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碧村遗址是蔚汾河流域龙山晚期的一处石城聚落，其所在的黄土台地高于附近的河床近百米。对于这种颇具特色的聚落形态，我们从地貌背景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对碧村遗址及其周围地貌的系统调查以及光释光测年结果表明，龙山时代遗址区的整体地貌格局和特征与现在的状况大体相同。在此基础上，从聚落用地、生产生活、安全和交通等方面对不同地貌单元的自然资源条件进行了剖析，进而阐释了聚落选址的合理性。
在南流黄河两岸的晋陕蒙地区，龙山时代分布着众多的石城聚落。这些聚落选址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位于相对位置很高的黄土梁峁之上，通常要高于附近的现代河床近百米甚至更多。石峁、寨峁[1]、碧村等遗址无不如此。这种颇具特点的聚落形态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从不同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探讨，但主要是集中在这些石城遗存本身的特点和形成背景上[2]。对于聚落选址与环境的关系，胡珂等曾对无定河流域全新世中期的聚落选址进行了空间分析，讨论了不同地形地貌因子在聚落选址中的优先顺序[3]，其中部分涉及到了石城聚落。而在我们看来，这一地区石城聚落分布所呈现出的特点，一方面当然是与人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与地貌基础及由此而产生的土地资源条件分不开的。对于后者，从环境变化和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当时的地貌是怎样的以及这样的地貌条件如何影响了古人对居址和生业模式的选择。
针对此问题，我们对山西兴县的碧村遗址开展了地貌学的研究，包括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地貌调查、地貌单元的划分以及特征剖面的取样和光释光年代分析等。在野外和实验室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对龙山时代地貌景观的格局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从土地资源利用的角度，探讨了以碧村遗址为代表的石城聚落选址的背景。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兴县高家村镇碧村村北，东距兴县县城约20公里，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4]。201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了对碧村遗址及其附近10公里范围内的系统调查，明确了遗址范围和遗存的分布状况，同时对周边区域各阶段遗存的空间分布也有了深入了解[5]。2015年和2016年，在前期调查、勘探的基础上，对碧村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在小玉梁台地发现有大型石砌房址、灰坑、护坡墙等，在遗址东部的城墙圪垛地点发现有残存城墙[6]。尽管在晋陕蒙交界地带的众多石城中，碧村遗址的面积并非首屈一指，但却是入黄支流的河口处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城址，因此，被认为是蔚汾河流域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7]。
遗址所在的晋陕黄河两岸地区在大的地貌单元上属于黄土高原，所有地形之上基本都披覆着不同厚度的黄土。由于黄土土质疏松，再加上新构造抬升的影响，区域内的流水侵蚀强烈，在晋西和陕北地区形成了地形破碎的黄土梁峁区。一道道黄土梁与沟壑相间分布。沟谷面积与沟间地面积几近相等，每平方千米的沟壑长度可达5-7千米[8]。碧村遗址就位于蔚汾河与黄河交汇处相夹的黄土梁上。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层面的遗址古地貌景观的重建；另一个是思辨层面的对人地关系的探讨。
碧村遗址的地貌最显著的特点是遗址所在的台地与河床之间有着巨大的高差。那么问题就是这种高差在龙山时代古人活动时期是否就已经存在。针对此问题，我们的研究思路是重点对河谷底部阶地中的堆积物及其年代进行研究，而黄土台地上因为有遗存的分布，其年代和高度的对应关系大体上已经是确定的。如果根据测年结果和河流地貌的相对演化序列，能够确定龙山时代前后的河流堆积发生在河谷低处，那么，就可证明这种地形差异在当时就已存在。
聚落选址属于人地关系的问题。对此问题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在什么位置上营建聚落本质上是一种有意识的人类行动。其直接动因或可简单归于文化传统，但如果细分的话，则与其确定的目标、具备的技术手段以及整体社会意识等因素有关，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对环境的认识和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对不同地貌单元进行比较研究。与聚落选址直接相关的土地资源、安全性、交通便利程度以及生业所需的土地资源等在不同地貌单元上是有差别的。我们用这种差异来阐释聚落选址的合理性。
在研究地貌的具体方法上，我们主要开展了野外调查和采样以及光释光测年工作。野外调查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根据地形和不同地貌单元的物质组成，查明遗址区的地貌结构，其二是从人类利用的角度上对不同地貌单元的特征进行考察。调查路线可以大致概括为3条（图一），分别是：1）从城墙圪垛沿忻黑公路穿过遗址所在的黄土梁至黄河岸边；2）从小玉梁沿台地下的公路向西进入黄河滩地；3）从碧村经寨梁上台地进入蔚汾河谷地，并沿河谷从张家湾至任家湾与碧村之间。这些路线都跨越了台地和河谷，而且沿着不同的方向，使我们能够对遗址区的地貌结构有全面的认识。暴露出的大量剖面也为观察不同地貌单元的物质组成提供了条件。野外调查中使用了激光测高仪来测量不同地貌单元之间的相对高差。
图一 碧村遗址地形图及地貌调查路线（改自文献[4]）
（A、B、C、D为拍照位置；▲为光释光年代样品采样点）
光释光样品主要采自蔚汾河河谷低阶地的剖面上，共计8个样品。其中，6个样品采自张家湾村东南的两个台地的断面上；另外2个样品采自任家湾村东北的台地断面上。采样点位置见图一。野外光释光样品的采集使用了直径5厘米、长30厘米的不锈钢钢管。在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数字环境考古实验室，采用标准的单等分再生剂量光释光定年方法测定了等效剂量（De）。在分析过程中，在用10%浓度的H2O2去除有机物和用10%的HCl溶解碳酸盐矿物之后，提取出主要粒径为4-11μm的石英颗粒。测量装置是德国制造的设备。样品中铀、钍、钾的含量使用中子活化分析法测定。在计算年龄时，采用现场实测含水量，标准误差为5%。
1、遗址区的地貌结构及特点
不同调查路线观察到的地层和地貌现象表明，遗址区的地貌结构从高至低依次为黄土台地、河流高阶地、河谷低阶地和河漫滩等地貌单元（图二），这些地貌单元的物质组成、空间分布和地形各有特点（表一）。
图二 碧村遗址附近的地貌结构示意图
忻黑公路跨越3个地貌单元。位于遗址南侧的部分沿蔚汾河行进，但并非位于河谷之中，而是在蔚汾河的高阶地之上。公路之下为20~30米高的基岩陡崖，遗址南侧的蔚汾河北岸也可见到（图三：A）。在公路旁边的剖面上可以见到厚约2米的砾石层，磨圆较好，并且沿河连续分布，由此可知此为蔚汾河的阶地。位于殿乐梁和城墙圪垛之间的路段借用了属于蔚汾河水系的一条黄土冲沟。公路两侧可以看到厚层的黄土堆积。再向北穿过一段狭窄的黄土梁之后，经猫儿沟的一条支沟进入猫儿沟东侧，最终抵达黄河的东南岸。沿猫儿沟沟中的断崖剖面，可见到两套高度不同的砾石层，分别高出黄河滩地52米和76米。它们都直接堆积于基岩之上，并被黄土覆盖。其中，底部砾石层的厚度达19.6米。从砾石层分布的情况判断，应该为黄河的高阶地。站在黄河岸边向两侧眺望，此段黄河流向为自东向西。黄河沿南侧侵蚀，致使碧村遗址之下为坡度在70度以上的陡崖。由于地形过于陡峻和狭促，这段的沿黄公路只能绕行于遗址南侧。
小玉梁至黄河滩地的路线也跨越了3个地貌单元。小玉梁台地是遗址的中心区。台地之上地势平缓，视野开阔。遗址东侧有向南流的黄土冲沟，黄土厚度在20米以上，向下至公路仍未见基岩。在公路至黄河南岸陡崖处，测得上覆黄土的基岩顶面高于黄河滩地60.2米（图三：B）。沿公路向西，在寨梁上台地之下可见到一套砾石层，其底部高于黄河滩地31.1米。砾石层厚约2.5米，磨圆好，之下为砂岩和泥岩相间分布的基岩。上覆黄土厚约13.8米，可见古土壤层和马兰黄土。砾石层之下的基岩在地形上也是近乎直立的陡坎。通过垫出的斜坡状路基，公路才得以进入黄河滩地。河滩高出水面2米左右。在基岩陡坎下，局部能见到一级高出滩地4-5米的阶地。
图三 碧村遗址附近的河谷地貌
图三：A为碧村遗址南侧东段的基岩陡崖，拍照位置位于图一中的A点，方向为东向西；图三：B为碧村遗址北侧的黄河东南岸基岩陡崖，拍照位置位于图一中的B点，方向为西南向东北；图三：C为碧村遗址东侧蔚汾河废弃河道东岸的基岩陡崖，基岩之上有砾石层和黄土，拍照位置位于图一中的C点，方向为东向西；图三：D为碧村遗址南侧西段的基岩陡崖，拍照位置位于图一中的D点，方向为南向北。
从碧村沿寨梁上台地至蔚汾河谷地的路线重点考察了蔚汾河河谷地貌的状况。碧村坐落在小玉梁黄土台地下的斜坡上，可以见到蔚汾河北岸的多级阶地。村中的一些房屋背靠基岩陡崖，顶面之上覆盖着砾石层。村中至少见到3套这样的堆积序列。以碧村附近的蔚汾河河床高程为基准点，砾石层底部的相对高度分别为45.9米、30.7米和22.5米。寨梁上台地的地形为黄土峁，除东侧与小玉梁台地有百十米宽的通道相连外，其余几面均为陡崖。在这个通道之下的基岩中，人工开凿了新的河道，使蔚汾河从碧村西直接向北进入黄河，从而导致蔚汾河任家湾至张家湾段成为废弃河道。从寨梁上台地沿小路下行至蔚汾河河谷中的张家湾后，测得寨梁上黄土台地东侧基岩陡崖的相对高度为34.4米，上覆7.3米厚的砂砾石层，台地前缘的高度为61.7米（图三：C）。在任家湾一侧，基岩顶面的相对高度为29.2米，台地前缘的高度为63.3米（图三：D）。在谷地中，见到有两级河流阶地的发育。高者的砾石层顶部高出废弃的河滩地16.1米，出露厚度为8米，上覆砂黄土层，该阶地仅见于张家湾村东南的蔚汾河凸岸；低者的阶地面高出漫滩4.1米，物质组成以砂砾石层和粉砂土的交互层为特点，该阶地在张家湾和任家湾的蔚汾河凸岸均有分布。这两级阶地与基岩陡崖之上的基座阶地不同，都不见下伏的基岩，因此性质上都属于堆积阶地。在碧村和任家湾之间，由于蔚汾河新河道的开通所产生的“裁弯取直”效应，河道下切明显，暴露出来的河漫滩地层厚约7.9米，除上部1.1米的砂层外，其余均为砂砾石层（图三：D）。
2、光释光年代结果及地貌意义
在蔚汾河河谷低阶地采集的光释光年代样品的测定结果如表2所示。张家湾二级阶地砾石层之上覆盖的砂黄土的年代为距今4.77万年以来的晚更新世中期。张家湾和任家湾一级阶地的年代结果一致，砂砾石层和粉砂层堆积的年代从晚更新世晚期的2万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中全新世的6千年左右甚或更晚。
根据张家湾附近剖面的地层堆积和年代结果，可大体推测蔚汾河河谷低阶地的地貌演化情况（图四）。
图四 蔚汾河河谷低阶地的演化
a. 晚更新世（大约距今5万年前）的下切；b.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河床的加积；c.全新世（不早于距今6千年前）河流的再次下切
（1）在距今5万多年前的晚更新世，河流发生了下切，形成一级阶地（图四：a）。只有河流发生了下切，阶地面上才可能堆积砂黄土。当时河床的具体位置是无法确定的，但肯定低于一级阶地砾石层顶面的高度，也就是说，不会比现在的滩地高16米以上。
（2）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河床一直处于不断抬高的加积过程中。张家湾一级阶地剖面底部的冲积粉砂层年代为距今22000年，而该层并未见底。这就意味着在该层堆积之前，河流已经下切到比现在的滩地还低的位置。综合张家湾和任家湾两个剖面一级阶地的测年结果，河流的加积过程至少持续到了距今6000多年前。在此过程中，河床不断抬升，但根据张家湾一级阶地的高度，也不过就比滩地高了4米左右。
（3）全新世河流的再次下切。这个时间节点难以精准确定，它大体与现在一级阶地最晚的河流堆积物时代相当。而根据目前的结果，只能说不早于距今6000多年前。之后，就逐渐形成了现在河谷低阶地的地形。
至于龙山时代蔚汾河河床的位置，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河流还处于加积过程中，一级阶地尚未形成，当时河床的位置可以一级阶地顶部的高度来近似代替，那就是比现在的滩地高4米左右；二是河流已经发生了下切，一级阶地形成，当时河床位置虽然无法确定，但肯定要低于一级阶地顶面的高度。
1、龙山时代碧村遗址的地貌景观
基于野外调查和实验室分析，并参考前人有关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对龙山时代碧村遗址的地貌状况做出以下评估。
龙山时代遗址区的整体地貌格局，无论是主要的地貌单元，还是地貌单元之间的空间关系，都与现在的状况大体相同。区域地貌的一大特征是深沟险壑。影响这些沟谷发育的支配性因素是构造抬升背景下的黄河不断下切。作为区域侵蚀的基准，黄河的下切导致各支流随之下切，由此在黄河的干支流都逐步形成了以深切峡谷为特征的河流地貌。对于晋陕段黄河的形成，学界的意见比较统一，不晚于距今120万年前，之后强烈的构造抬升作用使黄河不断下切并发育多级河流阶地[9]。根据蔚汾河张家湾二级阶地的测年结果，最后一次切入基岩形成陡崖的年代不晚于距今5万年前。一级阶地的堆积时间从不晚于距今2万多年到距今6千年前以后，程绍平等人认为发生下切、形成该级阶地的时间是距今5400年前[10]。这就意味着从黄土台地到河流的高阶地，再到河谷中的两级低阶地，在龙山时代之前都已经形成，并不存在龙山时代河床与台地的相对高差较小的可能。
而且，二级阶地的空间范围也与现在差别不大。因为二级阶地在水平方向上与一级阶地相接，二级阶地被河流侵蚀发生在一级阶地堆积之前。在一级阶地开始堆积之后，一级和二级阶地之间的界线就确定了。显然，这个过程是发生在龙山时代以前的。之后，河流发生的变化没有对此界线造成影响。所以，也不存在龙山时代二级阶地面积曾经很大、但后期被侵蚀的可能。
当时的一级阶地范围可能是比较大的，不仅蔚汾河中有分布，黄河中也理应存在这一级阶地。但由于后期的不断侵蚀，黄河中只在蔚汾河河口附近见到一级阶地，其余都为漫滩所占据。蔚汾河凹岸的一级阶地已经被侵蚀殆尽，凸岸也可能遭到部分侵蚀。
河流高阶地地形的狭窄局促是长期遭受河流侵蚀的结果。如果是直接处于现在河流的凹岸，在龙山时代之后可能又受到了一些侵蚀，但由于其基底为基岩，影响应该不大。这些高阶地之下如果有其他阶地的发育，那么龙山时代以来就应该没有发生变化。
同理，黄土台地的南北两侧，因为大多还分布有河流阶地，龙山时代以来的河流侵蚀应该几无影响。但当时台地之上的地形起伏应该更为和缓，面积也比现在稍大。原因在于晚近历史时期以来，人为加速侵蚀占据了主导地位，取代了自然侵蚀甚至黄土堆积的过程，其方式以沟状侵蚀为主[11]。现在黄土台地临河一侧发育的大量细沟和浅沟，可能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2、聚落选址的合理性分析
通过对碧村遗址龙山时代地貌景观的重建可知，古人在碧村遗址所见到的有黄土台地、河流高阶地以及河谷中的二级阶地和一级阶地这4种地貌类型。其中，对聚落选址而言，最容易排除的是河流高阶地和一级阶地。河流高阶地分布在半山腰，上为陡坡，下临绝壁，宽不过几十米，行走尚且不易，更遑论建造聚落、开垦耕地。它完全不能提供人类活动的空间和安全上的保障。而现在的一级阶地在当时可能刚刚形成，或者还处于河漫滩发育的阶段，尽管平坦开阔，但由于地势太低，极易受到洪水的影响，同时，其表土多为砾石或砂层，也不能满足聚落和农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那么，可供选择的就只有黄土台地和河谷中的二级阶地了。
通常而言，河流的二级阶地是聚落选址的重要对象，它邻近河流，方便取水，又因地势较高，而无水患之虞；同时，该级阶地形成之后，往往上覆黄土，利于农耕。但该地区龙山时代的古人却选择了相对高度可达百米的黄土台地作为居址，一般看来，这样至少失去了用水和交通上的便利。在对碧村遗址龙山时代地貌景观的讨论中，已经排除了当时的地貌水文环境与今天差别很大的可能。以下我们站在资源利用的角度，从聚落用地、生产生活、安全和交通等方面来阐释聚落选址的合理性。
（1）聚落用地
聚落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空间，以满足各类建筑以及公共活动场所对土地资源的需求。聚落的“聚”字已经暗含了其结构不是离散的，因此，所需的土地虽然不一定要特别平整，但至少应该是一个整体，具有足够的面积。碧村遗址所在的区域尽管由多块黄土台地组成，但这些台地的面积每一个都有数万平方米，而且有相对平缓的通道连接，可以视之为一个统一的黄土梁。河谷中的二级阶地则不然。在局部河段，二级阶地形成之时可能有很大的面积，但黄河和蔚汾河强烈的侧向侵蚀作用不断对之进行破坏，更重要的是，这种过程是完全不可逆的。蔚汾河中张家湾附近的二级阶地在龙山时代已经呈窄条状，面积过小，甚至难以支撑一个普通聚落的发展。
（2）生产生活
聚落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根据地”[12]，古人在选址的时候，也必然会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并做出取舍。
该地区龙山时代的经济类型为农牧混合的模式。食性分析表明，粟作农业构成了当地人类食物和猪狗饲料的主要来源，是生计的基础[13]。石峁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遗存中，除了猪狗之外，还发现了大量羊类和牛的骨骼[14]。对于粟黍这种雨养农业而言，由于季风区雨热同季的气候特点，遗址区的黄土台地无论是就土壤、还是土地面积而论，都无疑是开展农业生产的最佳选择。完全可以推测，先民们就是在居址附近的黄土台地上进行耕作。这样，主要的生产活动和居住场所就完全一致了。至于牛、尤其是羊的放养，可能会涉及到各种坡地以及河谷中的低阶地和漫滩。但这种本身活动空间就较大的畜牧活动对聚落选址的影响不会特别明显。
在另外一些生产生活方面，黄土台地也有不如河谷地带便利的地方。对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的石材的获取，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黄土台地已经处于地势相对较高的位置，而且黄土的厚度很大，要获得石材，至少要下行数十米到基岩出露的地方，并且需要沿着陡坡把它们运到台地上。另外一个就是生活用水的问题。黄土台地之上除了降水之外，没有河水、泉水等天然水源，地下水的位置也非常低。生活用水只能依靠水窖蓄水，或者人力搬运。可以认为，在碧村先民聚落选址时，这两方面因素不是考虑的重点。原因可能在于，石材的获取并不是一个经年累月持续的活动，而主要集中在开始建设的时期；生活用水的需求也与现代社会大为不同，只需重点满足饮食用水即可。
（3）安全
聚落需要提供多方面的安全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防止外敌的入侵。陕北、晋西北地区的龙山时代社会格局复杂，不同族群之间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争夺显著加剧，由此导致在防御方面的诉求不断升高[15]。石峁遗址的外城东门出现了马面、墩台和角台等完备的防御设施[16]，核心区的皇城台门址则结构更为复杂，组成部门包括内、外瓮城和南北对立的墩台[17]。碧村遗址的聚落选址同样突出了防御的特点。前文已叙及，遗址所在的黄土台地除东侧与更高的黄土梁相连之外，其余几面都是几十米高的基岩陡壁，毫无通行的可能。而在唯一的通道城墙圪垛附近，古人则砌筑了城墙[18]。可见，遗址防御的优势是非常显著的。生产活动和居住的场所在空间上的一致，并均处于保护范围之内，也可以从安全的角度进行解读。即使面临外敌的长期围困，只要能够扼守住城墙，聚落内部完全可以做到长时间的自给自足。
黄土台地之上还具有其他安全方面的优势。其一，台地地形平缓，人们在生产生活时，不易发生事故。其二，地势较高，可免于洪水、滑坡等自然灾害。其三，有利于远眺，及时发现各种危险。
（4）交通
黄土台地上的交通状况要远好于河谷地带。受黄河下切形成基岩陡崖的影响，黄河两岸的一级支流在下游也往往发育峡谷地形。河谷及河床都呈弯曲型，河流的凹岸遭受直接的侵蚀，河道紧贴基岩陡壁；在凸岸则残存一些堆积阶地或者发育漫滩。河谷中凹岸与凸岸的相间分布，使得这些陆地并不相连。若无舟楫，就需要在峡谷中不断地涉水而行。但黄土梁之上则是另外的情形。首先，黄河同侧的一级支流之间的分水岭是连续的，比如蔚汾河与岚漪河之间的主干黄土梁；其次，分水岭处相对而言受侵蚀最小，地势最为平缓；再次，作为蔚汾河同侧支流之间分水岭的次级黄土梁也是连续的，并都与主干黄土梁相通，地势也是相对平缓的。这些地势平缓的各级黄土梁就构成了一个联通的树枝状结构，可能成为黄土丘陵区的主要交通线路。
交通与安全两方面的因素存在部分的冲突，交通便利的地方也面临着更大的安全压力。碧村先民应该更侧重于安全因素。黄土主梁上交通是最便利的，同时地形也最为平坦开阔。但一般的聚落并没有选择在这样的地方，而是在更为安全的次级黄土梁上。碧村遗址所在还不是一般的次级黄土梁，而是在黄土主梁末端处的次级黄土梁上，安全系数更高，原因在于遗址所在的台地下临黄河和蔚汾河这种高级别的河流，沟谷下切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实际达到的深度都是最大，地势最为险要。碧村遗址的地貌位置类似于石峁遗址的皇城台，都是在一条黄土支梁的末端，这凸显出碧村先民对安全问题的重视。遗址的交通主要依赖于与主干黄土梁相连的通道，同时最大的威胁也来自于主干黄土梁的方向。古人通过在连接处砌筑城墙的方式，因而制之。
通过对碧村遗址及其周围地貌的系统调查以及对光释光年代结果的分析，重建了龙山时代碧村遗址的地貌景观，并对各主要地貌单元的变化进行了评估，对其特点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从聚落用地、生产生活、安全和交通等方面对不同地貌单元的自然资源条件进行了剖析，阐释了聚落选址的合理性。形成的主要认识包括：
第一，龙山时代遗址区的整体地貌格局和特征与现在的状况大体相同。地貌结构包括黄土台地、河流高阶地、河流低阶地和漫滩等地貌单元。黄土台地与河床之间的高差早已存在。当时河床的高度与现在相当，或者仅高数米。
第二，黄土台地平缓开阔，相较于河谷中的二级阶地，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来满足聚落本身发展以及粟作农业的需求。
第三，碧村遗址的黄土台地东侧筑有石墙，除此方向与更高的黄土梁相连之外，其余几面都是几十米高的基岩陡壁，这种地貌的特点凸显了碧村先民对安全问题的重视。
第四，河谷中峡谷地形以及弯曲河道的发育，使之失去了陆路通行的条件。而地势平缓的各级黄土梁则构成了树枝状结构的交通网络。这种依靠黄土梁而非河谷的交通模式不仅会影响聚落选址，也必然使当时社会组织的空间方式别具一格：同属一个流域的河流两岸难以交流和沟通，而以黄土梁为中心的两翼则更易凝聚成一个社会团体。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地貌单元所呈现出的特点并不能理所当然地视为聚落选址的原因，它们最多是构成了一些必要条件。古人的选择我们已经是知道的，本文只是从地貌背景这个角度来对聚落选址的合理性进行阐释。在居址选择中，古人的决策机制才是第一性的，例如，安全似乎是该地区龙山时代优先级最高的问题，由此形成的这种颇具特色的人地关系更多的是古人决策而形成的结果。这是在进行环境动因考察时尤其需要注意的。
致谢：感谢袁靖、李志鹏、常怀颖先生对本文提出的修改建议。
*本研究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课题编号2020YFC1521605）、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遗址古环境重建及人地关系研究》资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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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神木县寨峁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
[2]a. 魏坚、曹建恩：《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石城址初步研究》，《文物》1999年第2期；b. 魏峻：《内蒙古中南部史前石城的初步分析》，《古代文明（第2卷）》，第65~83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c. 聂晓莹、付建丽、崔天兴：《试论中国北方地区的史前石城遗址》，《文物建筑》2020年第13辑。
[3]胡珂、莫多闻、毛龙江、李水城、王辉、曹炜、张翼飞：《无定河流域全新世中期人类聚落选址的空间分析及地貌环境意义》，《地理科学》2011年第4期。
[4][1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兴县文物旅游局：《2015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5]张光辉：《晋西龙山石城》，《大众考古》2017年第6期。
[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兴县文物旅游局：《2016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7年第6期。
[7]王晓毅、张光辉：《兴县碧村龙山时代遗存初探》，《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8]郑度主编：《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第430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9]a. 潘保田、胡振波、胡小飞、张忱、李富强：《晋陕峡谷北段晚新生代河流演化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2012年第1期；b. 朱照宇：《黄河中游河流阶地的形成与水系演化》，《地理学报》1989年第4期。
[10]程绍平、邓起东、闵伟、杨桂枝：《黄河晋陕峡谷河流阶地和鄂尔多斯高原第四纪构造运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3期。
[11]郑粉莉、唐克丽、张科利、查轩、白红英：《自然侵蚀和人为加速侵蚀与生态环境演变》，《生态学报》1995年第3期。
[12]王辉：《双洎河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分布变化与自然环境关系初探》，《科技考古》（第二辑），第141~154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13]陈相龙：《青铜时代世界体系视角下早期中国的生业经济》，《中国文物报》2020年9月4日。
[14]胡松梅、杨苗苗、孙周勇、邵晶：《2012~2013年度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15]孙周勇、邵晶：《马面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考古》2016年第6期。
[1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
[1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年第7期。
（作者：王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晓毅 张光辉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鲁鹏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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