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读书，是先博后精，还是先精后博，历来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先务精后务博，一种认为先务博再务精。两种读书方法在古今中外的读书的史上都能找到例证。
创立日心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就是一个先博后精的典型例子。他的兴趣是天文学，他后来的成就也出在天文学上。但是，他在求学期间，并未专攻天文学，而是各科皆学。他先后学习了数学、物理、艺术等当时已经出现的全部学科。后来才专攻天文，创立了日心说。
如果我们把目光再放开阔一些，就会发现，在西方学术史上，有许多名垂千古的大家均是如此。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达芬奇、牛顿、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等等。
先务精后务博是我国古代大多数文人、学者所采用的一种读书法。我国古代读书，讲究先读“六经”，通“六经”然后才可旁涉其他。在这种读书风气的影响之下，有许多腐儒终其一生都在研读“六经”，很难走出读经的狭隘圈子。但是，对于那些天资超凡的人来说，这个路子并不能束缚他们；相反，起初的务专使他们在以后的读书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快。我国古代的许多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即使如此。比如孔子、司马迁、张衡、沈括、司马光、朱熹、李时珍、徐霞客、王夫之、钱大昕等等。
由此观之，两种读书方法都能取得显著的成就。因此，笔者认为，开始读书时，究竟采用哪一种读书方法为好，这是不宜一概而论的。这里起码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时代风气，一个是个人的实际状况。
就时代风气而言，前述的欧洲学术史上的那些重量级的人物之所以在成名前读书都很博，这和近代科学的发展史是密切相关联的。大家知道，近代科学发端于欧洲，但是，在各学科还未细化、还未有明确界限的时候，大多数学人开始读书都是从“杂”开始，继而再根据的兴趣走向专的，前述的欧洲学术史上的那些大家均是如此。
就我国古代的情形而言，儒学是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在这种情况下，凡读书人读书首先必读儒家标榜的“六经”，在儒家学者看来，只有通“六经”，才能通其他典籍。所以，我国古代的读书人大多数走的是先专后博的路子。
就个人的实际情况而言，虽然因素很多，但细细分析，起决定作用的其实只有一种，就是家中有没有藏书；倘若有，藏书情况又如何。家中没有藏书或藏书量极小，读书就谈不上博；家中藏书丰富，量又极大，读书自然很容易走上博的路子。这种情况我们同样可以从前述的我国古代的那些大学问家的身上看到。比如清代的钱大昕，被后人誉为博学为清代之冠。钱大昕的祖父、父亲皆为读书人，致力于儒学，钱大昕小的时候，家里藏书就十分丰富。对此，钱大昕曾不无自豪地自述过，他说：“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困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
由此可见，家中藏书对一个人读书的重要性。
依据前边的分析，根据笔者的经验，这里笔者介绍这么一种读书法，供喜欢读书的人参考。这种读书法就是：精博相参，同步运行。
精博相参，同步运行这种读书法的要领是：
1. 开始读书时，不必考虑精与博哪个先、哪个后的问题。
2.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当精则精，当博则博；或精博交替，均可进行。
3. 读书有一定积累后，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兴趣，再在专上狠下功夫，力争取得突出成就。
最后，引述一段朱光潜先生论述“精”“博”的话，作为本文的总结。朱光潜先生说：“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到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上，凡是在某一科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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