说湘君是尧女。适会舜有“野死”之说，于是《述异记》和《博物志》等书都说舜崩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恸哭，以涕挥竹，竹上文为之斑斑然；其地又有“相思宫”、“望帝台”（这种话虽初见于晋人的书，但看秦博士的话，这种传说是早就有的）。因为有这个传说，所以洞庭东岸有“黄陵庙”祀尧女。又因尧女有这样一段哀伤的故事，和杞梁妻很相像，所以容易起人联想，例如庾信《哀江南赋》云：“城崩杞妇之哭，血染湘妃之泪”，又《拟咏怀》云：“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都是。临澧和澧县在洞庭之西，正是帝女湘君游嬉的地方，与黄陵庙迹遥遥相对。说不定舜妃的故事传去之后，他们把帝子湘君忘了；孟姜女的故事传去之后，他们又把舜妃忘了，把舜妃那一套家伙都赠与她了，所以舜妃有“望帝台”而孟姜女有“望夫台”，舜妃挥泪于竹而成斑文，而孟姜女也把针划叶而成“绣竹”。…… 综上所引，顾先生对陕西同官和湖南澧州嘉山两地孟姜女传说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天顺五年（1461）编成的《大明一统志》说“孟姜女本陕之同官人……”，同官之说，前所未闻，孟姜女成了同官人，于是她从齐籍转入了秦籍了。又因为李如圭的“作伐”，她才成了澧州人。 2、嘉山孟姜女似乎是明嘉靖年间的澧州人李如圭杜撰出来的，他为嘉山孟姜女的祠庙写的《贞节祠记》中说孟姜女是秦时澧州人，他替同官和澧州作伐，说澧州是孟姜女的生处，同官是她的死所，这种“硬并”的伎俩，是要碰壁的，例如安肃、山海关、潼关的传说，他便没有方法再去并合。 3、陕西方面的马理、乔世宁都信了李如圭的话，一口咬定孟姜女是澧州人，甘心牺牲了《一统志》同官产之说。 4、同官的孟姜女是由“姜嫄”转误而来的，这个名字也是由“姜嫄”而来。 5、澧州嘉山的孟姜女是由舜妃演变而来的。湖南的孟姜女到明代才露脸，但很不可轻视。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陕西方面写《孟姜女传》的乔世宁，和写《孟姜女补传》、《祠碑记》、《孟姜女集》的马理，为什么不依照《一统志》的说法，说孟姜女是同官人，而一口咬定她是澧州人，没有相当可信的依据，仅凭李如圭的话，就“甘心牺牲了《一统志》同官产之说”吗？尤其是写了那么多关于孟姜女的文章的马理，他既然搞出了一本《孟姜女集》，说明其中必定有很多关于孟姜女的诗文和传说资料，他应该是当时、当地的一位研究孟姜女的权威专家，他必定掌握了很多有力而可信的证据，才敢于改正以朝廷名誉编修的《大明一统志》中的错误说法以正视听，否则他不怕陕西方面的文人学士和官员，乃至朝廷的口诛笔伐，甚至惹火烧身而获罪吗？ 另外，李如圭在明中叶乃是朝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澧州五尚书之一，他在同官关于孟姜女一事的所说所为，究竟有没有确凿可信的依据，甚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依据呢？如果没有的话，作为一名朝中重臣，两部尚书，而且还是有《怀古集》传世的文学家，他会轻率地信口胡诌，把自己的个人意愿强加于同官方面，并能让同官方面信服和接受吗？
二、嘉山孟姜女传说早期的详细记载
为了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我们首先可以举出一条重要依据，即晋代的澧州嘉山人卓云所写的嘉山《孟姜故宅碑文》。全文如下： 云家世居孟姜山之阳，去孟姜故宅仅里许。自汉以来，传有孟姜女。传云：孟姜秦黔中郡人，于今为武陵郡。母家澧水之东，宅前有陂泽，岁收鱼千石。俗于三月桃花水下，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姜幼，其父携往观之，至途而返，谓其父曰：“男女溷杂，何观焉。”父曰：“吾姜族得奇女子矣。”自是足不出户，邻里鲜有见之者。长适澧阴范忠，字荩臣，家翠麓之阳。翠麓在孟姜母宅南十里，今孟姜山是也。荩臣家贫，好学躬耕，姜助之耘，夜绩麻佐读，母家时周之。姜始受，而卒辞焉，谓荩臣曰：“丈夫贵自立耳，此何可恃？妾得侍君，黾勉同心，虽饔不给，亦自足也。”荩臣义之。甫两载，始皇北筑长城，荩臣往役。姜时登山望之，偶划竹叶如丝，后遂成种。恨秦之失道，以指掐石。今其石遍体成爪痕，大小不等。又山下有方石，光明可照，皆其遗迹也。荩臣去一年后，同行有归者，报云已殉。时姜之舅姑俱卒，荩臣无兄，有弟义，字恭臣，亦亡。姜恸其夫之死于异域，与其骨之不得还也，泣请于父母，求其兄弟同往收之，不可。姜曰：“女所以不死者，以骨未归耳。父母若不许往，誓不复生矣。”恸哭不食，呕血满地。父母怜而许之。姜哭于舅姑之墓，乃与其兄姜生春、弟生辉同行。至云中塞，求骨不得。姜大哭三昼夜，于时云昏日黯，阴风怒号，鬼泣神惊，沙飞石走，圮然城为之崩，尸骸枕藉不可识。姜啮指血沥骨，始辨得之，盖死而复苏者数矣。负骨而返，至上郡，渴不得饮而润，泉为涌出。时已得疾，复勉行，至关中铜官山，病革卒于岩下。辉欲辇榇归澧，春曰：“今离家万里，余赀无多，重以二榇跋涉之费，不半途罄矣，奈何！且归，俟他日迎之乃殡焉。”归未几，母卒已，而六国兵起，道路梗塞，竟不果迎，悲哉！姜生九月九日，里人每岁是日携豚酒诣其故宅祀之。今能诵是传者不过一二人。卓云恐其久而失传也，太康六年，为勒石于其处识之。 此碑康熙间野人于栗树冈垦土得之，父老复为树立，惜未构屋庇之，为风雨亿侵。昨过山下，以手试石，片片剥落。亟录之，使后之吊古者得其实焉。乾隆壬寅里人毛恒道，文兹氏敬录。 （原载清同治六年郭青所著《孟姜山志》，该碑现藏澧县博物馆） 这篇碑文出土于李如圭之后的清代，所以李如圭也没有见到过，不然，他不会在他的《贞节祠记》中有不知孟姜女晚节云云。这篇碑文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详细地记载了嘉山孟姜女的出身、出嫁、相夫、寻夫、负夫骨回乡，途中死于陕西同官，以及因何没有尸归故里的原因，还记述了澧州嘉山一带的乡亲们每年在她生日形成的祭祀她的早期民俗。更重要的是，从此文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从嘉山去寻夫并哭崩长城的女子名叫孟姜女（她姓姜，是家中长女，故称孟姜），不仅不叫杞梁妻，甚至与杞梁妻没有丝毫关系，她的丈夫也不是杞梁，他的名字叫范忠，字荩臣，与杞梁既不同姓，也不同音，当然更没有递嬗演变关系。倒是顾先生为了证明孟姜女就是杞梁妻，仅仅因为范忠俗称范郎，或孟姜女对丈夫昵称范郎中之“郎”字与杞梁之“梁”字谐音，甚至把他说成逃犯，以取其“犯”字与“范”姓同音，来“硬并”成同一个人，岂非大谬？真是煞费苦心，牵强附会，何患无辞！ 另外，从该碑文中可知孟姜女所到的乃至哭崩的长城，是云中塞，既不是王充和邯郸淳所说的杞城，也不是郦道元说的莒城，更不在山海关一带，与顾先生苦心孤诣牵强涉及的一些地方都不相干。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卓云写这篇碑文之前，原来的翠麓山就改称孟姜山了（嘉山是李如圭、林大辂、汪倬他们重建了贞节祠后，为嘉奖褒扬孟姜女才改名嘉山）。这说明孟姜女传说当时的影响就很大了，山都改成了她的名字。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在全国其它所有流传孟姜女传说的地区，哪一处能拿出时代这么早、这么独立、详细、完整和权威的孟姜女记载来？根本没有，即使有，也都只能是些把杞梁妻生拉硬扯而来的零星而牵强的记载，那实际上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孟姜女。因为真正的孟姜女只能产生在修筑长城的秦代，不可能产生于秦代之前。 依据之二，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望夫石》，诗云： 仿佛古容仪，含愁带曙辉。 露如今日泪，苔似昔年衣。 有恨同湘女，无言类楚妃。 寂然芳霭内，犹若待夫归。 此诗是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后，从江夏来到巴陵故人贾至和族叔李晔处寄住，并游洞庭、涉沅澧、访武陵、吟桃源，题石门期间写的。这期间，他写了一批描写洞庭湖、桃花源以及《春滞沅湘有怀山中》的诗作，并留下了咏石门壶瓶山的断句。这首《望夫石》就是其中一首。他虽然没有直接标明写的是嘉山孟姜女望夫石，但从其内容和特点来看，应该是写的嘉山望夫石。因为当时有“望夫石”的地方还不可能很多，大面积的孟姜女传说正如顾先生所说，都是明中叶以后的事。唐代纵有“望夫山”、“望夫石”，都与“湘楚”没有什么关系，如刘禹锡所写的和州《望夫山》、《望夫石》，其中所望的是一位“提戈去不还”的丈夫，不具备湘楚之地和湘楚文化特点，当然不会是孟姜女所望的范郎。至于像山海关之类的“望夫石”，乃至该处孟姜女传说的产生和建祠时间，也都是明代万历年间，比李白迟了七百年左右，更何况李白没有去过山海关，所以他决不可能写山海关之类的“望夫石”。再看诗的内容，“有恨同湘女”是用了舜妃的典故，突出亡夫之恨。“无言类楚妃”是用的楚灭息国之后，楚文王霸占了息侯的夫人息妫，息妫便以不说话来表达她对楚文王之恨的典故。这都是楚地，并且是邻近嘉山之地的典故，具有鲜明的湘楚文化特点，显然是就地取材入诗。倘若他写的是北方或与湘楚不相干的“望夫石”，他会舍近求远用特具湘楚地域和文化特色的典故吗？另外，嘉山孟姜女传说中，望夫情节是一个重要内容和特征。此诗最合这一特征。所以，笔者认为，这首作者到过这一地域，写出的内容又极具湘楚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的望夫石，不是嘉山望夫石，又是哪里的望夫石呢？而且，此诗可能还是开后来嘉山一带众多民歌、曲艺和文人诗词大量描写孟姜女望夫内容之先河的作品。倘若这个判断不错的话，那么，此诗就比晚唐诗僧贯休写的《杞梁妻》更早，价值也更大。因为李白诗中根本没有杞梁妻的影子，杞梁妻也没有望夫的内容。这个湘楚文化中的“望夫石”完全独立于齐鲁文化中杞梁妻的影响之外。而贯休的诗则仍然处于杞梁妻的误区之中，所以根本不能视为从杞梁妻到孟姜女转变的关节点。
三、从宋宗谔的《姜女吟》看同官与嘉山两地孟姜女传说的关系
如果说，李白这首诗没有特地标明是写的嘉山望夫石，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下面就举出一位无庸置疑的权威人士的诗例，来证明孟姜女与杞梁妻无关，而与嘉山孟姜女关系重大。这个权威人士的诗作，就是从陕西同官所在地，今之铜川市印台区政府网站上公布的宋代嘉祐年间任同官县令，并重修了同官金山“姜女庙”的宋宗谔①所写的《姜女吟》二首七律诗。（宋宗谔重修同官姜女庙之事，前面所引顾先生文中就有，但无其诗。）笔者认为，宋宗谔这两首诗不仅可为李如圭的孟姜女嘉山说及卓云碑文的重要依据，而且还是了解同官与嘉山两处孟姜女传说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也说明陕西同官是孟姜女传说在北方流传的一个关键性地域。 宋宗谔的《姜女吟》诗云： 一 竹叶含情缕缕青，菱花落涧自分明。 悲凉关月有时望，凄断巫云何处行？ 双手拍来分岸迹，一泓涌出写幽贞。 可怜万杵长城怨，博得娥眉几哭声？ 二 九渊填郁地灵开，洒血濡枯辨骨骸。 走鹿未须警鹄怨，穷途不信有山回。 双钗紫气堪横斗，半袖清风送落梅。 函谷衡阳千载恨，行人只说泪泉隈。 第一首诗的第一句突出了“竹叶”，第二句突出了“菱花”。若此诗是写的同官金山上的孟姜女或姜女庙，说金山上有“竹叶”，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但这里用了“缕缕”而不是“片片”二字来形容其叶形，就不是一般的竹叶了，那竹叶应当纤细如丝，才会用“缕缕”二字来形容，否则就会受人指责用词不当。查同官金山有关孟姜女的资料，包括当地即今之铜川市印台区政府发布这二首诗的网站中，也没有关于这里有这种特殊竹叶且与孟姜女相关的资料。这种纤细如丝的竹叶，只有湖南嘉山才有，并且与孟姜女密切相关。笔者无须引用《澧州志》或《孟姜山志》中的有关记载，还是引用前面顾先生文中所说的：“（嘉山望夫）台旁有小竹，名‘绣竹’，一名‘刺竹’，叶子破碎得像丝缕一般。相传孟姜女到台上望夫，一路做着针黹，随手把针划叶，后来就变成了新种。”只有如此解释，“缕缕”二字才有着落，才解释得通。 再看“菱花”，若作菱角花解，即使同官金山之麓有“菱角”这种水产植物，而本来就生长在水中的菱角花又何云“落涧”呢？显然，这“菱花”不是指“菱角花”，而是古代代指镜子的“菱花镜”，同官金山也没有相关资料说明其有与孟姜女相关的菱花镜。而嘉山却有，顾先生在上述引文之中就有“（嘉山）山下有石四方，各尺许，光明可照，传为‘姜女镜石’，石上有很清楚的脚迹（今已坠入水中）。”而《澧州志》卷四中说的是“……近僧苦凭者瞻伺，潜推镜石堕水中。”这样，“菱花落涧”也就有了着落。而这种与孟姜女相关的特殊“竹叶”与“镜石”，是其它任何地区的孟姜女传说中都没有的，它是嘉山孟姜女传说中的标志性古遗迹，竟然出现在了重建同官“姜女庙”的同官县令宋宗谔的诗篇首联之中，这说明了什么呢？ 再看该诗的颔联：“悲凉关月有时望，凄断巫云何处行？”写的是孟姜女登高望夫的景与情。我们知道，嘉山孟姜女传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望夫”，澧州乃至鄂南一带众多山歌、曲艺与文人诗词中对孟姜女在嘉山望夫作了大量描写，这是嘉山孟姜女传说与其它孟姜女传说地区相区别的又一重要特点。正因如此，所以嘉山有望夫台、望夫石、恨石、绣竹等古迹，至今嘉山之巅还有望夫塔。而且，站在嘉山之巅向北（包括秦陇晋一带）遥望的话，中间稍左一点恰好有巫山山脉相隔。而“巫山云雨”则是众所周知的代表男女情爱的典故，所以，“凄断巫云”既可理解为真实的地理间隔，也可理解为夫妻间的情爱之被隔断，最恰当的理解则是真实的地理间隔恰好喻示出了孟姜女夫妻之间被凄凉斩断了的情爱生活，这是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中追求的情景交融的最佳境界，而这句就恰好产生出了这种意境，若是写北方的孟姜女望夫，作者恐怕是不会用“巫云”之典的。 颈联的出句“双手拍来分岸迹”，是运用了山西曲沃县侯马镇南浍河桥土岸上有孟姜女手迹的传说，即孟姜女去长城途中经过浍水，水涨不得渡，她以手拍南岸而哭，水就浅了下去，这手迹就是她拍岸时遗留下来的。而对句“一泓涌出写幽贞”，是运用了同官的传说，即孟姜女负夫骨返乡途中，走到同官北五十里的北高山中，渴极了，大哭，忽然地下涌出泉水来了（即哭泉）的传说，这一联高度概括地写出了孟姜女去长城寻夫的一去一返，并运用民间的传说体现出孟姜女寻夫的行为感天动地。 末联则是作者所发的感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姜女吟》的第一首诗，显然是从澧州嘉山的“绣竹”、“镜石”起兴，进而写孟姜女在嘉山望夫思夫，然后赴长城寻夫，和负夫骨返乡的三个主要情节，而这恰恰是嘉山孟姜女传说与其它地区传说相区别的主要特征，这难道仅是无意中的巧合吗？ 第二首诗的首联“九渊填郁地灵开，洒血濡枯辨骨骸。”是说秦始皇筑长城，使黎民百姓的怨气都填满了地底下最深处的黄泉，所以地灵都受到震撼，以致长城崩塌，让孟姜女在众多死于长城之役的尸骨之中，滴血认出夫骨。 颔联出句“走鹿未须警鹄怨”比较费解，“走鹿”应该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蒯通的话：“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鹿则指秦朝的帝位或政权，这里指已经因民怨而不稳固的秦政权。警，即警戒、警报。鹄怨应该典出屈原《卜居》的“宁与黄鹄比翼乎？”这句中的鹄怨应意为像黄鹄失去比翼之侣的怨恨。全句是说：秦政权（或秦始皇）应该不会像对待边关烽警那样对待一个像黄鹄失侣的弱女子孟姜女的怨恨而派兵追杀吧！对句“穷途不信有山回”，则是运用了前面所引顾先生文中说的追兵紧紧追赶孟姜女，正在无奈之际，忽然山峰转移，遮住了她，后来这山就叫做“女迴山”的传说。 颈联出句“双钗紫气堪横斗”，是运用顾先生文中所说的孟姜女死于同官金山石穴下后，土人祭祀她夫妻时，从石穴的洞隙中可以看见金钗的影子这一传说。全句是比喻孟姜女身上的那股凛烈之气直射斗牛。对句“半袖清风送落梅”既可以是写景，也可以比喻为那不大的清风最后吹落坚贞如梅花般的孟姜女的芳魂。 这两联体现出宋宗谔并非盲从民间传说，他不相信秦庭会派兵追杀孟姜女和山峰还会转移来遮护孟姜女的传说，这可能就是《耀州志》驳遮回说之所本吧。但宋宗谔对孟姜女的奇节苦行却是十分尊崇的，因而有“双钗紫气堪横斗”之赞。 最重要的是此诗的末联“函谷衡阳千载恨，行人只说泪泉隈。”“函谷”应指函谷关一带，在河南西部与陕西南部之间，是原秦国之门户锁钥，用在这里，则泛指北方的秦晋之地域或代指长城区域，而衡阳在湖南，属湘楚。古人认为北方的鸿雁秋天南飞到衡阳就不再南飞而返回了。如果宋宗谔不知道死在同官的孟姜女是“楚人”，甚而至于是澧州嘉山人，何必用一个专门代指湘楚之地的衡阳来寄寓孟姜女魂滞他乡的千载之恨呢？若孟姜女是“齐人”、“燕人”或“同官人”（“松江人”之说出于宋后，且不论）与“衡阳”又有什么关系？“齐”与“燕”都在函谷的东北方，同官在函谷的西北方，而且相距不远，宋宗谔会用远在南方千里之外的“衡阳”一词来代指吗？显然，宋宗谔是要特地点明孟姜女是“湘楚人”，否则，他是不会用毫不相干的典故或特指词来滥竽充数，拼凑诗句的。而且，末联这两个诗句意思很明显是在说：从函谷南去衡阳的鸿雁千年来都承载着死于同官而未能返乡的孟姜女的遗恨，而像鸿雁一样来来去去的行人却因年代久远已不知道孟姜女是澧州人，只传说她是死于同官“哭泉”近旁的同官人，并祭祀着她。这一联诗句若不如此解释，那么“只说”二字就没有着落。综观第二首诗，是写嘉山孟姜女哭倒长城、滴血认夫骨并负夫骨返乡途中死于同官金山的经过，并为孟姜女夫妻客死异乡未能魂归故里而深表同情，同时也告诉行人们，说孟姜女是同官人是错误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推断或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宋代嘉祐年间的同官县令宋宗谔既然重修过姜女庙，说明宋代之前，不说是秦末两汉，至少在唐五代时这里就有孟姜女的传说，并有了姜女庙，可能是被唐末农民战争，或藩镇割据战争和五代的战乱所毁，才需要重修。重修同官姜女庙的宋宗谔，不仅清楚死于同官的孟姜女是澧州嘉山人，而且对嘉山孟姜女的相关古迹和地理形势也十分了解。同时说明嘉山孟姜女传说到宋嘉祐年间已经传播很广，影响很大了，几千里之外的宋宗谔连“绣竹”、“镜石”这些细节都知道。另外，他不相信产生于同官的秦兵追杀，以及山峰转移遮挡追兵的传说，并在诗中告诉人们孟姜女是客死异乡的澧州嘉山人，说明他是一位严谨求是的官员，他诗中透露的信息，应该是可信的。 2、从宋宗谔的诗中可以看出，同官孟姜女的名字是孟姜女，而不是杞梁妻，这说明宋宗谔比迟他五百多年的李如圭还清楚孟姜女与杞梁妻无关。他不会将二者搞混淆。 3、李如圭在嘉山《贞节祠记》中开篇就说：“澧治东北二里许，有贞节祠，祀秦节妇孟姜女也。”同是活动于明嘉靖时代的澧州人刘崇文《姜女祠有感》诗的首联云：“祠古名犹著，年深事不磨”，并在诗前小序中说：“……贞烈祠在州东一里，临江，祀孟姜。”以前论者们皆不以为然，以为附合李如圭而为之。既然唐五代，至迟在宋嘉祐之前同官都有了从澧州而来的传说，并修了姜女庙，宋宗谔还重修了姜女庙，那么就足以相信李如圭和刘崇文所说的澧州原来就有了姜女贞烈祠，以及“祠古名犹著，年深事不磨”言之可信，同时也可以证明，李如圭在《贞节祠记》中说：“按《澧志》载，秦时州有孟姜女者，适范郎。因始皇筑长城，范郎往供役。姜女于州嘉山之顶筑台以望，久而不归，乃不惮险远，亲往长城寻觅。”并非没有可能。当然，李如圭所说的《澧志》今已失传，我们已见不到了。但比李如圭还早一千多年的晋代卓云的《孟姜故宅碑文》，现在却仍可以看到。即使这不是真人真事，只是记述了一个民间传说，也充分说明嘉山在晋代之前就有了一整套孟姜女传说，而不是明代嘉靖年间的李如圭无中生有杜撰出来的。嘉山的这一孟姜女传说远远早于了陕西、山西、山海关、松江等地的传说，更与山东的临淄、杞城、莒城等地及杞梁妻毫不相干，根本就与杞梁妻没有递邅演变的关系。就连顾颉刚先生本人，在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的《地域的系统》的第一节《山东》中，也不得不说山东“这个区域中的传说，现在是衰微极了，不但不能伸张它的势力到外面来，反而顺受了外面的传说的侵略”。这是顾先生错误地以杞梁妻为起点寻找孟姜女的必然结果，因为孟姜女根本就不是杞梁妻。在孟姜女故事盛传之后，山东的杞梁妻必然衰微。我们不能因为汉代的文人只重视文献典籍而轻视民间传说，没有把嘉山和同官的孟姜女传说写入《列女传》之类的文献中，就不承认汉代已有嘉山孟姜女传说的存在。 4、如果说孟姜女是同官人，为什么同官除了“哭泉”、葬她的石穴钗影之外，没有她究竟是同官哪乡哪村哪座山的人，以及其他与她相关的家人及其相关的古迹资料传世呢？而嘉山却有《孟姜故宅碑文》和《澧州志》、《贞节祠记》、《孟姜山志》等那么多相关人事和古迹的记载。反过来问：若孟姜女没有向同官人说起过自己的籍贯和经历，就死在荒郊野地，同官人会给一个姓名籍贯都不知道的荒郊女尸建祠修庙，给予祭祀吗？显然，孟姜女向同官人讲述过自己的籍贯和经历，或者真如《孟姜故宅碑文》所说，她有兄弟随行，可能把情况告诉过同官人，引起同官人对其奇节苦行极大的尊崇，才会为她夫妻俩建祠修庙。也正因为同官人建庙之初知道了她的籍贯，所以同官没有她是本地哪乡哪村哪座山的人，以及其它相关遗迹流传。时间长了，后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见她葬在同官，又有祠庙，所以误为她是同官人了。 5、从宋宗谔《姜女吟》诗中可以看出，诸如嘉山的“绣竹”、“镜石”、“望夫”和山西、陕西的“拍岸”、“哭泉”、“女迴山”、“石穴钗影”等等关于孟姜女的传说，并不是如顾先生说的是明中叶到末叶才忽然兴起的，远在宋嘉祐年间之前就有了。不然就不会出现在宋代的宋宗谔诗中。 6、《姜女吟》早于《大明一统志》成书的明天顺五年足有五百年左右，完全可以否定顾先生说的明代以前“同官之说，前所未闻”。 7、同官与嘉山孟姜女传说的关系，并不是明嘉靖年间的李如圭作伐“硬并”出来的，湖南的孟姜女也非明代才露脸。以晋代卓云的《孟姜故宅碑文》而言，晋代乃至之前同官与嘉山就联系起来了，宋代的宋宗谔又证实和延续了这种联系。从嘉山孟姜女这一系统来看，孟姜女就是孟姜女，不是由杞梁妻演变而来，而是由嘉山而来，她生于澧州，死于同官，更不存在“她从齐籍转入了秦籍”，又因为李如圭的作伐，使她才成“楚国人”的问题，反而是顾先生自己要把孟姜女说成是杞梁妻，所以把事情的逻辑关系搞颠倒了，造成了先有同官孟姜女，后才有嘉山孟姜女的错觉。至于潼关、安肃、山海关几处孟姜女传说区域，试想，倘若之前没有同官孟姜女传说传播到这几地，只有《左传》中的杞梁妻故事，那么，隆庆三年（1569），安肃知县周以庠会梦见孟姜女，并寻得了北宋的石刻，以至“立孟姜女墓碑，又建忠节堂，祀他们夫妇”吗？他梦见的为什么不是杞梁妻，而立杞梁妻墓碑，为杞梁妻建什么堂，祀杞梁妻夫妇呢？他到底是受了孟姜女的影响，还是受了杞梁妻的影响呢？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嘉山孟姜女并没有经常改变自己的籍贯，只有像顾先生那样，非要把孟姜女说成杞梁妻，并随着文化中心的转移而转移，才会让那个有杞梁妻鬼魂附体，或并不存在的北方孟姜女不断地改变籍贯。 8、正因为陕西同官当地有像宋宗谔这样权威性人物留有死于同官的孟姜女是澧州人的证据资料（估计当时还有更多实物或资料，李如圭《贞节祠记》中就曾说同官“历代诗文碑刻声称赫然”，他于丙申（1536）春总理河道时，还曾命祥符县榆林刘九容遣吏于本祠摹印历代诗文碑刻，其中亦有“或者以为楚人”之句。虽然现在已见不到了，但说明他也是一位严谨求实的官员。）所以，后来乔世宁做《孟姜女传》，马理做《同官孟姜女碑记》、《孟姜女补传》及《孟姜女集》时，就完全采用了澧州说。这并非是他们只信了李如圭的话，才“一口咬定孟姜女是澧州人”，并“甘心牺牲《一统志》同官产之说”的。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写《一统志》的人其时并没掌握足够的资料，了解到真实情况，所以成文有误，以致乔世宁和马理不得不择善而从，才说孟姜女是澧州人。至于乔世宁在碑记中说孟姜女是“前秦澧州人”，顾先生觉得“甚可异”，其实并不可异。这个“前秦”即是说以前秦代的时候，犹如今人之说“前清”、“前明”一样，而非东晋时期北方十六国中的苻氏前秦，因为澧州从来就没有在苻氏前秦版图之内过。 9、同官方面，宋、明两代的权威性人士宋宗谔、乔世宁、马理都一致认同了孟姜女生于澧州、死于同官之说，并敢于不顾《大明一统志》的错误记载，不仅印证了李如圭的孟姜女嘉山说并非妄言，更印证了晋代卓云《孟姜故宅碑文》中死于同官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北方同官的孟姜女传说与齐鲁文化中的杞梁妻无关，而与湘楚文化中的孟姜女传说有直接而密切的传承关系。进而我们可以推断，因为同官是孟姜女的死地，又先有她夫妻的坟墓与祠庙，必然成为这个传说的二度中转站而传播到北方的其它地区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山西浍州、河北安肃乃至山海关等地的有关孟姜女传说，都极有可能是同官那些“行人只说泪泉隈”的行人们传播出去，而在那些地方落地生根，二度开花结果的。即使北宋早于嘉祐的祥符年间安肃王梦征作的《姜女庙记》，也在孟姜女死于同官之后，也在卓云《孟姜故宅碑文》之后，因而，她们的名字都叫孟姜女，而不是杞梁妻。都属于嘉山同官孟姜女系统，而不属于杞梁妻系统。至于唐玄宗天宝六年（747）问世的《同贤记》中说的燕地的孟仲姿，显然与嘉山同官系统的孟姜女有“孟”“仲”二字所标识的“大姐”与“二姐”的序列亲缘关系，而与杞梁妻攀不上一点亲。孟仲姿显然也应该属于嘉山同官孟姜女系统，而不属于杞梁妻系统。我们还可以举出北宋时期曾任过山东益都县令、累官户部侍郎的张掞的《吟姜女》一诗为证。诗云：“哲妇丛祠倚翠岑，哭城遗烈可悲吟。秋霜劲节男儿事，何意天钟女子心？”其题目和内容显然都是赞颂的孟姜女而非杞梁妻，充分说明孟姜女在北宋就早已在山东独立门户了。最有趣的是，此诗碑新近从铜川市郊区的发现，这就更加证明了同官的重要地位。顾颉刚先生总想寻找由杞梁妻变成孟姜女的节骨眼儿到底在哪里，其实，同官才是关键所在。因为，哪怕记载孟仲姿的《同贤记》早在唐玄宗天宝六年出现，比李白写《望夫石》还早了几年，但它比晋代卓云写《孟姜故宅碑文》的太康六年（285）迟了462年。这么长的时间，嘉山同官系统在北方孕育衍生出一个孟二姐“孟仲姿”，其孕育期还不足够吗？ 至于山东泰山附近的孟姜女庙，泰安市的“贞女山祠”等，尽管在齐鲁之地，甚至可能早于安肃之庙，也不见得不是“受了外面的传说的侵略”之后出现的。道理很简单，山东的父老乡亲若为杞梁妻建祠修庙，怎么不清清楚楚地标明“杞梁妻庙”，却用一个不知其为何许人也的孟姜女来命名？而且，尽管刘向《列女传》把杞梁妻列于《贞顺传》中，但杞梁妻那点事，不过为丈夫死后无依无靠而哭城、而投水，根本谈不上有重大社会历史意义，若不沾点孟姜女的光，她能戴上“贞女”的桂冠吗？她有资格修庙建祠吗？刘向自己就没有把孟姜女和杞梁妻区分清楚，以致自误误人。 因此，同官就是孟姜女在北方取代杞梁妻而扬名立万的关键之所在，只有那些没弄明白这重关系的文人墨客们，还误以为孟姜女与杞梁妻真有关联，才时不时地在关于孟姜女的诗文中扯上杞梁妻以示自己博古通今，谙熟典籍。他们比宋宗谔差远了。 10、既然嘉山和同官孟姜女的来龙去脉已经十分清楚，而顾颉刚先生却又说同官孟姜女是由“沮漆间的大人物”、“姜嫄”转误的，并且说“孟姜女一名亦即由姜嫄而来”。还说嘉山孟姜女是“舜妃的故事传去之后，他们把帝子湘君忘了；孟姜女的故事传去之后，他们又把舜妃忘了，把舜妃那一套家伙都赠与她了，所以舜妃有‘望帝台’而孟姜女有‘望夫台’，舜妃挥泪于竹而成斑文，而孟姜女也把针划叶而成‘绣竹’。”顾先生真被浩如渊海的古代神话和文献典籍搞糊涂了，他所有研究孟姜女传说的论文都是试图证明，甚至一口咬定孟姜女是杞梁妻演变而来的，并因文化中心的转移而流传到各地区的，怎么突然之间又说同官孟姜女是“姜嫄”变来的，嘉山孟姜女是舜妃变来的，甚至连孟姜女这个名字都是由姜嫄而来的呢？这岂不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吗？ 姜嫄是更早于尧舜时代的帝嚳之妃。关于她的传说是：因她在野外看见一个巨人的足迹，觉得好奇，就以自己的脚去踩了这个足迹，因而怀孕，生下一个怪胎肉球，以为不祥，就将之丢弃在一个狭窄的小巷中。谁知过来过去的牛马牲畜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这肉球，生怕踩伤了他。姜嫄又将肉球弃之树林中，但林中砍伐树木的人多，于是又把肉球丢弃在结了冰的湖水上，但有众多鸟儿以翅膀来保护他，为他保暖。这时传来婴儿的哭声，姜嫄过去看到一个可爱的男婴已从衣胞中挣脱出来了。姜嫄觉得这孩子很神异，就抱回去抚养。因这孩子三次被弃，所以取名为“弃”，就是后来发明农业，备受人们尊崇的“后稷”。这个传说的主题是丢弃儿子，与寻找丈夫的孟姜女在性质上毫无共同性，怎么能视为孟姜女的原始雏形呢？难道仅凭姜嫄是沮漆间人，名字中有个“姜”字，就是孟姜前身？即便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找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呀！沮漆间人和名字中有“姜”字的人可多着呢，何况孟姜女是澧州人，而不是沮漆间人！ 11、同样，嘉山孟姜女与舜妃也不能混为一谈。虽然舜妃也有寻找丈夫的经历，也有望帝台，并与竹子有关，笔者甚至还可以为顾先生增加两个论据：一是舜妃和孟姜女都哭得很伤心，舜妃之哭有“斑竹一枝千滴泪”之说，孟姜女能哭倒长城；二是舜妃死后变成的湘水之神湘夫人与孟姜女都是沅澧流域盛行几千年的巫傩祭祀或巫傩文化中的傩神。但这些都只能视为嘉山孟姜女产生的历史文化土壤、孟姜女不是蜕化于古代神话的新蝉，她只会产生于秦末，即使不是生活中的真实，也具备当时的艺术真实性。如果说孟姜女传说是舜妃演变而来，为什么她不出现在君山或岳阳地区的任何一个县市，却跑到澧州嘉山来呢？舜妃死于洞庭湖东端的湘水之中，祠庙建在君山，但她成为湘水女神湘夫人后，却与舜帝所变的湘水男神湘君约会、游嬉于洞庭湖西端的“西澨”、“北渚”、“澧浦”，屈原的《湘君》、《湘夫人》就是说的此事。它与东端的舜妃殉情互相呼应而流传千古，是不可分割的二部曲，人们绝不会顾此而失彼。外地人可能不清楚，今之津市市区一带，本是古之澧州城东面的出马之地，也就是屈原《湘夫人》、《湘君》诗中“帝子降兮北渚”的“北渚”、“西澨”和“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的所在地。津市段的澧水河中，就是湘君用各种嘉木香草搭建他与湘夫人爱巢的河段。南岸的皇姑山就是湘夫人“登白薠以骋望”的地方，因为舜妃或湘夫人是尧帝的皇姑，皇姑山名也由此而来。而南面仅四、五公里处与皇姑山对峙的一座山，就是孟姜女和车胤的故里嘉山。嘉山是武陵山脉东头第一峰，皇姑山是第二峰，是武陵山脉与洞庭湖盆地的交界点。两山之间是一个弓形平原，是津市市的工业区，澧水则是弓弦。在远古时期，皇姑山东麓是洞庭湖口。到了中古时期，由于长江与九澧等江河泥沙的淤积，嘉山东麓就成了洞庭湖口。“帝子降兮”的“北渚”和“登白薠以骋望”的皇姑山与嘉山如此之近，而嘉山西麓的新洲城自东晋至初唐又是澧州的治所，屈原的《湘夫人》、《湘君》等作品作为楚文化的代表作在此地长传不衰，以演唱《九歌》为特色的傩戏和巫傩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在以嘉山为中心的沅澧流域长期流传，直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才破掉。改革开放后，石门一带傩戏又兴了起来。可以说“舜妃”和“湘夫人”是这一地域的文化符号。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人们会把舜妃忘记或与孟姜女混淆吗？显然不会。 湖南是一个盛产竹类的省份，“绣竹”与“斑竹”种类不同，不同的地方把不同种类的竹子按其各自特点用入不同的传说故事之中，本是很正常的事，怎么都成了舜妃的“那一套家伙”呢？那桃花源中的方竹，以及各县市的楠竹、金竹、窝竹、罗汉竹等等种类，还有全国各地的望夫山、望郎峰，难道都是从舜妃那里拿来赠与的吗？至于顾先生所引庾信的“城崩杞妇之哭，血染湘妃之泪。”“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根本不能成为孟姜女即舜妃的根据，因为诗文中的对仗句必须用不同的人事物相对才行，否则便“合掌”，乃诗家大忌。庾信是中国诗歌史上极有影响的诗人，决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他显然是引用的不同典故属对的。
四、湖南澧州嘉山产生孟姜女传说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传播条件与时间
既然陕西同官方面把孟姜女传说的源头指向了湖南澧州的嘉山，并且与嘉山卓云的记载相符，那么人们必然会问，澧州嘉山具有产生孟姜女传说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吗？ 回答是：不仅有充足的条件，而且比其它地区具备更多的条件。 孟姜女传说的主题是揭露秦始皇修筑长城时的徭役及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苛政暴政，它与长城密不可分。所以，这个传说只能产生于秦代，不可能产生于秦代之前的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界定，否则就违背了历史逻辑。 孟姜女作为一个传说人物，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谁也说不清楚。顾先生从浩瀚的史料中寻找到《左传》中的杞梁妻作为原型，并广征博引，证明是她发展演变而成为了孟姜女，如前所叙，中外很多专家学者就有不同意见，原因就不重复了。从广义上来说，秦始皇筑长城，乃至后来的历朝历代修筑长城期间，繁重的徭役使全国各地都会产生孟姜女那样失去丈夫的悲剧，其中当然不能排除可能有不畏艰险，敢于去长城寻找丈夫的忠贞女性，因而产生出大同小异的传说故事来。这些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肯定会互相影响，交融、合并（其中也不排除吸取杞梁妻故事的某些成份）乃至形成一个全民族的共同传说母题，这才是孟姜女传说的真正社会历史原因和背景。 从狭义上来说，澧州在秦代隶属黔中郡，在同属黔中郡的湘西偏远山区都曾出土数量惊人的秦代官方竹简，并且填补了很多秦代史料的空白。这说明秦代即使在偏远的湘西山区，政府的公务活动都十分活跃繁多，更何况有湘西北门户之称的澧州呢？ 所以，秦始皇筑长城时，从澧州分派徭役是必然的。而且，就在湘西，秦朝还修建了一座南长城。同时，秦始皇派司马错平定百越期间，百越人的反抗十分厉害，没有足够的粮草和运输条件供应平定百越的军队根本不行。所以，他们又修建了一条连接潇水与漓江以沟通湘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灵渠，司马错还在武陵（今之常德）修建了一座司马错城，至今犹在。其长期和大量的粮草必然从鱼米之乡沅澧流域征集，这些繁重的徭役和沉重的军粮任务必然给沅澧流域的人民造成巨大的负担和深重的灾难，因而，产生反秦情绪。这应该就是澧州地区产生孟姜女传说的社会历史和地域背景。 另外，还有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旧帐，造成了楚人的仇秦情结，更是楚地产生孟姜女传说的一个极重要的感情因素。楚国原来很强，楚怀王还曾经被推举为山东六国的纵约长。但他受主张连横策略的秦相张仪之骗，被秦给商于之地六百里所诱，与盟友齐国绝交。后楚向秦索地不成，先后与秦战于丹阳、蓝田，为秦所败，失去了汉中一带大片国土。后楚又遭齐国攻击，国势日衰。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再次受骗，入秦被扣，死于秦，造成楚国莫大耻辱。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楚国的郢都又为秦国攻破，并因此致使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忧焚沉江而死，楚国最终亡于秦国。这就在感情上让楚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仇秦情结和复仇心理，当时甚至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因此，在与楚郢废墟只有一江之隔，又同在屈原行吟和沉江的洞庭湖区，澧州嘉山产生仇秦色彩极为明显的孟姜女传说，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再者，湖南澧州也有产生嘉山孟姜女传说的丰厚文化土壤。 澧州，特别是嘉山面对的澧阳平原，是一块富饶而神奇的土地。这里人杰地灵，它不仅是长江文明的发源地，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的发源地，也是原始先民最先从山区走向平原、湖区，实现由狩猎、采集向农耕文明转变，并进而实现由农耕文明向聚落式的都市文明转变的地方，这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次革命性跨越，是最早焕发出中华文明曙光的地方。 从文化方面来讲，这里也是产生丰富神话传说的地方，是产生传说的温床。居住在沅澧流域的“九黎三苗”（亦称苗蛮集团）中，就有盘古（或作盘瓠）开天劈地、伏羲女娲兄妹成亲、创造人类、制定婚姻，成为“神媒”（即婚姻之神）以及洪水遗民再造人类、女娲补天、治水、断鳌足以立四极、杀猛兽，还有雷公雷母……等等诸多神话传说，并影响和传播到了中原地区。另外，湘东还有炎帝（即神农）神话，湘南还有祝融、舜帝神话。洞庭湖还有天帝二女和舜帝二妃神话，以及屈原宋玉在其诸多光辉诗文中留下的众多神话人物和事物，还有西施、范蠡隐居洞庭赤山的传说。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丰富瑰丽、气势恢弘的神话世界，形成了一个丰富而浓厚的文化背景，彰显出了湖湘先民想像丰富、气魄宏大，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以及忠于爱情、大爱大勇、不畏强暴、不惧艰险、坚忍不拔的文化精神和地域性格，并且具有极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孟姜女传说恰恰就具有这些特征——这，就是产生嘉山孟姜女传说的人文背景和文化土壤。 同时，澧州也有向四面八方传播孟姜女传说的条件。 古时候，特别是秦代修了驰道之后，除了陆路之外，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是江河的水运。中国自西向东有北方的黄河，中部的长江，南部的珠江。将这三条大江大河南北相连的，则有汉江、湘江（还有沅江、资江），而秦代修建的灵渠又连通了湘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这就使中国的水路交通形成了一个王字形的交通网络系统，洞庭湖文化研究会长邓企华先生称之为中国古代一座巨大的水陆立交桥。而澧州（包括今之嘉山隶属的津市市）恰好就座落在这巨大王字形水陆立交桥的中间交点部位。陆路有涔阳古道连接中原和川桂滇黔，水路北出长江经汉水可通秦晋豫冀，东出洞庭可达赣皖江浙，南沿湘资沅可通岭南粤桂，西上三峡可通巴蜀。史前时期，澧阳平原上的先民就把稻作文明传播辐射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浙、陕西的汉中、岭南的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乃至今天遍及印度、太平洋的南岛语族的最终源头，都极可能要追溯到澧阳平原。到秦汉之交，传播孟姜女传说，不是更容易吗？ 自秦至西晋灭亡之前，北方并没有大量移民到南方来，文化中心也没有自北方转移到南方尤其是澧州一带以传播孟姜女传说。恰恰相反，秦末倒发生了打着“张楚”（意即扩大、张扬楚国）旗号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更有楚霸王和刘邦领导的楚地军队直捣中原，攻陷咸阳，推翻了秦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极有可能是这些意欲张扬楚国、揭露秦朝暴政，以鼓动民心，动摇秦朝统治基础的楚人，把楚地孟姜女传说带到北方，其中当然包括陕西潼关与同官，乃至山西浍州、河北安肃诸地区去进行广泛的反秦宣传，以致那些地方后来都出现了孟姜女传说。在西汉的“八王之乱”中，就有衡阳王参与北上，在东汉末年讨伐董卓的各路诸侯中，湖湘子弟组成的队伍就最先到达，这都有可能把湖南孟姜女的传说带到北方。
五、结论：嘉山才是孟姜女传说的真正源头
以上所论，说明顾颉刚先生那样，定要从杞梁妻开始寻找孟姜女，尽管他广征博引，东拉西扯，牵强附会，不但寻找不到孟姜女传说的真正源头及其传播脉络，反而会把事情搞得复杂化和扑朔迷离。其最大的学术缺陷就是忽略了产生孟姜女传说之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土壤，仅从古籍中去寻觅之前的历史遗骸来拼凑和重塑之后的人物与故事。 而湖南嘉山最具备产生孟姜女传说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条件，其产生的历史时期和传播的时间、原因、渠道，都有非常明确清晰的脉络可寻。嘉山孟姜女既不是杞梁妻，也不是姜嫄、舜妃演变而来，更不是北方的移民或文化中心转移所带来的。她出生于钟灵毓秀的洞庭之滨，嘉山之麓。她的丈夫也不是杞梁，而是范忠。她是湘楚大地、洞庭湖区、澧阳平原的女儿。作为一个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典型艺术形象，她一产生就禀赋着秦末时期明显的历史胎记，禀赋着湘楚大地的人文特质和火辣辣的地域性格，禀赋着中国劳动人民，尤其是劳动女性的一切优良品德与风范，禀赋着楚人的仇秦情结。她身上寄托着哀兵必胜而哭倒秦王朝乃至整个封建统治的象征——万里长城——的人民意愿。她是湖湘儿女早期的杰出艺术化代表。她从嘉山出发，通过涔阳古道和那个巨大的王字形水陆立交桥，走向长城，又随着推翻秦王朝统治的楚军宣传和后代诸如车云、宋宗谔、李如圭、林大辂为代表的文人、高官的褒扬，走向全国，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全民族的民间传说母题，传播于国内外，成为湘楚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中的瑰宝，成为津市、澧州、常德地区和湖南省乃至中国的一张珍贵文化名片，并因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文史专家们的推介而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和爱护。
2012年12月30日定稿
注释：宋宗谔（996-1074），顾先生引文中为宗谔，误。但生平事迹暂无考，只从清赵翼转引宋代王明清《挥麈录》中知其子昭遘、孙果卿、重孙士廉三代皆于十八岁登探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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