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种，当一名男性被选中成为一名父亲，那么女儿就应当是他这一辈子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对女儿的爱也应当是无私且伟大的，不应当掺有任何杂质。
这种不掺杂质的爱在每一个年龄段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在小时候应当将女儿捧在手心，长大了就应该自觉站在女儿身后，不能与女儿再有太过亲近的肢体接触，所谓的“女大要避父”，说的就是这种分寸感。
然而真有人将女儿当成了“私有物品”，任意践踏道德的底线，触碰法律的红线，2020年，上海就有这样一个禽兽父亲，亲手制造了一出家庭伦理悲剧。
2020年6月29号，上海杨浦警方接到一名年轻女子的报案，她长相清秀，但是衣衫看起来有些凌乱，身上有些污渍，整个人看上去精神有点恍惚。一开口，警方更加确认她的精神状态与常人有异。
她在警方面前手舞足蹈了半天，最后民警凭借她口中的语言碎片拼凑出的信息是：她被自己的父亲QJ了。这种事情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一旦这一信息属实，事件的严重性就不可忽视，因此警方随即成立调查组进行情况了解。
这名女子就是小戴，家里面还有一个弟弟，她的父亲戴某42岁，嗜酒，暴戾。小戴在警局称就在6月29号中午，她与父亲、弟弟一起在家吃了午饭，期间喝了不少酒，就在她醉倒之后，父亲将她抱到了床上面并与她挨着睡觉，在这之后便与她发生了父女之间不该有的事情。
她当时已经浑身乏力，即便感觉到了父亲的强迫还是无力反抗，经过一阵推脱之后还是无果，被戴某得逞。
如果是一个智力、精神状态都正常的人去派出所作出这种控诉，在取证之后便可立即对戴某进行调查，但是这一起案件的难点就在于小戴精神失常，且警方在她体内并没有提取到相关证据。
为了不冤枉一位父亲，也为了不放过一位罪犯，警方继续做严密的调查，对小戴的弟弟以及母亲做了情况了解。
小戴的弟弟说的基本与小戴一致，不过他只看到父亲将姐姐搬到床上之后，自己与她挨得非常近地睡在一起，在这个时候他便出门了，不清楚后续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戴的母亲早就已经不与他们一起生活，不清楚戴某是否对女儿做出了禽兽行为，但是她表示小戴从2016年开始就患上了精神疾病。
在那一年之前，小戴一直都是班上的尖子生，每一学期都能拿到奖状，老师对她从来都是表扬，到了2016年，小戴就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一样，整个人神经兮兮，有自杀倾向，还会经常说自己的妈妈死了。父母只好将她送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经过治疗之后，小戴的情绪相较以前稳定了一些。
戴某在接受警方的调查时一开始拒不配合，称自己绝对不会对女儿做出这种事情，还说就是因为小戴的原因，导致妻子也离他而去，导致他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根本就没有心思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这种违背伦理的事情更是不会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或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所以仅凭小戴的一面之词对戴某采取强制措施确实不合适，不过既然小戴说的情况与她弟弟交代的情况一致，那就说明在这件事情上她的确有清晰的认知。
警方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求，秘密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调查工作，根据现场勘验笔录、提取痕迹、物证鉴定、证人证言等证据进行搜寻，警方最终确认对戴某进行抓捕。
检方以QJ罪对戴某提起公诉。戴某直到这个时候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直到开庭的时候才承认自己确实做了对不起女儿的事情，不过还是狡辩称自己之前之所以不认罪是因为喝醉酒断片了，不是故意不认罪。
戴某承认在自己进行伤害的时候遭到了女儿的强烈反抗，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违背了小戴的意志，所以构成QJ罪。
根据刑法规定。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XJ的行为构成QJ ，犯此罪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戴某的辩护人认为戴某伤害的对象特殊，是自己的女儿，所以他的社会影响较小，对社会危害性小，结合他之前没有前科以及当庭认罪如实交代的情形，以及小戴出具的谅解书，应当对他予以从轻处罚。
这种说法简直罔顾人伦常理，伤害自己的女儿，如何能说得上是社会影响较小？这分明是公然践踏人伦道德，性质极为恶劣，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大。而且戴某虽然在开庭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这时候的承认已经有了明确的目的性，也是在确凿证据面前无能为力地承认，所以并不应当按照自首处理，不属于可以从轻处罚的情况。
小戴不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的处境上没有明确的认知，她出具的“谅解书”是否表达了自身的真实意愿还有待商榷，所以这份谅解书不应当作为给戴某减刑的理由。
最后经过审理，戴某以QJ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这起案件告结，在小戴身上发生的悲剧却还有可能在某些不幸的家庭中上演，遇到这种禽兽不如的父亲，一定要及时求助警方。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