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鸭子，很多人脑海中第一反应可能都是鸭子的种种吃法，譬如北京烤鸭、盐水鸭、啤酒鸭此类等等。
年轻一些的朋友可能会想到当下网红的宠物柯尔鸭，或者动漫里的可达鸭。但诸如此般的联想，都是与一些轻松的消遣事物挂钩。
而谁也不曾想到，在距今数百年前的清朝，白鸭却是以一种象征意义存在于社会层面。
“宰白鸭”作为清朝刑案里最令人不耻的陋习，更是直接与社会最阴暗腐朽的一面挂钩。
那么，宰白鸭到底指的是什么？它究竟有多残忍呢？
《清诗纪事》中描述道：“率买无业愚民，送官顶替，贪利者罹法网焉,名曰'宰白鸭’,是可悯也。”这种以命顶凶的现象，被称为宰白鸭。
表现在现实生活里，便是一些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终日奢靡无度，甚至蔑视律法。
在闹出人命官司后，这些大户人家便会花钱收买一些穷苦人家或者是街市流民，让他们顶替真凶前去衙门伏法认罪。
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就是花钱去找替死鬼。
这些穷苦百姓们愿意为了钱财而送命，他们的命运就好像那些因贪图好处而被人肆意耍弄，并最终宰杀的白鸭，因此这种勾当得名为“宰白鸭”。
依照史料记载，如宰白鸭这样的顶凶案在清初康、乾两朝时还不算太多，规模也比较小，因此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进入乾隆年间后，顶凶案件数量直线增多，其中更以闽粤两地数量最盛。最多的时候，一年便有百余起顶凶案发生。
而这些贪利顶凶者多为孤子无依之辈，他们卖命得到的报酬也被称作“香火钱”。
因其身死后多有旁人为其继嗣，借这些“香火钱”继续生活，因此顶凶案一般很难翻供。
在顶凶案频出的闽粤地区，械斗案频发，濒海民众常有纠众互殴之举。
而沿海地区经济繁荣，富庶人家众多，他们出资收买地方劣绅与胥役等各方势力，让他们为自己的为所欲为保驾护航，就这样适宜械斗顶凶的温床慢慢形成。
这一切也在客观上为“宰白鸭”的发展创造了空间。
一些穷苦人家，为了换取金钱，甚至会做出强迫亲生子女卖命顶罪以换钱养家之事。
在“宰白鸭”频发的福建泉州，便发生过这样一个案子。
当时有个陈姓官员在案件处理机关谋事。有一次，他奉命处理一桩凶杀案，自首的凶手年纪极小，不过十五六岁。
但被害的死者身上却有十余处致命刀伤，伤痕入骨，且刀痕的形状大小都不甚统一。
陈姓官员觉得奇怪，便找人来提审那个自认失手杀人的少年。
被召来的少年面黄肌瘦，身量甚至像个幼童，单凭他的外貌和身体特征，显然是很难如此残忍地将死者杀害。
但少年却一口咬定就是自己杀的人，并对犯罪经过如数家珍，只求快点给他判刑，让他早点一了百了，少受些折磨。
陈姓官员越听越觉得奇怪，于是反复地在案件的细枝末节上询问少年，并加以徐徐开导。
最终，少年被他攻破了心防，终于交代自己是因为家里太穷，于是被真凶花钱收买，替人顶罪。
陈姓官员便将此案再次驳回县里，让人重新审问，想还少年一个清白。
谁曾想，不出几日，此案再次被下发了下来，上面依旧维持着原本的审判，并未改审。
陈姓官员心觉奇怪，于是再次审问少年，而这次，少年却咬死了就是自己杀人，再不肯松口。
审讯室派新人来提审，问及此案疑点，为何这么小的年纪，能下如此毒手，连捅十几刀还不罢休。
少年木楞的回答：“因为我恨极了他，所以下了死手。”
就这样，这个案件以仇杀定案，少年作为杀人真凶，获刑处斩。
少年定刑后，仍然心有疑虑的陈姓官员再次去狱中探望他，直言问他为何咬死了也要为他人顶罪。
眼见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少年哽咽道：“就算您为我查明了真相，回到县里，县里的衙役官员们也有的是办法让我认罪。”
“你父母不能想办法为你伸张正义吗？”陈姓官员问。
只见少年悲戚地笑着，继续说：“我父母本就是为了钱卖了我，怎会再来救我。若是搅黄了他们的生意，我父母只会恨透了我，思来想去，还不如落个孝顺父母的名声去死。”
听完这样悲惨的自白，陈姓官员久久无言，忍不住也为之潸然泪下。
几天后，少年受刑身死，陈姓官员也辞职离开了官衙，再不愿踏足这样乌黑的官场。
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当时清朝司法中的乱象。
而就是这种罔顾人伦的冤假错案，却不被当时的民众引以为耻，反而为之取了“宰白鸭”之别名，还认为这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平常事。
这在有良知的旁观者眼中，顶凶者以身代死何其无辜也。顶凶之人本身又何其愚昧可怜也。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其背后都有原因所在。“宰白鸭”现象的出现，主要受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制度影响。
首先，在清朝刑审中，犯人口供是被视为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只要犯人交代了口供，便可视为结案。至于供词是否完全真实可信，则不为官员们考量。
在这样的证据制度下，有很大可乘之机。如果主审官员稍加懈怠，大意了事，便很容易酿成冤假错案。
直到发展到至民国，重证据取代了重供词，民间屡禁不止的宰白鸭现象才好转了许多。
其次，贫富不均的社会土壤自然孕育出了罪恶的花朵。
在清朝时期，过载的人口与下行的经济使得这一社会问题更加突出。
大量的土地兼并与社会财富累积致使贫者愈贫，富者更富。
单说乾隆手下的宠臣和珅，其一度竟能享有土地八十万亩。
要知道，在清朝民间，少则数十两，多则上百两银子，便可以换取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许多挣扎在生存一线的人们，为了让子嗣有一条活路，或者单纯为了体验一次挥霍享受，便会选择以命换钱，有些贫贱人家甚至不是出于自愿，只要富贵人家打点好上下关系，也会被强制收押问罪。
在这样畸形的社会背景下，富者可以凭富杀人，而穷困潦倒者就如同那案板上的白鸭一般——任人宰割。
别提为人的尊严，就连生命本身，都可以被上层人士肆意剥夺，多么可悲。
在清朝诸多案件中，影响最大的顶凶案当属光绪七年的河南王树汶案。
此案涉及官员众多，情节十分离奇，我们可以从中以小窥大感受到清朝中末期官场的混乱。
此案主角王树汶是南阳胥吏胡体安家中的一个小小杂役。
他的主人胡安体表面上是个正派的公家人员，背地里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干一些打家劫舍的恶事。
终于，他的罪行被发现并揭发到官府。
苦主本以为胡安体就要这么伏法认罪，谁知他竟用积累多年的金银买通了县里的吏卒，将杂役王树汶抓去顶替他的名字入狱。
王树汶自知反抗无门，又被胡安体欺骗说只是判刑几年，不会被判死罪，于是只得认栽。
谁知胡安体盗窃多年，已成巨盗，不杀他难以平民愤，县令马翥更是好大喜功，于是草草定案。
可怜的王树汶就这么被推上了刑场。
心中有冤的王树汶自然不服，于是大庭广众下高呼自己冤屈，又说出了为人顶罪的真相。
河南巡抚涂宗瀛闻讯命人就此展开了调查。要将王树汶之父王季福找到，当场认亲，以此证明他并非胡安体。
案子到这本该水落石出，但偏偏这时涂宗瀛升任总督，被调离了此地。而接替他职位的李鹤年与原本二审此案的知府任恺关系密切，有意对其偏袒。
于是在王树汶已经与其父王季福相认的情况下，李鹤年仍给他判了个强盗从犯之罪。
按大清律法，只要是强盗，一律死刑。这样，原本涉及王树汶此案的官员都可以免于承担责任。
这样有失公允的判决自然受到了秉公执法官员的弹劾，消息上报到京城，朝廷命河道总督梅启照处理此案。
但梅启超的部下亦与李鹤年有许多藕断丝连，梅启超不愿伤及自己阵营的利益，几经思考下，最终仍要维持原判。
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朝廷为服众，又派出刑部再次彻查。最终，在刑部大臣赵舒翘的几个月的反复调查下，层层黑幕终于被剥去，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
最终，皇帝下令，严处涉案大臣梅启超与李鹤年等人，王树汶无罪释放，一桩冤案终于得以昭雪。
在这桩一波三折的奇案中，一些官员们贪赃受贿，枉顾律法。
另一些地方官员们更是好大喜功，不曾妥善处理案件。
在事发之后，官吏们为规避处分，而百般周旋，彼此间层层庇护。这样的官场氛围，也助长了顶凶之风。
梳理其案件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清代司法领域及吏治方面的沉疴积弊。
而司法环节运行的不畅也在实际上大大削弱了刑法本身的正义性，导致民不畏法，法难束民。
而清朝司法制度的本身便源自于封建专制体制，在这样的官僚集体链条下，天然便极其容易萌发权钱交易、权权相护的罪恶花朵。
虽然清朝朝廷在之后也对顶凶的惩处规定作出了变化调节，增加了对不同情况的细化追责，但在司法实践层面却仍然未达到震慑遏制的目的，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清朝灭亡，也没有太大改善。
为富者面对宰白鸭习以为常，贫困者面对自己被压迫的惨淡现实麻木不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下的悲剧产物。
而“宰白鸭”，只是作为清朝各种落后陋习的万千写照之一。
在贫富不均与封建体制弊端的双双重压下，司法被践踏，公正被摧毁，
而今人回顾那段历史，不禁会感叹于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连最应掌握正义的司法机构都如此乱象频出，足见这个庞大帝国的日暮西山。
在面对这一切民间悲剧而扼腕感叹之余，我们更应该以史为鉴，常常自我警惕与反思。
对今人而言，我们要做的便是知法守法，坚持心中法律地位的至高无上。
笃信司法公正，维护程序正义，坚持司法程序的纯洁与至高无上 ！
参考文献：
[1] 安广禄,清朝的“宰白鸭”[J]文史天地 2005(08):58-59.
[2] 张建伟, 一波三折的王树汶案[J]法律文化周报,201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