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河南登封王城岗85WT264F1陶器群的年代介于二里冈上层二期和殷墟文化第一期之间，相当于邹衡先生划分的“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由于郑州地区该阶段遗存的陶器群面貌仍基本保持二里冈文化特征，可归入广义的“二里冈上层”范畴，建议称为“后白家庄期”。郑州地区的商文化变革发生在该阶段和殷墟文化第一期之间，中原地区延续千余年的深腹罐使用传统在此阶段步入尾声，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在殷墟文化第一期形成之初即已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长期以来，二里冈文化与殷墟文化的过渡阶段一直是商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1]的考古发现，为填补二里冈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提供了关键资料。邹衡先生关于商文化的全面系统分期研究，极富预见性地划分出了介于二里冈上层二期和殷墟文化第一期之间的“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2]，为深入认识二里冈文化与殷墟文化过渡阶段的文化面貌，起到了开辟性的指引作用。河北邢台商代遗址群[3]、河南安阳洹北商城[4]的考古发掘，更是进一步充实了相关考古资料，大型都邑遗址从二里冈文化向殷墟文化过渡阶段的文化面貌得以更为清晰地呈现。
不论二里冈文化还是殷墟文化，皆可分为若干地方类型[5]。郑州地区的殷墟文化遗存以往一度被归入殷墟类型[6]，但荥阳关帝庙[7]、郑州黄河路109号院[8]等地更为丰富的考古材料表明，郑州地区存在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殷墟文化遗存，可称为“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通过郑州小双桥遗址[9]的考古发掘，学界对二里冈上层二期的文化面貌取得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对郑州地区在二里冈上层二期之后，至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形成之前，大体相当于“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的文化面貌，仍然缺乏清晰的认识，这成为郑州地区商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
登封市是郑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地处嵩山南麓，该市境内的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二里冈文化遗存[10]，南洼遗址则发现了丰富的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遗存[11]。实际上，王城岗遗址还曾发现年代介于二里冈上层二期和殷墟文化第一期之间的典型陶器群，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故此成文，以登封王城岗85WT264F1为典型单位，对该房址出土陶器群的年代、面貌性质及其所涉郑州地区商文化变革问题展开论述。
一 陶器群的年代
王城岗85WT264F1是一座浅地穴式房址（图一），“在房址的上部堆积中，发现大量草拌泥红烧土块和小木炭、河卵石等，可能是房顶和墙壁倒塌后形成的堆积”[12]。
王城岗85WT264F1出土了数量丰富的陶器，炊煮器数量明显较多，其中又以深腹罐数量最多，陶鬲次之，而盛储器类较为缺乏，并不是一套通常的日用陶器组合，应具有特殊用途或存放需要。据介绍，“在该房址内发现大量可以复原的陶器，达数十件之多。其出土情况是：在房址北部完整器多，有陶鬲和深腹罐，还有镂孔圈足豆、盆等，出土时多已被压碎；在南半部多为陶器残片，以罐为多。”[13]据此可知，房址北部的陶鬲、深腹罐等完整器（图二）原本放置于房屋之中，后由于墙倒屋塌被压其下。
原报告将王城岗85WT264F1归入该遗址二里冈文化的第二组，判断为“二里岗上层文化遗存”[14]。然而，王城岗85WT264F1的陶器群面貌虽与二里冈上层二期陶器群近似，却明显表现出稍晚的时代特征，突出表现在陶鬲的时代特征上。
王城岗85WT264F1出土陶鬲主要可分为两型。
第一型陶鬲的典型时代特征是腹部所饰绳纹向上略越过颈部的旋纹。小双桥遗址[15]是一处主体堆积年代为二里冈上层二期的都邑遗址，发掘了数量丰富的二里冈上层二期典型陶器群。根据小双桥遗址出土二里冈上层二期典型特征陶鬲可知，绝大多数陶鬲为宽方唇上翻下勾，沿面斜直，其上有一道旋纹，颈部饰二道旋纹，腹部所饰绳纹不越过颈部的旋纹。进入随后的“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陶鬲腹部所饰绳纹出现略越过颈部旋纹的现象，河北藁城台西M14[16]、安阳洹北花园庄G4[17]等此阶段典型单位所出陶鬲（图三：1、2）均表现出这样的时代特征。王城岗85WT264F1：6、24二鬲（图三：3、4）尽管仍具有宽方唇、颈部饰二道旋纹等特征，但腹部所饰绳纹出现了向上略越过旋纹的现象，这是“第Ⅶ组”陶鬲的时代特征。王城岗85WT264F1：6陶鬲腹部所饰绳纹呈麦粒状，这也是晚于二里冈上层二期的特征，如河南郑州小双桥99ⅨH23：89[18]、陕西礼泉朱马嘴H3：11[19]等。
第二型陶鬲的典型时代特征是颈部仅饰一道旋纹，腹部所饰绳纹普遍越过颈部的旋纹。第二型陶鬲与第一型陶鬲具有共存关系，如安阳洹北花园庄G4：2和G4：1二鬲（图三：2、5）。王城岗85WT264F1：28（图三：6）的方唇稍窄，腹部所饰绳纹普遍越过颈部的单道旋纹，锥足仍外撇，与洹北花园庄G4：1最为接近，同属“第Ⅶ组”的时代特征。河北邢台东先贤遗址第一期的年代略晚于台西M14、洹北花园庄G4[20]，东先贤一期的典型单位H15所出陶鬲H15：41、H15：14（图三：7、8）腹部所饰绳纹普遍越过颈部的旋纹，但陶鬲锥足已不再外撇，而是竖直，这是更晚的时代特征。
王城岗85WT264F1出土陶鬲还有稍窄斜方唇、颈部无旋纹者，腹部饰麦粒状绳纹，如85WT264F1：1（图四：1）。陶鬲85WT264F1：15（图四：2）的方唇稍窄，腹部拍印的绳纹与郑州地区二里冈上层时期流行的绳纹风格有所不同。两件陶鬲的鬲足均残缺，但仍可看出形体趋矮，这也是相对较晚的时代特征。
打破关系同样可对王城岗85WT264F1的年代提供佐证。王城岗85WT264F1打破85WT264H763，该坑所出陶鬲H763：10（图四：3）的颈部饰两道旋纹，沿面有一道旋纹，但方唇变窄，陶鬲H763：11（图四：4）为窄方唇，颈部无旋纹，这都是晚于二里冈上层二期而又早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的时代特征。
由于与陶鬲、深腹罐同出的完整器还有“镂孔圈足豆”，因此也需纳入考察。小双桥遗址出土的二里冈上层二期陶豆偶见十字镂孔者，这是对青铜礼器圈足的模仿。王城岗85WT264F1：14陶豆（图五：1）的圈足部位饰上下两行方形镂孔，类似的方形镂孔陶豆屡见于河北邢台东先贤（图五：2、3）、藁城台西、肃宁后白寺[21]等遗址，器物形制也十分接近，应是较为明确的来自冀南地区的文化影响。
对于王城岗85WT264F1出土深腹罐时代特征的考察，还需要与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深腹罐进行对比。小双桥遗址所出深腹罐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平底深腹罐，宽方唇的中部微微起棱从而形成上下两重唇，腹部所饰绳纹通常是自上而下竖直施加，如小双桥00VH60：69（图六：1）；第二类是圜底深腹罐，宽方唇的上下两端突起较小的圆重唇，腹部通常饰相对较细的绳纹，如小双桥00VH85：43（图六：2）。王城岗85WT264F1陶器群的深腹罐也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平底深腹罐，与小双桥遗址的第一类深腹罐一脉相承，但在陶器群中的数量较少，虽仍是宽方唇，但唇面未见起棱，如王城岗85WT264F1：43（图六：3）；第二类是圜底深腹罐，又可细分为两型，其中一型属于小双桥遗址第二类深腹罐的后续形态，如王城岗85WT264F1：46（图六：4），在该陶器群中的数量也较少，不同之处是仅在宽方唇上端起较小的圆重唇。
王城岗85WT264F1的第二类深腹罐中，数量更多的则是另一型粗绳纹圜底深腹罐，如王城岗85WT264F1：11（图七：1），这也是整个王城岗85WT264F1陶器群中数量最多的器型。以往所知的“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典型单位多数发现于冀南豫北地区，罕见深腹罐出土，但在冀南豫北地区以外，同样出土深腹罐的“第Ⅶ组”典型单位并非没有例证，豫东的柘城孟庄H23便发现了近似的粗绳纹圜底深腹罐（图七：4）。柘城孟庄H23：6陶鬲（图七：5）虽为宽方唇，但颈部仅饰一道旋纹，腹部绳纹偏细，高锥足略外撇，年代特征介于二里冈上层二期和殷墟文化第一期之间，与王城岗85WT264F1：28陶鬲（图七：2）近似。柘城孟庄陶甑H23：12（图七：6）也与王城岗85WT264F1：13陶甑（图七：3）较为相似。柘城孟庄H23的共存关系，成为判断王城岗85WT264F1出土粗绳纹圜底深腹罐年代的重要参考依据。
王城岗85WT264F1房址北部可复原的陶鬲、深腹罐、方形镂孔豆等属于房屋废弃时的一次性堆积，这些陶器具有较强的共时性。通过与其他“第Ⅶ组”典型单位出土陶器的对比，同样可知具有较为一致的时代特征，即介于二里冈上层二期和殷墟文化第一期之间，与藁城台西M14、安阳洹北花园庄G4的年代大体相当，可作为“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的又一典型单位。王城岗85WT264F1陶器群年代的确定，为探讨郑州地区二里冈文化向殷墟文化过渡阶段的面貌性质，确立了一个关键的典型单位。
二 陶器群的面貌性质
尽管王城岗85WT264F1陶器群的时代特征明显晚于二里冈上层二期，但不论是器类还是形制仍然基本沿袭了二里冈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也应是原报告将其归入“二里岗上层文化遗存”的原因。从陶器群的整体面貌上看，郑州地区以登封王城岗85WT264F1陶器群为代表的“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遗存，仍然应当在文化性质上归属于二里冈文化，但其相对年代晚于二里冈上层二期，又早于殷墟文化第一期。
学界一般认为主体堆积年代为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小双桥遗址有可能是商王仲丁所迁的隞都[22]。根据《史记·殷本纪》、古本《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的记载，在短暂居隞之后，商王朝的统治中心从郑州地区迁往了冀南豫北地区。在盘庚迁殷之前，最有可能是商王朝都邑的考古发现当属邢台商代遗址群[23]，通过邢台东先贤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对此阶段的商文化陶器群面貌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王城岗85WT264F1陶器群尽管基本保持了二里冈文化陶器群的主体特征，仍不可避免受到来自冀南豫北地区的文化影响。前述陶鬲所饰绳纹越过颈部旋纹的特征应是来自冀南豫北地区的影响，方形镂孔陶豆也是较为明确受到冀南豫北地区影响的器型。但总的来说，王城岗85WT264F1陶器群仍然保持了二里冈文化的基本面貌和主体特征。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根据郑州二里冈的考古资料，提出了“二里冈下层”和“二里冈上层”的划分[24]。邹衡先生后将属于“二里冈上层”的单位细分为“商文化早商期第二段第Ⅳ组”和“商文化早商期第三段第Ⅴ组”，分别以二里冈上层C1H2乙、C1H1为典型单位[25]。邹衡先生划分的“商文化早商期第三段第Ⅵ组”相当于安金槐先生划分的二里冈上层二期[26]，学界一般也将其纳入“二里冈上层”之中。登封王城岗85WT264F1尽管已晚至邹衡先生划分的“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但在整体面貌上仍然保持二里冈文化特征，而与殷墟文化差异较大，同样可以纳入广义的“二里冈上层”范畴之中。因此，郑州地区广义的“二里冈上层”可细分为四个阶段，分别相当于邹衡先生划分的“商文化早商期第二段第Ⅳ组”“第三段第Ⅴ组”“第三段第Ⅵ组”和“第四段第Ⅶ组”。考虑到二里冈上层二期又被较为普遍地称为“白家庄期”[27]，郑州地区以登封王城岗85WT264F1为典型代表的阶段紧随其后，面貌特征也非常近似，建议考虑将其称为“后白家庄期”。
三 郑州地区的商文化变革
通过上文对登封王城岗85WT264F1陶器群年代和面貌性质的讨论，郑州地区的“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典型陶器群仍然具有较为浓厚的二里冈文化特征。郑州地区二里冈文化向殷墟文化的变革，发生在“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和殷墟文化第一期之间。这一变革涉及到深腹罐使用传统在中原地区的终结，以及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的形成等重要学术问题，因此需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中原地区深腹罐使用传统的终结
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在龙山时代是王湾三期文化分布区，深腹罐是王湾三期文化的主炊器之一[28]。在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嵩山以北的王湾类型以“罐多鼎少”为主要特征之一，深腹罐是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炊煮器[29]。二里头文化以深腹罐、圆腹罐为主要炊煮器，二里头文化的深腹罐仅在第一期流行平底罐，第二期至第四期则流行圜底深腹罐[30]。
先商文化（漳河型）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南北走廊。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第④层[31]曾发现平底深腹罐，却未明确发现陶鬲。当先商文化沿着辉卫文化和岳石文化的边界地带向南到达豫东杞县，陶器群中橄榄形深腹罐的比例仍然高于陶鬲。杞县鹿台岗H39中橄榄形深腹罐数量约占16%，陶鬲约占14.2%；鹿台岗H9打破H39，“陶器的陶质、陶色、纹饰、器物种类与特征等，与H39近同”[32]，其中陶鬲“比例略小于橄榄形罐，约占20%左右”[33]。
当先商文化到达郑州并西进洛阳盆地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二里头文化的圆腹罐基本被二里冈文化的陶鬲所取代，深腹罐则演变为两大类：一类是橄榄形深腹罐的后续形态，即平底深腹罐，腹部饰纵向绳纹；另一类则是二里头文化传统深腹罐的后续形态，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深腹罐流行的高束颈、卷沿、盘口特征被改造为类似于平底深腹罐的折沿（或近折）、方唇特征，但仍然保留圜底、腹部粗绳纹斜施或交错拍印等二里头文化传统作风。后一类深腹罐在郑州商城[34]发现较少，却在二里头遗址[35]及其毗邻的偃师商城[36]发现较多，属于二里冈时代遗留的二里头系深腹罐，可能与所谓的“夏遗民”存在关联。新郑望京楼遗址[37]发现丰富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遗存，该遗址二里冈文化遗存中也存在此类特征的圜底深腹罐。登封地区原本也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域，王城岗85WT264F1陶器群中圜底深腹罐的数量远多于平底深腹罐，同样反映出二里冈文化中二里头系因素的存留和延续。
然而，偃师商城至二里冈上层二期已基本废弃，新郑望京楼遗址的繁荣期延续至二里冈上层二期也戛然而止，登封王城岗85WT264F1陶器群的年代晚于二里冈上层二期，仍然发现数量较多的深腹罐，且以圜底深腹罐居多，这是中原地区深腹罐使用传统的最晚阶段。豫东柘城孟庄H23陶器群同样佐证了深腹罐的使用传统延续到了“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
随着商王朝定都于安阳，来自殷墟遗址群的文化影响对郑州地区的商文化面貌产生了重大影响，突出表现在深腹罐从陶器群的退出。在郑州人民公园[38]、铭功路东[39]、高庄[40]、荥阳关帝庙[41]、登封南洼[42]、新郑海寨[43]等地发现的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居址遗存较为丰富，皆不见深腹罐的存在。登封南洼遗址的殷墟文化遗存年代集中在殷墟文化第二期，属于关帝庙类型的成熟面貌，器类统计显示陶鬲占比高达47.8%，陶甗占比12.7%[44]，缺乏深腹罐的存在。
由此可见，登封王城岗85WT264F1陶器群是中原地区深腹罐使用传统的尾声。郑州地区延续千年以上的深腹罐使用传统，最终随着二里冈文化的终结而结束。
（二）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的形成
商王朝的都邑从郑州地区迁往冀南豫北地区是二里冈文化向殷墟文化转变的最根本原因。当商王朝都邑迁至冀南地区，当地不同的生活习惯会造成日常炊器的变化。邹衡先生在划分“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时便指出：“本组陶器中，夹砂中口罐、甗、斝鼎逐渐少见。陶鬲在炊器中的比例加大”[45]。邢台东先贤遗址的考古发掘也表明，原本流行于二里冈文化中的各类深腹罐，至“第Ⅶ组”均已退出商文化陶器群。
当商王朝统治中心迁离郑州地区后，当地的日用陶器在“第Ⅶ组”仍然基本保留了二里冈文化的面貌特征，虽有来自冀南地区的文化影响，但并未对陶器群面貌产生较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商王朝正处于“九世之乱”而无暇顾及对日用陶器的过多干预。
豫北冀南地区殷墟文化的形成及其对郑州地区的文化影响是郑州地区商文化变革的最主要原因。当统治中心迁往安阳后，商王朝重新步入稳定发展阶段，殷墟文化得以在豫北冀南地区形成。来自统治中心的文化影响导致了郑州地区二里冈文化的终结和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的形成，郑州地区的商文化陶器群面貌发生了重大变革，深腹罐从陶器群的退出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其背后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习惯受到了强力干预。
根据已发表的考古材料，荥阳关帝庙遗址出土陶鬲H152：1[46]（图八：1）为殷墟文化第一期特征。该鬲仍有宽方唇的遗风，但方唇上部向外侈，方唇下部相应内收，沿面也由此前的斜直沿面改为下凹弧形沿面，裆部相对降低，鬲足竖直并趋于矮短，袋足下部至鬲足有刮痕。据此可知，“下凹沿面”“刮痕鬲足”等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陶鬲的典型特征，在关帝庙类型形成之初的殷墟文化第一期即已出现。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殷墟文化典型特征陶鬲仍然保持素面圆锥足特征，如安阳小屯YH226：349E[47]（图八：2）。
上述情况表明，殷墟文化在郑州地区出现之初即已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根据已知的考古材料，关帝庙类型的地方特色在郑州地区又贯穿了整个殷墟文化时期，与豫北地区典型面貌的殷墟文化并行发展。
四 结语
登封王城岗85WT264F1是郑州地区“商文化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组”陶器群的典型单位，为深入认识郑州地区二里冈上层二期向殷墟文化第一期过渡阶段的商文化陶器群面貌提供了填补缺环的重要材料。商王朝统治中心在此阶段已迁离郑州地区，但陶器群仍然基本保持二里冈文化的面貌特征。
殷墟文化形成之后的对外影响，是郑州地区商文化发生革新性变化的决定性原因。郑州地区延续千余年的深腹罐使用传统随着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的形成而终结。通过对登封王城岗85WT264F1年代和面貌性质的认识，可知殷墟文化关帝庙类型的年代上限即为殷墟文化第一期，在此之前尚未萌生明确属于关帝庙类型的特色因素。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
[1]a.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县商代遗址和墓葬的调查》，《考古》1973年第1期；b.褚建良：《从商代遗址的发掘看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本质》，《文物》1974年第5期；c.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d.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2][25][45]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a.邢台东先贤考古队：《邢台东先贤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b.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邢台商周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
[4]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b.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
[5]a.同[2]；b.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05-320页。
[6]同[5]c，第305-313页。
[7][41]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关帝庙遗址商代晚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7期；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考古发现与认识》，《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
[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黄河路109号院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5年第3期。
[9][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b.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11][42]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编著《登封南洼：2004~2006年田野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
[12] 同[10]b，第273页。
[13] 同[10]b，第274页。
[14] 同[10]b，第358页。
[16] 同[1]d，第114页。
[17] 同[4]a。
[18] 同[9]，第670、672页。
[19]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20]同[3]a，第438页。
[21]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肃宁县文物保管所：《河北肃宁县后白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4期。
[22]a.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隞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b.邹衡：《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隞（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
[23]a.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b. 邹衡：《邢台与先商文化、祖乙迁邢研究》，《三伦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c.同[3]b。
[24]a.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b.赵全嘏：《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及其时代关系》，《史学月刊》1957年第3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著《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
[26]安金槐：《关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陶器分期问题的再探讨》，《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
[27]a.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白家庄遗址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b.陈旭：《郑州商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
[28]a.同[2]；b.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c.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洛阳王湾：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9]同[28]b。
[30]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32]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编著《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33]同[32]，第102页。
[3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35]a.同[30]；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商城（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
[37]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新郑望京楼：2010—201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
[38]《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发表了一件被归入人民公园二期的砂质罐C7H117:4，为平底深腹罐，其唇部起棱形成双唇的特征与二里岗上层二期的深腹罐相似，可能是早期陶器混入晚期单位。根据该报告的介绍，二里冈上层二期遗存“在商城西墙外的铭功路西侧也有少量发现”，因此存在这样的可能。同[34]，第845页。
[39]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铭功路东商代遗址》，《考古》2002年第9期。
[40]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高庄遗址商代晚期遗存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21年第1期。
[4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市旅游文物局：《河南新郑市华阳城遗址的调查简报》，《中原文物》2013年第3期。
[44]同[11]，第659页。
[46]同[7]a。
[47]李济编，潘慤绘《殷墟陶器图录》，《考古》1988年第10期。
（作者：李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5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