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的一天，北京市一座四合院内走进了一队军容整洁的解放军战士。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听见了声响，立刻起身出来迎接。
但面对这位老人，带队干部却丝毫没有好脸色，只见他从身上掏出了一张“红头文件”交给老人，而后厉声质问是吴郁文不是？
老人先是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才后知后觉地回答自己就是吴郁文。
随后，解放军战士二话不说把这个老人带了出去，附近的邻居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纷纷聚拢在一起议论着。
其实，这个白发老人正是当年负责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刽子手”。
几天以后，北京市的各大报纸上出现了一则醒目的新闻标题：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手吴郁文已被逮捕入狱，并将于近期接受人民的审判。
消息一出，整个北京乃至全中国的舆论都炸了锅。
人们都想看看，这位曾经杀死李大钊同志的刽子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审讯室里，吴郁文起初还想抵赖，最后，在大家的逼问下，他才一五一十地向调查人员诉说着当时的情况。
绞死李大钊时，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四十分钟！
那么，敌人花这么长的时间行刑，是刻意折磨，还是另有原因？最后，“刽子手”吴郁文又会得到一个怎样的审判结果？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作为党的重要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几乎每天都会废寝忘食地工作。
有时候，他会出现在讲台上为学生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时候，他又会出现在田间地头和工厂车间，关注底层的工农群众，向他们了解社会实情。
而李大钊所做的这一切也让他成为了各路军阀的眼中钉，肉中刺，早在李大钊刚刚投身革命工作的时候，北洋军阀的手下们便盯上了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高兴得夜不能寐。他当即提笔写下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多篇文章。
向当时的中国人系统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内容。
但当时的军阀政府认为李大钊的行为是在“为俄国暴徒们张目”，于是便罗织罪名派人去抓捕李大钊，幸亏当时李大钊的学生们得到消息，将情况转告给了他。
李大钊
得到消息以后，李大钊立刻连夜离开北京，逃到了河北的乡下，这才免遭劫难。
然而，革命的道路是无比艰险的，革命者李大钊的“危险之旅”也才算得上是刚刚开始。
1921年，李大钊和陈独秀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很快，李大钊就发现自己家的家门口就多出了好几个“陌生人”。
这些人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总是摆出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李大钊知道自己被人给监视了，但他还是决定试一试。
最终，“中共一大”顺利地在上海召开，李大钊等人也有惊无险地脱离了危险。
但在党组织成立以后，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李大钊去完成，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李大钊决定回到北洋政府的心脏地带——北京。
当时的北京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李大钊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了。
因此，他刚一到达北京便立刻被敌人给盯上了，但李大钊明面上的身份还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学教师”。
北洋军阀的人马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会轻易对他动手。
就这样，李大钊在敌人的心脏地带连续工作了几年的时间，为我党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事情的“变局”发生在1925年，这一年上海的英国殖民者打死了几个中国工人。
他们的残暴行径立刻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大家纷纷上街抗议，表达政治诉求，有人甚至还组织人手对英租界的巡捕房进行冲击。
很快，李大钊便嗅到了这其中蕴含的“革命气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正式参与了对工人们的领导。
这些获得了正确革命方法的工人简直就是如虎添翼，英国殖民者们见状，只能够低头认错并赔偿了一大笔钱。
这件事情就是后来在我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五卅运动”，这场运动不仅让工人们懂得了科学斗争的重要性，也使得李大钊本人成为了各路军阀眼中“最难缠的敌人”。
1927年4月，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了整个中国。
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空前的巨大危机，在同志们的一再劝阻之下，李大钊不得不带着家人躲进苏联大使馆寻求庇护。
然而同月6日，厄运还是降临了，一大早一群北洋政府的士兵就敲响了大使馆的房门，打破了清晨的宁静，眼看着无处可逃，李大钊同志选择了慷慨就义。
根据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回忆，李大钊被捕时非常平静，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也没有正义凛然的口号。
只见他从身后的抽屉里抽出一把小手枪，目光如炬地盯着门口。
同时，李大钊还不忘出声安抚站在一旁的孩子们，爸爸只是遇到一些意外，等过了这一阵爸爸就会回家的，不用太担心爸爸。
过了一会儿，几个士兵粗鲁地冲进了房间。他们看了看手中的照片，又看了看李大钊，颐指气使地问道：“你就是那个赤色分子李大钊吗？”
李大钊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随后，士兵们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绳索，将李大钊和他的孩子们一起带出了苏联大使馆。
李大钊被捕以后，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与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当时北京城内的舆论大多数都要求政府立即释放李大钊，我党的其他同志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便组织了人员伺机而动。
可是，张作霖不同于其他的北洋军阀，如果说先前的段祺瑞、徐世昌等人还会顾及一点政府的形象，那么张作霖就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家伙。
这一回，他铁了心要处死李大钊，连罪名都已经给他定好了。
但在处死李大钊之前，他们还是想通过审问的方式从李大钊的身上套取一些情报。
负责审讯李大钊的，是时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的吴郁文，他拿着刑具慢慢地向李大钊靠近，眼里露出了凶恶的目光。
只见，问李大钊在北京还有多少藏起来的同伙。李大钊面对恐怖的刑具没有丝毫惧色，他非常平静地告诉吴郁文，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
根据张作霖的命令，他们不能擅自对李大钊动刑，否则一旦传扬出去，将会非常被动。
没想到面对各种各样的威胁李大钊就是不肯屈服，无奈之下，吴郁文只能下令收队，将此事层层上报给了张作霖。
张作霖心想李大钊是一个文人，如果他不肯在武力面前屈服的话，那么他就一定会在利益面前低头。
于是，张作霖找来了杨宇霆让他去劝降李大钊。
杨宇霆是河北唐山宋道口人，李大钊是唐山乐亭人，因此两个人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老乡。
杨宇霆一走进审讯室便开始给李大钊洗脑，先是命人解开李大钊身上的枷锁。
然后杨宇霆便朝着李大钊走了过去故作关心地问这些天老弟你受苦了吧？
李大钊根本不吃杨宇霆这一套，他甩了甩袖子，挣脱杨宇霆的手臂，然后将头瞥向了一边。
杨宇霆依旧没皮没脸地笑着，他还伸出手帮李大钊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做出了一副谄媚的模样。
然而，直到这次谈话结束，李大钊依旧刚毅不屈，不肯透露半点情报，气急败坏的张作霖只能下令将李大钊等一批进步人士处死。
当时，正好奉系军阀内部获得了一匹国外进口的绞刑架。
1927年4月，在北平市民们的注视之下，张作霖手下的士兵将李大钊押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进行处决。
在临刑之前，吴郁文带着几个士兵假惺惺地站在一旁，他依旧没有放弃“劝降李大钊”的幻想，企图用眼前的绞刑架吓住他。
可李大钊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那里是这么容易屈服的呢？
李大钊看着刑场上的绞刑架发出了最后的呐喊：“我们相信未来的世界一定会是红色的海洋！共产主义的理想必将在中国，在全世界取得最终的胜利！”
说完这番话后，李大钊率先走向绞刑架，直到此时他的眼里也没有丝毫的恐惧。
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所忠于的事业，一旁的士兵将李大钊打倒在地逼他认错，但李大钊还是坚强地爬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行刑人员为李大钊套上绞索，随着吴郁文的一声令下，李大钊脚下的活动板被迅速打开，他被悬在了半空中。
但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李大钊的绞刑足足进行了四十分钟。
按理来说，绞刑可以让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毙命，即便是中途出现了什么意外，整个行刑的时间也不会超过二十分钟。
自从1951年吴郁文被我们的公安机关逮捕以后，便开始了耍赖。
虽然，他承认是自己负责执行了李大钊的死刑，但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依旧选择闪烁其词，不肯配合审问。
吴郁文百般抵赖，对于李大钊烈士就义的细节，他不是说自己记不清了，就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在吴郁文看来，反正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共产党的干部们无论如何也查不清楚，因此他抱定了决定要“耍赖到底”。
吴郁文声称自己只是奉了张大帅的命令去处死李大钊，他本人对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并没有多大的“仇恨”。
但面对吴郁文这样的态度，我党的审问人员也早就做好了准备，几天以后，大家将一件文物摆到了吴郁文的面前。
面对这样东西，他立刻失声惊叫了起来。
原来，审讯人员向吴郁文展示的是一台绞刑架，这台编号为00001号的绞刑架，正是当年吴郁文他们用来绞死李大钊烈士的。
李大钊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有人将这件文物交给了解放军部队，大家经过一系列的甄别和调查以后，终于确定了这件文物的价值。
如今拿着这台绞刑架来审问吴郁文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面对铁一般的证据，吴郁文还是心存侥幸，他企图说明自己当时并不在场，对于杀害李大钊同志的细节并不知情。
这时候，我们的审讯人员又请来了一位“客人”——时任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处长的薄志中。
薄志中当年不仅是吴郁文的下属兼同事，也全程参与了对李大钊同志的迫害。
早在1950年，薄志中看到了人民政府张贴告示，便主动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了。
所以，现在薄志中不仅是以犯人的身份站在这里，他的出现彻底摧垮了吴郁文的心理防线。
薄志中面对昔日的老同事丝毫没有同情的意思，一见面便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
“当年就是我和吴处长一起负责李大钊的案子。怎么逮捕李大钊、怎么审问李大钊、最后怎么处死李大钊……这些都是我和他设计的。而且，最后也是我们去派人执行的！”
眼看着薄志中将自己供了出来，吴郁中也不得不放弃了抵赖的想法，此时的吴郁中向一匹精疲力尽的饿狼，低着头向向前倾斜着身体。
他仔细回忆着，向审讯人员讲述起了那天李大钊就义时的场景。
一开始，由于行刑人员还不太会操作绞刑架，以至于李大钊被反复地吊起又放下。
后来，吴郁中等人一看李大钊的脸上还是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心中顿时窜起了一股“邪火”。
他朝着手下的狱卒大喊道，把这个赤色分子多绞几遍，看以后其他人还敢不敢对抗政府！
在四十分钟的时间里，李大钊被敌人反复地套上绞索，又取下绞索。
每次在李大钊快要窒息的时候，敌人便突然松开绞索让他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但没等李大钊呼吸几口，敌人又把绞索套到了他的脖子上。
敌人这样反反复复的操作，为的就是尽最大的可能来折磨李大钊，但李大钊在这样的酷刑下依旧坚挺不屈，他用愤怒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吴郁文。
在场的一些警察纷纷闭上眼睛，或低下头不忍心再看这么残忍地场景。
而绞刑架旁的其他犯人也对吴郁文这样残忍的行径发出了抗议，这不是在正常的行刑，这分明就是在折磨犯人！
吴郁文冷笑一声，朝着犯人说都看见了吧，这就是与政府作对的下场。
刑场上的人们瞬间安静了下来，偌大的刑场只能听见绞索收紧的声音和天空中乌鸦飞过的哀叫。
几十分钟以后，李大钊的身体不再动弹了，几名狱警上前确认李大钊已经死亡，便将他的遗体抬了下来。
民国时期的北京
四月末的北京依旧有些寒意，李大钊同志的衣衫仍然随着微风缓缓地飘荡着，其他的进步人士纷纷低下头，为他哀悼致敬。
说完这些话，吴郁文猛地一抬手，对审讯人员说自己还要供述一个人，请问有没有奖赏。
我党的审查人员告诉他，会根据情报的价值决定对他的处理意见。并不是说，提供了新的情报，就会免于法律的惩罚。
不过，吴郁文的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他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索性全部交代，求个心安。
根据吴郁文的供述，当年是一个叫王振南的法官，接受了张作霖的暗示判处了李大钊死刑。
尽管当时社会各界对于他的判决有着巨大的争议，但王振南还是我行我素地将李大钊送上了断头台。
另外，在现场处决李大钊的时候，还有两个人可以算得上是吴郁文的“同谋”。
这两个人一个叫陈兴亚，另一个叫雷恒成。其中，陈亚兴居住在北京市境内，而雷恒成则于几年前去了上海。
审讯人员听了吴郁文的话，马上哈哈大笑了起来。因为早在1950年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就以“涉嫌杀害李大钊烈士”为名将陈亚兴逮捕了。
陈亚兴现在正在监狱里接受改造，等待最后的处理结果。当初吴郁文的身份和住址还是陈亚兴供述出来的呢。
没想到，现在吴郁文为了救自己，居然也会出卖他，真是太过滑稽了！
不过，经过审讯人员的再三确认，王振南和雷恒成这两个人并没有被抓捕到案。
于是，大家立刻组织人手，根据吴郁文提供的线索，前往上海捉拿王振南。
当公安人员破门而入的时候，王振南似乎早就做好了准备，他没有做出激烈的反抗行为，对公安干警的行动全程都表现得非常配合。
几天以后，大家又在上海捉住了企图逃跑的雷恒成。
现在，所有“涉嫌杀害李大烈士”的罪犯都已经被抓捕归案了，是时候对他们进行审判，还李大钊同志和他的家人一个公道了！
李大钊雕像
最终，北京市的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几名罪犯罪大恶极，他们以残忍的方法迫害并杀死了李大钊烈士，所有的犯罪事实证据确凿、事实清楚。
因此，几人均被判处死刑，择日押往北京的刑场枪决，吴郁文听到这个判决结果以后吓得连腿都软了，他瘫坐在地上，久久没有说出话来。
1953年，在执行死刑之前，吴郁文被人发现病死在了狱中，经过狱中工作人员的鉴定，他死于旧疾复发。
而导致他旧病复发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近段时间以来的审讯和最后的“死刑宣判”。
可笑这位堂堂的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一生杀人无数，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
但当他即将面对自己的死亡时，他却吓得一病不起，最终病死在了自己的住处。
可见，吴郁文同其他的刽子手一样，本质上不过只是一个懦夫而已。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会经受无数的考验和磨难，但我们终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最终的胜利，无数的革命先辈选择“牺牲自己”以成全更为伟大的事业。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烈士，不过只是千千万万牺牲者中的一小部分。
而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闪亮的名字——“人民英雄”！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缓缓升起时，我们仿佛能够听见他们的呐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自信地屹立于世界的舞台之上，我们的人民亲手缔造了一个富强民主的“新中国”！
中国的未来是无比广阔的，而“反对压迫，争取自由”的呼声，也必将随着正义的号角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