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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曹魏是诸葛亮一生中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之一，从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到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他生命中的最后八年都是在北伐战争中度过的。研究诸葛亮北伐，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其一生的思想、作为、功绩等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作出更准确的评价，同时对于认识和分析汉末三国以来的历史走向以及从中总结出一般的历史规律，也不无启迪。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个人见解，主要从诸葛亮北伐的目的、经过、评价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评论，以就正于方家。
一.诸葛亮北伐的目的
关于诸葛亮北伐的动机和意图，传统观点是“以攻为守”。其滥觞大约要算吴人张俨《默记·述佐篇》：“孔明……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昔子产治郑，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1）
西晋袁准也说：“诸葛亮，重人也，而骤用蜀兵，此知小国弱民难以久存也。……小国之虑，在於时立功以自存，大国之虑，在於既胜而力竭，成功之后，戒惧之时也。”（2）
殆至晚明，此说经王夫之发挥，几成定论。他在《读通鉴论》中提到：“夫公固有全局于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秦、陇者，非长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门户也。天水、南安、安定，地险而民强，诚收之以为外蔽，则武都、阴平在怀抱之中，魏不能越剑阁以收蜀之北，复不能绕阶、文以捣蜀之西，则蜀可巩固以存，而待时以进，公之定算在此矣。公没蜀衰，魏果由阴平以袭汉，夫乃知公之定算，名为攻而实为守计也。”（3）
清人刘献廷亦谓诸葛亮“隆中已知天下大势终于三分矣，而出师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4）
这种认为诸葛亮北伐是“以攻为守”的观点，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影响甚大，持此论者不乏其人。（5）但近年来，又有学者撰文论证诸葛亮北伐并非“以攻为守”，例如郑之洪在《诸葛亮北伐新探》中写道：“弱国对抗强国，‘以攻为守’，主动挑起战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分合历史演变中找不到实例，而且与魏蜀对抗的史实不相符。”（6）还有学者从明唐顺之纂辑《武编·守》中关于“以攻为守”的具体解释出发，指出“无论是从战术意义上，还是从战略意义上，使用‘以攻为守’的策略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是己方已经遭到敌方攻击，或者是至少是对方已经有了来攻的意图；否则，己方根本就不存在守的问题，何来‘以攻为守’？”（7）
结合史实分析，传统的“以攻为守”说确值得商榷。案诸葛亮自建兴五年上《出师表》，率军北驻汉中，之后连续六次对魏作战，其中主动进攻有五次，属于防御的仅有一次（详见下文）。（8）在诸葛亮北伐之前，应该说魏国尚没有进攻蜀汉的意图，甚至连西线防备也不大重视，故《魏略》曰：“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9）何况蜀汉“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又有汉中天险，若闭关守土，自可“君臣无事”（10），又何必劳师远征，“以攻为守”，自起战端呢？
“以攻为守”犹言偏安一隅，无进取之意，这不仅与蜀魏攻战史实不符，也与诸葛亮本志大相径庭。史称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每自比於管仲、乐毅”，（11）后经刘备三顾茅庐，提出著名的《隆中对》，其中便有“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之语。其后虽然刘备东征失利，“中道崩殂”，诸葛亮受命辅佐幼主，但并未放弃早年制定的战略目标，故《前出师表》曰：“愿陛下讬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可见对北伐胜利充满信心；《后出师表》亦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虽然语气不如前表壮怀激烈，但统一中原、兴复汉室之志向犹充溢于字里行间。试问如此宏图大略，又岂是“以攻为守”寥寥数字所能概括的？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不但大诗人陆游对诸葛亮推崇备至，清人何焯也评论道：“以不懈于内任群司，以忘身于外自效，以修身正家、纳谏任人责其主，盖此又兴复之本也。”（12）其实关于诸葛亮北伐的真实意图，陈寿已经说得很清楚，语在《诸葛亮传》：“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由此可见，诸葛亮北伐的最终目标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若未能一朝成功，至少也要蚕食雍凉、压制魏国。“其中，‘兴复汉室’是远期目标，或曰终极性目标；而‘蚕食雍凉’则是近期目标，或曰阶段性目标。二者之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最终目的，后者是前者的具体步骤。”（13）关于“蚕食雍凉”，不但早年《隆中对》即有“西和诸戎”之语，更明见于《三国志·法正传》（14），故诸葛北伐始终以陇右地区为主攻方向。笔者以为，这种概括是比较完整和准确的，今从之。
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说诸葛亮北伐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外战争的特别渠道，培养、发现和搜罗蜀治国用兵之才，来弥补蜀国存在的严重人才不足。”（15）也有学者说北伐目的在于巩固孙刘联盟，通过持续进攻魏国，减轻东线压力，以示并无再图荆州之心。（16）凡此种种，在确定北伐目的是“统一中原”这个大前提之下，似乎也均可并存，毕竟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尤其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若不广泛涉猎，就难免失之偏颇了。
二.诸葛亮北伐的经过
如前所述，自建兴五年（227年）至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曾六次率军对魏作战，其中五次进攻，一次防御。《资治通鉴记事本末》标目为“诸葛亮出师”，今学界多称“诸葛亮北伐”。现结合史料（主要是《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注），简述如下。
建兴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牵制曹真所率关中主力。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同年冬，复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此战本为应东吴之请，属于突袭性质，因此前后不过二十多天。与战果相比，此战的战略意义似乎更为重要。（17）
七年，遣陈式攻武都、阴平，亮自出至建威，逼退郭淮援军，遂克定二郡。
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于阳谿。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亮分兵留攻，先破郭淮、费曜于上邽，又大败司马懿。此数战《三国志》正文皆不载，见于裴注引《汉晋春秋》。（详见后文附论）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
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阵于渭南。相持百余日，因积劳成疾而逝于军中。
由此可见，诸葛亮北伐，只有两次到了祁山，即第一次和第四次。（建兴八年那次属于防御作战，严格来说并不能算作北伐）因此传统的“六出祁山”之说多系小说家言与后人附会，须与史实区别对待。统观历次北伐，除了街亭之战损失少量兵卒之外，第三次、第四次都打了大胜仗，不但收复了对成都具有重要屏蔽作用的武都、阴平二处重镇，更以少数兵力打得“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的司马懿龟缩不出，“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18）既显示了蜀汉的国威和实力，也体现出诸葛亮作为一代军事家的优良素质。
附论：诸葛亮第四次北伐考异及辨析
关于此次北伐具体经过及最终结果，由于最具权威的官方史料《三国志》和《晋书》对此记载颇有矛盾，隐讳较多，与以《汉晋春秋》为代表的诸家之说大相径庭，给这场战役本身更增添了一番扑朔迷离的色彩。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率军四次出师，再攻祁山，魏明帝遣司马懿、张颌等督关中主力迎战，其间双方互有攻守，蜀汉因粮尽退军，途中设伏射杀张颌。对此，陈寿在《诸葛亮传》的记载极为简略：“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張郃交战，射杀郃。”似乎十分平淡无奇。但年代稍晚于《三国志》的《汉晋春秋》却记载了诸葛亮数次击败魏军，并取得“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的辉煌战果（19），这恰好又与《晋书·宣帝纪》所谓“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形成鲜明对照。然而之后历代史家论及此事，多取《汉晋春秋》之说，盖因其有着众多证据可论证其真实性。
首先，自《春秋》以来，为贤者讳，为本国讳，一向是被认为理所当然。陈寿为晋臣而修史，亦不得不有所回护。对此，清人赵翼论述颇详，并列举大量事例以证明《三国志》“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張郃大破之于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仓，斩魏將王双，见不书。三年，亮遣陈式攻克武都、阴平二郡，亦不书。以及四年蜀将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於阳谿，五年，亮出军祁山，司馬懿遣張郃來救，郃被殺，亦皆不书。并郭淮传，亦无与魏延交战之事。此可见其书法，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也。乃至蜀后主传，街亭之败，亦不书。但云‘亮攻祁山不克’而已。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20）
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也认为这种爱憎由己、厚诬来世的“曲笔”不可取，他在《史通》中写道：“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案金行（晋）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21）“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22）在这里，刘知己将陈寿之《三国志》与习凿齿之《汉晋春秋》作对比，直斥前者对司马懿父子屡战屡败、篡位弑主等丑行多所回护，而将忠实纪录这一切的《汉晋春秋》奉为“直书”典范，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史学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其次，所谓“俘斩万计”云云仅是《晋书》一面之词，于《三国志》诸传不见丝毫佐证。相反，《汉晋春秋》记载：“五月辛巳，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於南围，自案中道向亮”却恰与《三国志·王平传》所记“九年，亮围祁山，平别守南围。魏大将军司马宣王攻亮，张郃攻平，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相符。其中“无当监何平”，便是王平，因其本传云：“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可见《汉晋春秋》对此事记载的可信度较高。
再者，陈寿若是迫于时势，不得不为司马氏回护，则不书“斩首三千”情有可原，但又何以不书“俘斩万计”？既云“讳败夸胜”，司马懿若是在对抗诸葛亮时取得了如此重大胜利，应该不至于漏载（大肆吹嘘倒有可能）。反过来说，既然连陈寿都未予记载，可见此事的真实性确实值得怀疑。
三.诸葛亮北伐的评价
对诸葛亮北伐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传统的说法认为诸葛亮屡出无功，劳民伤财，毫无意义。例如前引张俨《默记·述佐篇》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吕温也说：“未能审时定势，大顺人心，才有余而见未至。”（23）更有人认为：“以区区新造之蜀，以求吞魏而复刘氏……此其亟于有功，而无其量以待之也。”（24）今学界以闵传超《诸葛亮再评价》等为代表，也认为蜀汉力量弱小，自刘备伐吴失利，国力远未恢复到足以问鼎中原的程度，若是闭关守险，犹能保存。还有人批评诸葛亮“不是一个有才能的军事家，且犯了战略战术错误”，因而直接导致北伐失败。（25）
凡此种种，试于下文逐一辨析之。
兵凶战危，自不待言，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统一是自秦、汉以来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而诸葛亮所处的时代，又正是一个只能由局部统一走向全国统一的历史时期。前、后《出师表》反复强调“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刘备时期集合的精兵猛将已经所剩无几，而“住与行劳费正等”，若不尽早北伐，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不可得也。尽管出兵难期必胜，但总还有一线希望，这难道不比消极无为、坐而待亡更可取吗？何况就当时形势而言，也由不得蜀汉好整以暇地充实国力，再从容北伐。魏、蜀连年攻战，势不俱王，而前者奄有整个黄河流域，若专注于发展生产，其速度是只有一州之地的蜀汉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到时两者的国力差距已经进一步拉大。还谈什么“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因此，那种所谓“只有在国力超过敌国力量时，才具备发动北伐的基本条件”的观点是相当迂腐和不切实际的（26），如果诸葛亮依此办理，那就只能与西汉末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一样，恃险坐亡、贻笑千古罢了。
就
当时形势而言，北伐是惟一选择，故诸葛亮采取了稳扎稳打、蚕食雍凉的策略。有人批评他不纳魏延兵出子午谷之计，一味“平取陇右”，不愿出奇制胜，是缺乏“奇谋”的表现，（27）笔者以为不然。首先魏延计划的风险性很高，经子午谷，“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可能吗？且不论子午谷长六百余里，道路艰险难行，但观数年后曹真伐蜀，走的也是子午道，结果“已逾月而行才半谷”，（28）士卒的体力都花在修复栈道上了。即使魏延打下长安，焉知魏军撤退时不会将存粮付之一炬？何况长安乃是魏国重镇，一出祁山时蜀军主攻陇右，魏明帝尚且亲自西镇长安，并命张颌火速增援，可见其战略意义重大。万一落入蜀汉之手，则魏国必倾全力来争夺，而魏延以区区万人（有五千还是背粮的）坐守孤城，胜负可知。相比之下，诸葛亮选择魏国向来防守薄弱的陇右作地区为主攻方向，不但可收出其不意之效，更兼风险较小，可以借此锻炼队伍、提拔人才，还不至于过分刺激魏国，可谓一举三得，比魏延之见不知高明多少！
诸葛亮北伐也并非是“劳民伤财”，而是在出兵的同时兼顾了经济发展。首先陈寿于《三国志·诸葛亮传》反复称颂其治蜀的功绩，“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同传引《袁子》亦云：“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其次以一州之地，屡次向魏国发起主动进攻，而且规模与时间都有扩展的趋势，这似乎也不是国力衰竭的迹象，当然，连年出兵也会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但是由于蜀汉政治清明，诸葛亮及其继承人以身作则、廉洁自律，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从而使国内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国内经济运转良好，民众几无怨言。故陈寿虽对其军事才能颇有微词，仍然充满感慨地写道：“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虽然诸葛亮北伐没有完成统一中原的目标，但也不应据此将其为统一所作的努力和功绩一笔抹杀。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虽然事实上北方远远强于南方，最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但在没有统一以前，却不能把统一当作曹魏独有的权利。如果说吴、蜀只能唾手投降，反抗魏的进攻就是违背统一，那还成什么三国呢？”（29）笔者深以为然。三国鼎峙，分土争雄，未尝不激励着英雄豪杰们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从而为后人在更好的基础上完成统一创造了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蜀魏力量的强弱对比，决定了北伐不能完全取得成功。客观规律固然不可逾越，那么人是否就应自缚手脚，甘作客观条件的奴隶呢？诸葛亮将弱小的蜀汉治理成三国中最有条理的一国，提步卒数万，与司马懿的数十万精锐抗衡，且屡次主动进攻，接连取胜，将主战场推向魏境，而司马懿不敢与之决战，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故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说：“懿实畏亮……及进而不敢战，情见势屈，为诸将所笑。”（30）对于这样一个已经突破了客观条件（尽管不是全部）的人，反而还要用“规律”去贬斥他，这难道是理所当然的吗？
与历史上众多英雄人物一样，诸葛亮的功业已无可追及，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执着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理想而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来说，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也必将同诸葛亮治蜀的功绩一样，永远为后人所效仿、景仰和怀念。
注释：
（1）（9）（10）《三国志·诸葛亮传》引裴注
（2）（18）《三国志·邓艾传》引袁子曰
（3）《读通鉴论》卷十《三国》
（4）《广阳杂记》卷一
（5）张大可《诸葛亮并非“重益轻荆”》，《江汉论坛》1981年第2期；简修炜、葛壮《诸葛亮北伐略析》，《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6期；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史念海《河山集·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
（6）《学术月刊》1997年第2期
（7）李兴斌、温玉川《诸葛亮北伐目的论析》，《齐鲁学刊》1995年第3期
（8）张大可《三国人物新传》第267页，华文出版社
（11）《三国志·诸葛亮传》
（12）《义门读书记》卷二十七《三国志·蜀志》
（13）李兴斌、温玉川《诸葛亮北伐目的论析》，《齐鲁学刊》1995年第3期
（14）《三国志·法正传》二十二年正说先主曰
（15）赵昆生《蜀汉政治新论》，《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2期
（16）李兴斌《诸葛亮北伐何以不用魏延的奇谋》《历史教学》1995年第8期
（17）《水经注·渭水注》载《与兄瑾言治绥阳小谷书》：“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重，溪水纵横，难用行军。昔逻候往来，要道通入。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可见此次出兵主要是为了减轻东吴压力，但这条史料似乎历来未受史家重视。
（19）《三国志·诸葛亮传》引汉晋春秋曰：“亮围祁山，……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驻雍、郿，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宣王寻亮至于卤城。……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栩、魏平数请战，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诸将咸请战。五月辛巳，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於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20）《廿二史札記·三国志》
（21）《史通·直书》
（22）《史通·曲笔》
（23）《唐文萃》卷55上，《诸葛武侯庙记》
（24）《何博士备论·蜀论》
（25）（26）韩隆福《诸葛亮北伐失败的评价》，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27）《三国志·魏延传》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同传引《魏略》亦云：“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28）《三国志·王朗传》附子肃传
（29）《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
（30）《通鉴·魏纪》明帝太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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