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家坟”的规模有7000多平米，坟前又有石坊、石翁仲、石兽等地面建筑。那个年代宣家坟被破坏，作为“宣家”后人，祖坟被破坏成这样，宣奎元心里挺难受，其中一座坟坑满是污泥，大概是年代太久出现了渗水情况，棺椁早被人劈碎了带走，只留下了满坑的纸张书籍。宣奎元心中不忍，将古书一本本捡出来，然后回填了这座坟坑。
那些古书被扔在屋檐下晾晒。再说“宣奎元”，他本身不识几个字，捡回这些书不过是心理安慰，没什么实质作用；因此，天长日久后他又将晒干后的古书胡乱塞进了进门后的柜子里。
一直到1972年，上海旧书店的工作人员被分配到各处下乡征集老书刊。
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无意间听说了“宣家坟”的事，于是就找到“宣奎元”，说明来意后，宣奎元打开门后的破柜子，多年后的一堆旧书更惨了。
这些书本来就是从泥水中捞出来的，宣奎元又没妥善保管，如今的老书除了当年的泥污之外又被老鼠、虫子等啃咬得不成样子。
工作人员翻捡了半天才从“一大堆废纸”中选出了“一小堆”相对完整的旧书，以3毛的价格收购；剩下还有一大堆怎么办？宣奎元干脆将剩下的旧书都抱进厨房，当了引火之物。
这名工作人员收获颇丰，回来的人中就数他收来的旧书最多，旧书店的相关专家（那时的上海旧书店还属于文化部门下属的机关单位）也赶来看热闹。
翻捡了半天，旧书上的字迹虽然大多模糊不清了，但专家还是看出这些是古代唱本；忽然有一位专家失声惊叫“这可是宝贝，明代刊刻的珍本！”
这里稍作解释，不少人都听过“唐诗宋词元曲”这类话，殊不知后面还有一个“明话本”，这些都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盛世王朝中最为流行的文化载体。
现场的人都懂行，听专家说这些古书是“明话本”后，一个个惊呆在现场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处理；专家一见这情景，又气又笑地催促道“还愣什么，赶紧再去找宣奎元，把其他旧书也收回来呀！”这次专家亲自出马，再找到宣奎元说明来意，得到的结果却是“没了，都烧了！”
原来，这些泥水中捡回来的旧书晾干后依然沾着污泥，引火很难点得着；宣奎元来了气，大把大把地将“废纸”扔进火里，一顿饭的功夫，这些古书就被烧了个差不多。
专家一听急了“都给烧了？就没留下一点？”宣奎元带着专家去厨房看，柴火堆上还有一小堆“废纸”，心疼的专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宣奎元不以为然地说“就剩这么点，还没2斤重，你们也不能要啊！”
专家从柴火堆里捡出大约十几本旧书，宣奎元究竟烧了多少“明话本”已不得而知；之后，专家将剩余的旧书全部带走，竟然留下了5块钱，这让宣奎元颇感例外。
宣奎元心里嘀咕“之前几十斤重的旧书才给了3毛钱，如今不到2斤竟然给了5块，难道废纸越烂越值钱？”
他哪里知道，这些古书在地下埋葬了五百多年，又不知在水中浸泡了多久，出土时早已粘连在一起，甚至结成了块状；现场难以处理，专家着急回研究所，这才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了宣奎元。
后经鉴定，这批明代话本是明成化年间官方刊印的“原版书籍”，500年后早已消失，如今再次出现可谓弥足珍贵。
“明话本”的出土也引起了考古队的兴趣，后经发掘，确定古书应属于明代“西安府知事”宣昶的妻子之物。
宣昶在史料中算不上什么知名人物，他的妻子就更少有笔墨描述了，唯有《嘉定县志》略有记载，这里就不细说了。
总之，这批明代话本被运回上海，“旧书店”没有相关技术处理这些粘合在一起的纸张；于是这批古籍又转至当时的上海博物馆处理，由于被破坏程度太高，用一般的水泡法或水蒸法竟然也无法揭开。
连博物馆的专家也被难住了，难道就没办法将这些纸张揭开了吗？自古“民间藏高人”，专家解决不了的问题，竟然被民间的一位裱画艺人解决了。
这位“民间艺人”的日常工作就是装裱字画，他有一种祖传药水，说来也怪，“艺人”将古书浸泡在药水中，药水不仅将粘合物全部溶解，还能不使字体褪色、纸张似乎也没有被破坏。
这种神奇的药水只有这位裱画艺人有，而且密不外传，博物馆专家想要却被婉言拒绝，究竟是什么宝贝呢？直到今天也没一个标准答案。
再说那些粘合在一起的“古书”，即便被药水溶解开也需要较长时间，这位民间艺人就在现场盯着，纸张被药水溶开一点，他就揭开一点，而且还要不断的更换药水漂清。
说得挺简单，实则一页页揭开纸张需要极大的耐性和极稳的手法，裱画师傅这手技艺，就连文物修复专家也自叹不如，果然称得上“民间高人”。
当然，这些古书毕竟是500多年前，且长时间在水中浸泡过的，想恢复原貌已不可能，专家只好根据内容重新装订成册；1973年，这批古书被重新影印，仅供专家研究之用、1979年被重新装订成书，名为《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
概括来讲，这批明代话本为研究明代社会、文学、艺术、戏曲、版画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其价值不可估量，甚至有人将其与“马王堆”相提并论。
以市场评估，这批500年多前的“明话本”很难准确估价，仅单本就曾拍出1020万的天价；当然还有曲目分类、保存完整度等因素来影响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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