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迪：从陶窑看西周时期丰镐的陶器生产

摘要：通过分析西周时期丰镐遗址的陶窑类型、烧制产品和陶窑的空间分布情况，文章总结丰镐的陶器生产特点。这些特点表明烧陶传统不同的各小规模制陶家族依附于若干大小不一的贵族家族，在各自的贵族领地范围内从事生产应是丰镐陶器生产的基本组织方式。多数作坊的规模小，主要是为了满足贵族本族的需要。西周晚期出现大型制陶作坊，可能和人口压力增大有关。丰京和镐京分别烧制夹砂陶和泥质陶，应是丰镐制陶产业的基本布局原则。陶瓦的生产特点，应与陶瓦制作技术及与宫殿距离远近有关。

丰镐西周都城遗址（简称丰镐）包括丰京遗址和镐京遗址两个部分，分居沣河的西、东两岸，考古学界习惯称之为沣西和沣东遗址。丰镐遗址发现的西周陶窑数量在120座以上[1]，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分析丰镐的陶窑类型、烧制产品，结合陶窑的空间分布情况，归纳丰镐陶器生产的特点，讨论陶器生产的组织问题。不妥之处，祈请专家指正。

一、丰镐陶窑发现概况­­­­

丰镐遗址西周陶窑发现数量多、分布广泛。以《丰镐考古八十年》一书中对丰镐西周时期的陶窑的系统梳理为基础，结合作者近几年的实地调查，分别标示丰京和镐京遗址的陶窑分布情况。（图一，图二）

图一    丰京遗址陶窑分布示意图

（改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丰镐考古八十年》图4-31，科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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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镐京遗址陶窑分布示意图

（改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丰镐考古八十年》图4-97，科学出版社，2016年）

 

从陶窑的空间布局看，西周时期丰镐的陶窑数量多，散布于历年工作区域内的各处，局部集中分布。

二、丰镐陶窑类型

丰镐陶窑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A型   竖穴升焰窑 

此类陶窑自下而上由火膛、窑箅、窑室三部分组成。窑箅上有多个火孔。根据具体形制的不同，又可分为几种亚型。

Aa

此类陶窑窑室圆形，火膛中无窑柱。窑箅上有多个小火孔。马王镇火车站西南92SCMY4，[2]上泉北村村东共用操作坑的Y1、Y2，[3]（图三 ）都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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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上泉北村东Y1、Y2平、剖面图

（改绘自郑洪春、蒋祖棣：《长安沣东西周遗存的考古调查》图三，《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花园村东街地点发掘的3座陶窑（Y1、Y2、Y3）均为竖穴式，由窑室、火眼、火膛三部分组成，火眼较小，[4]应属于Aa型。

Ab

此类陶窑窑室圆形，火膛中有不和火膛后壁相连的窑柱，窑箅上有小火孔。属于此类的有白家庄北Y1，[5]（图四）普渡村北Y4、Y5[6]。

 

图四  白家庄北Y1平、剖面图

（改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79-1981年长安沣西、沣东发掘简报》图一五，《考古》1986年第3期）

 

Ac 

此类陶窑窑室圆形，火膛中无窑柱，窑箅中间一火孔，长条状或椭圆形大火眼围绕着中孔散射状分布。属于此类的陶窑有落水村西Y5，包括Y5在内的6座陶窑属于同一型式，[7]（图五）所以其他5座陶窑应也属于Ac型。发现于马王村小学后面的马王村北Y1，[8]与落水村西Y5的构造相同，[9]也属于Ac型。

 

 

图五落水村西Y5平、剖面图

（改绘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1961-1962年陕西长安沣东发掘简报》图八，《考古》1963年第8期）

 

Ad

此类陶窑的窑室圆形，火膛中窑柱和后壁相连，长条状大火眼围绕着中心散射状分布。代表窑型是上泉北村村东Y3。[10]（图六）

图六  上泉北村东Y3平剖面图

（郑洪春、蒋祖棣：《长安沣东西周遗存的考古调查》图五，《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Ae

此类陶窑有方形窑室。斗门镇曾经清理两座方形窑址，[11]结合对镐京遗址历年来发现的西周陶窑基本均为竖穴式的认识[12]，应是方形窑室的竖穴升焰窑。

 

此外，沣河毛纺厂修建排污渠清理的陶窑Y1，只能依据描述判断是A型窑。[13]

 

B型   横穴升焰窑

此类陶窑窑室圆形，前为火膛，后为窑床，后壁无烟囱。

Ba

此类陶窑窑床两侧有弧形火道，中间一条直火道通向窑后，与半倒焰窑形制相似，但无烟囱。

陶窑H404是50年代张家坡清理的7座陶窑之一。报告称陶窑H110是半倒焰窑，H404和H110的形制相同，区别只是少了一个烟囱，[14]则H404是横穴升焰窑。西周时期的半倒焰窑，窑床上常见周边两条环形火道和中间一条直火道，张家坡H404窑床上的火道形态也应如此。

Bb

此类陶窑窑床上有多条暗火道。以白家庄村北Y2为代表。[15]（图七）

图七  白家庄北Y2 平、剖面图

（改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79-1981年长安沣西、沣东发掘简报》图一六，《考古》1986年第3期）

C型  半倒焰窑

此类陶窑窑室圆形，前为火膛，后为窑床，窑后壁有烟囱。

张家坡西周晚期陶窑H110，平面呈椭圆形，窑身北边有一向外突出的烟囱，和窑底相连通。[16]报告未提供线图，据描述可判断陶窑H110是一座半倒焰窑。

马王镇火车站西南92SCMY1，是发现的3座横式窑的代表，其窑底被从中间穿行和沿周边而行的三条火道分成两个部分，三条火道汇集于窑后的吸火孔，[17]（图八）显然是半倒焰窑，则3座横式窑可能都是半倒焰窑。

图八  马王镇火车站西南92SCMY1平、剖面图

（改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图二，《考古》1994年第11期）

注：陶窑年代参考《丰镐考古八十年》和相关发掘简报。在丰京遗址南部，曹寨南至大原村一线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圆弧状人工河道。[18]在人工河道以南区域发现的遗存都属于西周晚期。[19]因此，本文把该河道以南钻探发现的陶窑年代，暂定为西周晚期。

注：陶窑年代参考《丰镐考古八十年》和相关发掘简报。花园村东街地点发掘的3座陶窑不在镐京遗址制陶遗存的统计之列（《丰镐考古八十年》第124页），但是在镐京遗址陶窑分布图上（《丰镐考古八十年》第122页图4-97），可以看到花园村的东侧有一处发现陶窑的地点。本文怀疑花园村东街地点可能正是图4-97上花园村东侧标识的陶窑地点，是12年调查或者13年勘探的结果，为了防止重复统计，所以镐京遗址的陶窑仍然按照45座陶窑，9处地点统计。

 

三、陶窑的主要产品

目前可统计陶窑主要产品的地点有8处。

1. 张家坡沣毛厂西周晚期陶窑Y1的操作坑内陶片绝大多数是夹砂灰陶绳纹鬲陶片，部分烧流，至少有陶鬲83件，另有少量素面泥质灰陶盂、豆、罐残片，这座陶窑应该主要烧制陶鬲。[20]

2.  马王镇火车站西南92SCMY1的窑底出土1件完整的褐色疙瘩足分裆陶鬲，[21]应是该窑的产品。

3. 大原村西南发掘13座陶窑，生产的都是夹砂褐陶疙瘩鬲。[22]

4. 在落水村西Y5等6座窑中，陶窑和操作坑中包含大量陶片，有很多废品残片和少量器皿残坯，陶片种类最多的是盂和罐，其次是豆和瓦，最少的是鬲和瓮。[23]在落水村西南的发掘中，陶窑中出土大量烧结的板瓦碎片。[24]落水村西和落水村西南距离近，可能属同一作坊，产品主要是盂、罐、豆、瓦。

5.上泉北村东Y1和Y2的填土中，盆、罐最多，豆最少，夹砂陶甚少，间出盆坯残片。窑内填土中的残瓦形体硕大，有烧痕，可能是封顶之物。[25]瓦是西周时期宫殿的建材，以此封窑顶，说明陶瓦应是该作坊的产品，成品用于宫殿建筑，废品则留由作坊再利用。因此，上泉北村东的主要产品应是盆、罐和瓦。

6. 白家庄北Y2总入火口和火孔上嵌的是泥质灰陶罐的口沿。[26]火眼处需要承受烧窑时的高温，但泥质陶罐并不耐高温。本文判断陶罐是陶窑的产品，虽然本身并不耐火，但由于是作坊的产品，数量多、取用方便，且口径尺寸合适，配合抹泥堵在火眼处，足以满足耐火需要。东周王城战国制陶作坊主要烧制盆、罐等泥质陶器，陶罐废品虽然不耐高温，但是配合草拌泥，被用来修补窑壁和隔栏。[27]白家庄北两窑址出土的遗物有陶簋，陶豆，陶罐和仿铜陶鬲。[28]除了仿铜陶鬲，其他都是泥质陶，因此该作坊应主要生产罐、簋、豆等泥质陶器。

7.普渡村北50米的台地上集中分布10余座陶窑，清理2座陶窑，出土器物中有折腹盆等。[29]报告以折腹盆作为出土器物的代表，表明折腹盆可能是陶窑的产品。

8.在客省庄西周晚期地层中曾发现一些瓦片和瓦坯，发掘者认为这里有专门烧瓦的手工业。[30]当时的探方分布在6个地点，距离村北的工地不及半公里。[31]所以，发现瓦坯的客省庄西周晚期地层，应位于客省庄北的第1-6地点范围内。（图九）此处发现瓦坯，而瓦坯不会距离陶窑很远，表明该地应有西周晚期的烧瓦作坊。在客省庄七队砖厂钻探发现的陶窑，也是在这一区域，[32]它可能是西周晚期烧陶瓦的陶窑。发掘者认为这里有专门烧制陶瓦的手工业，则客省庄北应有一处专门烧制陶瓦的作坊。

图九 客省庄村北发掘地点位置图

（改绘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图二，文物出版社，1962年）

 

四、陶器生产的特点

西周时期的陶器主要是在陶窑中烧造的。陶窑是制陶作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以陶窑代表制陶作坊，孤立的一处1座陶窑构成1个制陶作坊，集中分布的多座陶窑也构成1个制陶作坊，区别在于作坊的规模。集中分布的数座陶窑，在难以分出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情况下，视作同一个制陶作坊。以一个地点陶窑数量的多少，代表制陶作坊的规模大小。以陶窑生产的主要产品，作为该制陶作坊的主要产品。比如，1992年马王镇火车站西南发掘的4座陶窑，只有其中Y4可确定为西周晚期，其他3座属于西周时期，本文在假设4座陶窑都属于西周晚期的基础上进行陶器生产相关讨论。

根据上文对陶窑遗存的认识，结合这些遗存的空间分布情况，本节尝试归纳丰镐西周时期的陶器生产特点。

 

1.烧陶技术传统

陶窑形制不同，火力在窑室内运转的方式不同，烧陶的方法和技巧也不同，反映的烧陶技术传统不同。

A

Aa型窑是在夏商周时期的常见窑形。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这种窑形达50座以上，分布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省。[33]进入西周以后，此类陶窑仍在使用。

Ac型窑的长火眼围绕窑箅中心分布，相似特征的陶窑多见于海岱地区。昌乐后于刘遗址商代晚期Y1[34]，淄川北沈马商代晚期Y1[35]，赵铺遗址商末周初的Y1[36]，济南唐冶遗址东周时期Y3，[37]都属此类。

Ad型窑的窑柱和窑后壁相连。此类陶窑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早期，流行于商周时期，至战国仍有发现，主要流行于在郑州、洛阳、安阳一带。[38]同时，上泉北村村东Y3的长条形大火眼，与Ac型落水村西Y5的火眼特征相似，显示了两种类型融合的特征。

Ab型窑窑柱不和后壁相连。丰镐遗址发现的白家庄Y1和普渡村北Y4、Y5都属于西周晚期。这种窑型在商周时期的其他遗址少见。

Ae型窑的窑室呈方形。商周时期常见的竖穴升焰窑是圆形窑室，方形窑室罕见。兰州西坡蛌遗址马家窑文化时期陶窑、兰州白道沟坪遗址马厂期陶窑的窑室都呈方形。[39]斗门镇陶窑的方形窑室，或许和两者有继承关系。

B

Ba型的陶窑在新石器时代的关中地区较为常见。宝鸡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的Y1，[40]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文化早期的Y1，[41]岐山王家咀仰韶文化晚期的Y5[42]，陇县原子头仰韶文化六期的Y3[43]，都属于此类。环形火道或者环形火道与直向火道组合的横穴升焰窑，流行于裴李岗和仰韶时期，在甘青地区可以晚到齐家文化时期。[44]Ba型窑可能继承了关中地区的烧陶传统，也可能是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

Bb型窑在商周时期罕有发现。与白家庄北Y2的窑床火道相似的处理方式，常见于仰韶和龙山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和龙山时期，黄河流域流行一种窑形：火膛在窑床的前下方，大多在窑床上掏挖主直向主火道2条以上，分火道也增多，大多是在火道上部先涂抹草拌泥，再掏挖火眼。[45]白家庄北Y2可能是继承了新石器时代烧陶传统的一种地方窑型。

C

半倒焰窑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进入西周以后逐渐流行，东周以后成为陶窑的主流，比较集中地发现于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等地。[46]丰镐遗址发现的半倒焰窑，形制上与同时期其他地点发现的半倒焰窑形制基本相同。

  

刘锐梳理黄河中下游地区陶窑形制和分布，把周代陶窑分出甲、乙两种窑形，并认为甲类（本文所称的B和C型）是“周式陶窑”，是周人发明创造的结果，而乙类窑（本文所称的A型）是“商式陶窑”，反映商人的烧陶技术传统。[47]笔者以为是。丰镐西周时期陶窑型式多样，表明多种烧陶技术传统并存：既有新石器时代一些烧陶技术传统的延续，又有商人、海岱东夷人和周人自己的烧陶传统。

 

2.制陶作坊的陶器生产规模

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以一处作坊在持续进行陶器生产的过程中发现的陶窑数量，作为该作坊陶器生产规模的代表。比如，普渡村北Y5操作坑打破Y4操作坑，两窑有先后关系，但是因为该地仍然持续地进行陶器生产，所以普渡村北可以看作一处有2座陶窑的制陶作坊。

 

依据统计，丰京遗址发现西周时期陶窑78座，分布在18处，可看作是18处作坊：9处只有1座陶窑，占50%；2座窑的2处，占约11%；4-8座窑的6处，占约33%；29座陶窑的1处，占5%。（表一）镐京遗址发现西周时期45座陶窑，分布于9个地点，代表9处制陶作坊：1座窑的占约11%；2座窑的占约22%；3座窑的占约33%；6座窑的占约11%；10座以上的窑的占约22%。（表二）

 

陶窑数量和作坊的生产规模正比例。本文以1-3座陶窑代表小规模生产，4-9座陶窑代表中规模生产，10-20座陶窑代表大规模生产，20座陶窑以上代表特大规模生产。依此划分，丰京陶器的生产规模上，小型作坊占约61%，中型作坊占约33%，特大型作坊仅1处，占约5%，无大型作坊。镐京陶器的生产规模上，小型作坊占约66%，中型作坊占11%，10-20座窑的大型作坊2处，占约22%。无特大型作坊。

实际上，钻探发现的丰京遗址畜牧站的2座陶窑间相距近200米，曹寨西北钻探的6座，彼此之间距离在近百米，也可能并不属于同一作坊。此外，一些陶窑遗存的描述无法与相应的陶窑分布图上的地点准确对应，比如镐京遗址12年普探的6座和调查的3座、13年勘探的3座，无法知晓其在陶窑分布图中的具体位置。本文虽然按照各自属于同一作坊的情况统计，但这些陶窑实际上可能分散于多处，所以丰镐遗址中，1座窑的小型作坊的实际占比可能更大。统计表明丰镐西周时期的制陶作坊数量多，小型的作坊普遍存在，大作坊和小作坊并存。从西周晚期作坊的数量看，是小作坊最多，其次是中型作坊，大型制陶作坊再次，特大型制陶作坊最少。

因此，丰镐在西周时期都是以小型和中型的制陶作坊作为陶器生产的常态，到了西周晚期才出现新的变化：丰京遗址出现一个特大型作坊，镐京遗址出现两个大型作坊。

镐京遗址落水村西作坊有10余座窑，具体窑数不详。若以15座窑作为落水村西作坊的窑数，加上普渡村北作坊的15座窑，两个大型作坊的陶窑总数是30座，而丰京遗址大原村西南钻探发现29座窑。镐京遗址两座大型作坊的生产规模之和，与丰京遗址大原村西南作坊的生产规模相当。

3.制陶作坊的窑型构成

上文已经对陶窑型式进行分类。对于调查和钻探出的陶窑虽然数量多但是只有部分经过发掘的情况，本文以已经发掘清理的陶窑窑型，代表该作坊的窑型。

丰京遗址可知窑型的作坊有5处：1955-57年张家坡作坊中使用C型和Ba型窑；59马王村北使用Ac型窑；87沣毛厂使用A型窑；马王镇火车站西南使用Aa型和C型窑；大原村西南使用了A型和C型窑，可能使用了B型窑。[48]不难发现，在丰京遗址，升焰窑和半倒焰窑都用来烧陶，仍然以升焰窑为主。使用的升焰窑包括横穴升焰窑（Ba）和竖穴升焰窑（A，Aa，Ac）两种，以竖穴升焰窑为主。3处两座陶窑以上规模的作坊（55张家坡、马王火车站西南、大原村西南），都兼用升焰窑和半倒焰窑。

镐京遗址有6处作坊可知窑型：斗门镇使用Ae型窑；落水村西发掘的6座都是A型，Y5属Ac型；白家庄北清理的2座陶窑分别是Ab型和Bb型；普渡村北清理的Y4和Y5都是Ab型；上泉北村东的3座陶窑分属Aa型和Ad型；花园村东街地点的3座都是Aa型。可见，镐京遗址的多数作坊是用竖穴升焰窑生产（斗门镇、落水村、普渡村北、上泉北村、花园村东街），也有作坊（白家庄北）兼用竖穴升焰窑和横穴升焰窑，但是没有作坊利用半倒焰进行陶器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落水村西暴露出的陶窑有十几座，选择发掘的6座皆是竖穴升焰窑，这可能是一处只用竖穴升焰窑生产的大型作坊。长期从事镐京遗址发掘工作的学者认为历年来的发现表明镐京西周陶窑形制基本均为竖穴式。[49]因此，镐京基本都是用竖穴升焰窑烧制陶器。镐京遗址的陶窑的型式多样，有Aa、Ab、Ac、Ad、Ae、Ba五种。斗门镇只有Ae，白家庄有Ab和Bb，普渡村北有Aa和Ad，表明在有2座以上陶窑的作坊中，有的作坊同时利用不同型式的陶窑进行生产，有的作坊只用一种陶窑，两者是共存的。

总体上看，单体作坊的陶窑类型多样，丰京和镐京遗址制陶作坊的窑型构成不同。

 

4.夹砂陶容器的生产

生产夹砂疙瘩鬲的作坊有3处，分别为沣毛厂、马王火车站西南和大原村西南，都位于丰京遗址。这几乎是统计所见丰京遗址制陶作坊生产的唯一日用陶容器。夹砂陶疙瘩鬲是西周晚期丰镐地区的典型器物，丰京遗址西周晚期之前的夹砂陶器生产地尚不可知。

大原村西南近几年发掘陶窑十余座，初步确定是烧制夹砂褐陶疙瘩鬲的西周晚期制陶作坊。[50]该作坊29座陶窑的规模表明西周晚期夹砂疙瘩鬲可能主要是这里生产的。

西周晚期的沣毛厂、马王火车站西南也生产疙瘩鬲，表明在西周晚期，大原村西南并没有垄断疙瘩鬲的生产。而西周晚期丰镐地区仍然流行的弧裆鬲、仿铜陶鬲、陶甗等夹砂陶器在哪里生产，仍不得而知。如果未来没有发现生产其他夹砂陶的大型作坊，则这些夹砂陶容器更可能是由小型和中型的作坊生产的。

从统计上看，西周时期丰镐的夹砂陶疙瘩鬲是用升焰窑（竖穴升焰窑和横穴升焰窑）和半倒焰窑生产的。（表一） 

 

5.泥质陶容器和陶瓦的生产

1）泥质陶容器的生产

生产泥质陶容器的作坊有4处（落水村西、白家庄北、普渡村北、上泉北村东），都位于镐京遗址。生产的泥质陶容器包括盂、豆、盆、罐、簋，基本涵盖了西周时期丰镐流行的泥质陶容器种类。由于普渡村北相关报告中对陶器的描述较为简略，只能大致判断作坊的产品中有折腹盆，不足以准确概括作坊的产品。总体上看，各个作坊不论规模大小，都不专门生产一种器形，而是多种泥质陶容器兼营。这与丰京遗址专烧疙瘩鬲一种的方式显著不同。

从统计上看，泥质陶容器应是用竖穴升焰窑烧制的，具体窑型多样。（表二）

由于目前统计所见生产泥质陶容器的陶窑都发现于镐京遗址，生产夹砂疙瘩鬲的陶窑发现于丰京遗址，结合其他种类夹砂陶在原料和制作技术上多与夹砂疙瘩鬲相似，本文推测夹砂陶容器更可能主要在丰京遗址烧制。

 

2）陶瓦的生产

从统计上看，生产陶瓦的地点有3处（镐京遗址的落水村西、上泉北村东，丰京遗址的客省庄北），都属于西周晚期。镐京遗址的两处都是陶瓦和泥质陶兼营，现有资料很难判断是以泥质陶为主还是以陶瓦为主。（表二）丰京遗址客省庄北专门生产陶瓦。（表一）

陶瓦可能使用竖穴升焰窑烧成，陶窑型式包括Aa、Ac、Ad三种。

 

五、陶器的生产组织

丰镐是西周的都城，是西周王室和贵族们的居住地，处在王室和贵族们的直接控制之下，丰镐陶器生产呈现的特点，应是王室和贵族们组织、管理的结果。

1.西周丰镐制陶的基本生产方式

《左传》定公四年中记载，周分殷民六族给鲁，七族给卫，其中的陶氏即是陶工家族。[[51]]对商周时期手工业布局相关考古资料的梳理也表明，周武王灭商后，大量的手工业家族被分封、迁徙，继续为周王室服务。[52]《国语·齐语》中记载“工之子恒为工”。[53]《考工记》总叙中记载“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54]“守之世”，意味着周代的手工业技术是在家族内世代相传。西周时期丰镐的制陶手工业者应该普遍以家族为单位，世代相袭地从事陶器生产。

2.丰镐制陶业的性质

西周时期，不少大型聚落遗址中都发现陶窑，当时不仅王室、诸侯等有专业化的手工业作坊，一般民众也有善于制陶的家族，表明西周时期既存在有组织的制陶队伍，又有分散于广大劳动者中的陶工。[55]依据空间分布形态和生产所有权的差异，西周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可以分为家庭手工业（分散于小型村落或乡野之间）、贵族手工业（集中于大型聚落或采邑）和王室手工业（集中于都城）三种形态，依据生产依附的资助人背景、附属关系和产品价值，又可以分为“独立式手工业”和“依附式手工业”两种形态：独立式手工业者生活于小型村落，与贵族和王室不存在直接的政治经济依附关系；依附式的手工业者生活于大型聚落和都城，政治经济上依附于贵族或王室，以生产满足贵族生活需要的奢侈品和一般日用品，属于全职的专业化生产者。[56]那么，作为西周都城的丰镐，其陶器生产应属于王室手工业。西周时期丰镐的制陶作坊，不论大小，都应属于依附性生产。

3. 夹砂陶容器和泥质陶容器的生产组织

以姬姓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西周王朝，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社会，周人悠久的政治传统，使其能容纳并利用非血缘的外族人，并善于取其长处以充实自己。[57]丰镐多种烧制传统并存，应与这样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周人可能容纳并利用了不同烧陶传统的陶工家族。

在对各种烧陶传统兼容并包的社会背景下，被组合到一起的制陶家族，烧陶传统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从而形成2座窑以上规模的作坊中，单一烧陶传统与多样烧陶传统并存的情况。一个作坊中不同陶窑类型并存，表明王室贵族们对于依附的制陶家族使用何种烧陶技术可能并不在意，多个烧陶传统不同的制陶家族可以被集中到一起生产，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作坊。升焰窑和半倒焰窑用于夹砂疙瘩鬲的生产，而泥质陶和陶瓦的生产基本全靠竖穴升焰窑，可能是制陶作坊根据产品特性和自身烧制技术条件选择的结果。

西周贵族家族主要的居住形式，应是若干同居的较小家族相互聚居，各有相对独立的居住单位。[58]丰镐陶窑数量多、分布广泛的特点，可能表明西周时期丰镐普遍存在的陶器生产组织方式是各个小规模的制陶家族，依附于若干大小不一的贵族家族，在各自的贵族领地范围内从事生产。由于多数制陶作坊的规模小，产品应该主要是为了满足贵族本族的日用陶器需要。

不论作坊规模的大小，镐京遗址的陶工主要生产泥质陶，丰京遗址的陶工主要生产夹砂陶，可能是丰镐王室或高等级贵族制定的一条制陶产业基本布局原则。而考古发掘所见丰镐西周居址和墓葬中，夹砂陶和泥质陶却往往是共存的，或许说明丰京、镐京的贵族虽然也有依附的小规模作坊，生产自用的夹砂陶或者泥质陶，但是若要满足家族日常生活和丧葬中对夹砂陶和泥质陶配套使用的需求，则要通过王室或者高等级贵族的统一协调才能实现。王室或高等级贵族管理、控制丰镐各个家族的方式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但制陶作坊内部，陶工是否可以生产泥质陶和夹砂陶以自用，尚不得而知。

西周时期，丰京和镐京普遍存在小型制陶作坊。西周晚期，丰京出现1个特大型作坊，镐京出现2个大型作坊。以此反推，西周晚期之前，丰镐日用陶容器的生产可能主要依靠小型和中型的制陶作坊完成。而西周晚期，在小型作坊仍然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出现特大型和大型作坊，表明陶器生产的组织出现了巨大变化。鉴于大型制陶作坊的生产规模，它们可能被周王或高等级贵族直接控制。

若以陶窑的数量代表陶器生产的产能，则镐京的两家大型作坊的产能之和与丰京一家特大型作坊的产能相似。丰京大原村西南作坊一家独大，虽未垄断疙瘩鬲的生产，但其他作坊限于规模，已经无法与之形成竞争。镐京两家大型制陶作坊，产能相似，且产品上有重合，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关系。为何如此设置，以及如何协调这两家大型作坊之间的关系，尚不得而知。

西周早、中期，丰京的各类遗存还集中在曹寨南至大原村古河道以北的郿邬岭高地上，西周晚期往南扩展至新旺、冯村北、曹寨等地，[59]表明此时人口较之前应有大量增长。夹砂疙瘩鬲形制特殊，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的丰镐地区，其他地区少见，说明组织大原村西南特大规模陶器生产的目的，还是为了满足丰镐本地区人口的需要。生产泥质陶容器的两家大型作坊的产能与大原村西南作坊相似，或许也是为了满足本地人口的需要。丰镐西周晚期陶器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可能与应对丰镐地区人口大量增加的压力有关。

4.陶瓦的生产组织

西周时期的陶瓦是只在宫殿建筑上使用的高级建材，其生产应处在周王或高等级贵族的监管之下。

陶瓦的生产组织和泥质、夹砂陶容器的生产不同，不受在镐京或丰京生产的地域限制。由于专用于高等级建筑，在原料和技术允许的条件下，贵族不会在远离宫殿建筑的地方组织陶瓦的生产。镐京生产陶瓦的落水村西和上泉北村东，两地相距不远。在这一带（普渡村、落水村西、落水村北）还发现多座大型建筑基址，可能是周王或者高等级贵族的居所。[60]落水村西发现的陶窑，距离大型夯土基址只有约100米。[61]客省庄北虽然没有发现建筑基址，但是在几百米外，发掘和探明的西周时期夯土基址有十四座。[62] 

3处烧制陶瓦的作坊，有两处兼营泥质陶容器，这可能是根据陶瓦的性质进行生产组织的结果。镐京遗址西周五号宫室建筑考古发掘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残瓦片均为泥质灰陶。[63]考古发掘所见丰镐西周时期泥质陶容器，基本上都是灰陶。这表明陶瓦和泥质陶容器在原料选择、生产工序和烧制技术上多有相似。王室可能是为了保证陶瓦的质量，委托镐京生产泥质陶容器的作坊兼职生产陶瓦，而丰京的制陶作坊仍主要生产夹砂陶。大原村西南生产的疙瘩鬲是褐陶，在烧制技术上与烧制灰陶有别。或许是由于夹砂陶生产在原料、成形工序和烧制技术上都有别于泥质陶，王室才没有委托丰京烧夹砂陶容器的作坊兼职生产陶瓦，而是在建筑附近专门组织烧制陶瓦。这也说明西周晚期丰镐的陶瓦生产，主要是泥质陶容器和陶瓦兼营，尚未完全独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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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丰镐考古八十年》，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80、121页。以下凡引此书，版本皆同。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1期，第974页。

[3] 郑洪春、蒋祖棣：《长安沣东西周遗存的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第2页。

[4] 岳连建、杨磊：《西安镐京遗址花园村地点发掘收获》，国家文物局主编：《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74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79-1981年长安沣西、沣东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3期，第206页。

[6] 郑洪春、蒋祖棣：《长安沣东西周遗存的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第2页。陶窑平、剖面图见第3页图四。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1961-1962年陕西长安沣东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8期，第406页。窑室、火孔的尺寸据比例尺测量。

[8]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风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鄠县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6期，第307页。

[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1961-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8期，第412页，注释⑦。

[10] 郑洪春、蒋祖棣：《长安沣东西周遗存的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第3页。火孔尺寸根据比例尺测算。

[11] 《丰镐考古八十年》第121页。

[12] 参见会议纪要中岳连建的发言部分。王迪、付仲杨：“手工业考古·丰镐论坛—以商周制陶业为中心”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国考古网，2019-05-05。

[13]这座西周晚期陶窑只清理火门和窑室的一部分，窑室在探方东壁露出一个圆弧形的边，窑室应为圆形。窑室残高0.35米。火门高0.5，宽0.46米。报告描述窑室的残高和窑室内的堆填物，但未描述火膛高度和深度，当时可能没有清理火膛，只清理了出露的窑室前部，且窑室前部是有明确的窑室底部的。西周晚期窑型主要是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若是横穴窑，清理的窑室部分应是在窑床前部的火膛部分。窑门位置保存完整，表明火膛未被破坏，其深度必然要大于窑门的高度，不会只有0.35米。所以，此窑应是竖穴升焰窑，前部的窑箅尚存，前部窑室的残存高度为0.35米。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1987、199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的发掘》，《考古》1994年第10期，第896-897页。

[1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第80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79-1981年长安沣西、沣东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3期，第207页。 

[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第79页。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1期，第974、975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西安市长安区丰京遗址水系遗存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8年第2期，第34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西安市长安区丰京遗址水系遗存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8年第2期，第46页。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1987、199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的发掘》，《考古》1994年第10期，第896-897页。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1期，第975页。

[22] 付仲杨等：《丰镐遗址近年考古工作收获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2页。

[2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1961-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8期，第406页。

[24] 《丰镐考古八十年》，第124页。

[25] 郑洪春、蒋祖棣：《长安沣东西周遗存的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第3页。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79-1981年长安沣西、沣东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3期，第206页。

[2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战国陶窑遗址发掘报报》，《考古学报》2003年第4期，546、576页。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79-1981年长安沣西、沣东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3期，第208页。

[2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镐京西周宫室》，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页。

[30] 《沣西发掘报告》，第26、27页。

[31] 客省庄瓦坯地点的记述见《沣西发掘报告》，第2、4页。

[32] 见《丰镐考古八十年》第80页，但第81页图4-31上未标注。询问当地村民，获知大致位置。

[33] 张远：中原地区夏商陶窑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5月，第16页。

[34] 潍坊市博物馆、昌乐县文物管理所：《昌乐县后于刘遗址发掘报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5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

[35] 任相宏等主编：《淄川考古》，齐鲁书社，2006年，第68页。

[36] 夏名采：《青州市赵铺遗址的清理》，张学海主编：《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88页。

[37]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唐冶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6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50页。

[38] 张明东：《黄河流域先秦陶窑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39] 马清林 、李现：甘肃古代各文化时期制陶工艺研究，《考古》1991年3期，第268、269页。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41]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42]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岐山王家咀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第86页。

[43]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44] 张明东：《黄河流域先秦陶窑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37页。

[45] 张明东：《黄河流域先秦陶窑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46] 张明东：《黄河流域先秦陶窑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

[47] 刘锐：《黄河中下游地区周代陶窑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第35页。

[48] 付仲杨的发言部分提到“主要有半倒焰窑和升焰窑两种形制的陶窑”。升焰窑可能是竖穴升焰窑，也可能是横穴升焰窑。从《丰镐遗址近年考古工作收获与思考》一文的图四看，有竖穴升焰窑和半倒焰窑。 故本文判断有竖穴升焰窑和半倒焰窑，可能有横穴升焰窑。见王迪、付仲杨：“手工业考古·丰镐论坛—以商周制陶业为中心”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国考古网，2019年5月5日。付仲杨等：《丰镐遗址近年考古工作收获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2页，图四。

[49] 参看会议纪要中岳连建的发言部分。王迪 付仲杨：《 “手工业考古·丰镐论坛—以商周制陶业为中心”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国考古网2019年5月5日。

[50] 付仲杨等：《丰镐遗址近年考古工作收获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2页。

[51] 肖楠：《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第3期，第268页。 

[52] 何毓灵：《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考古》2019年第6期，第85页。

[53]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7页。

[54] 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中华书局，2014年，第864页。

[55] 张永山：《西周时期陶瓷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44页。

[56] 孙周勇：《西周手工业者“百工”身份的考古学观察——以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墓葬资料为核心》，《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第118、119页。

[57]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3、339页。

[58]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7页。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西安市长安区丰京遗址水系遗存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8年第2期，第46页。

[60] 《丰镐考古八十年》，第110页。

[61] 《丰镐考古八十年》，第124页。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沣西客省庄西周夯土基址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8期，第699页。

[6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镐京西周宫室》，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26页。

（作者：王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