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行于明、清两朝的师爷，多是拿着薪水承办文案、刑名、银谷等具体工作。晚清的幕僚入幕，相当一部分则从幕后走至台前，更像现代意义上的智囊。
曾国藩办团练组湘军时，行事不拘细行琐德，总一副“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显然与官场的圆滑世故格格不入，一顿操作下来，把湖南的同僚全给得罪光。
曾国藩曾自称: “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秀才带兵貌似能文能武，但成败利钝却非凭一腔孤勇，亲手打造的湘军，首次出征便告失利。
一个月后，率五营湘勇夜袭靖港，又中了太平军埋伏，督战的曾国藩一气之下纵身跳入湘江自尽。
被幕僚章寿麟奋力救起后，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才狼狈不堪地回到长沙。却又因受不了其他官员的讥笑，一气之下跑到城南的高峰寺里立下遗嘱。
咸丰五年，湖口的湘军100余艘战船被石达开部烧毁，曾国藩二次跳江，更赌气要赴敌以死，后经幕僚罗泽南、刘蓉百般劝阻方肯作罢。
执拗的性格，就连紫禁城内的咸丰，亦一度对曾国藩给出了: “匹夫居闾里，……恐非国家福也”的评价。
从政多年一直备受指责。按他的话说，是群疑众谤一路跟隨。所幸曾国藩有礼言下士、开明纳言的气魄，得幕僚相助的同时，对其建议又乐于接纳。
幕僚入幕，在修身方面的影响，令曾国藩感慨自身不足；如对幕僚陈鼐所言: “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多不是也”。军事上，则一改“用兵在人不在器”观念。而在众多的幕僚中，最有远见的，当数赵烈文。
赵烈文年少成名，据其墓志铭记载: “三应省试，不中第即弃去”。咸丰五年，年仅23岁的赵烈文由同乡周腾虎推荐给曾国藩，首次入幕便相当惊艳。
十二月，赵烈文到达大营与曾国藩相见，或许有感眼前的书生过于年轻，曾国藩只是例行公事般，安排赵烈文去参观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
赵烈文回营后，即坦言: “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见曾国藩听后“帅颇怫然”，便不再往下深说。
不久，便以赵母病重为由，向曾国藩辞行并获批准，收拾好行李停留几天将要离开时，却传来了周凤山湘军在樟树大败的消息。
咸丰十一年，朝廷命曾国藩举荐人才，名单上赵烈文的名字赫然在列。二次入幕的赵烈文得曾国藩器重，成了曾氏的核心幕僚。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二人长谈时，更作出: “清朝五十年内必亡”的著名预言。
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着手筹备进攻天京。因当年咸丰皇帝曾许诺:“攻克金陵者王”，大好立功机会留给了四弟曾国荃。(朝廷最终并没兑现承诺，曾国荃仅得一等伯爵)
湘军自组建之初，便一直备受朝廷防范。天京一役，战况异常惨烈。曾氏兄弟二人，一个在前线杀红了眼，一个则在后方负责协调，还得应付各方的“审视”。
按清制，曾国荃虽未赴任浙江巡抚一职，在前线仍可以单独奏报朝廷。然而，朝廷却规定奏报军情，须由远在安庆的曾国藩转奏。同治二年，曾国荃请求赵烈文到金陵大营，为其出谋划策兼草拟奏折。
赵烈文的到来，无疑让曾国荃从“应世事务”中抽身。最关键的，是在处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一事上考虑周全，得以保住此役的“全功”。
同治三年，曾国荃部包围天京城。由于迟迟未能拿下，朝廷渐渐失去耐心。据《清史稿》记载，当时已诏令白齐文率“常胜军”前往，李鸿章自沪会攻。
另据赵烈文所撰《能静居日记》记载，农历六月十五日，湘军发起总攻前一天，“中丞(曾国荃)在龙膊子行营接咨传示众将曰: 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尽皆曰: 愿尽死力。”
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率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忠王李秀成被俘。同日，李鸿章的淮军拔营启程，即所谓的“鸿章十六拔营”。
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荃为报兄弟曾国华战死之仇，欲将李秀成折磨至死。据《能静居日记》记载: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闻生擒伪忠王。中丞(曾国荃)亲讯，置刀锥于前，欲细割耳……。”
赵烈文闻讯后，连忙赶去制止。曾国荃虽在气头上，见赵烈文一直力劝不可擅杀。最终，决定写信飞报曾国藩。
“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回信中，曾国藩支持赵烈文，并且当即从安庆赶往天京。
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抵达金陵。七月初二晚，曾国藩问赵烈文该如何处置李秀成？赵烈文答: “生擒已十余日，众目共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
这段话记录在《能静居日记》里，后面还有一句: “与中堂意同”。李秀成于七月初六被杀，至于为何要杀？赵烈文没说，唯一能肯定的，是曾、赵二人早已心意相通，明白李秀成是万不可押往京城。
李秀成被俘，以当时的情形看，曾国荃未经审理而擅杀与曾国藩审理后再杀，结局虽然雷同，实则却有着天壤之别。
一是程序上有违清制；二是授人以柄。据《能静居日记》记载，赵烈文劝阻曾国荃时，其理由便是: “此系巨酋，既是生擒，理当请上裁决”。
攻陷天京后，朝廷反而加大对湘军的防备。不仅派遣官文镇守武昌，还命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曾格林沁则屯兵于皖、鄂交界，其意图再明显不过。
天京一役，湘军劣迹传言四起，曾国荃成了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据《曾国荃传》记载，此时颇有点儿“功高多谤”的意味。
若曾国荃急于除掉李秀成，至少日后是有口莫辩说不清道不明，任谁都会联想到其中是否存有猫腻或不可告人之事？也势必成为被攻击、指责的借口。
即便朝廷网开一面不予追究，但湘军打下天京的首功，无疑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功过相抵。那么，几年的仗白打不算，苦心经营的湘军也将面临瓦解。
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李秀成被押赴刑场，曾国藩在上奏朝廷的《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里道出原因:
“营中文武各员，始则纷纷请解京师，继则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纷纷请贷其一死，留为雉媒，以招余党；臣则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
这样的解释未必是真正原因，但至少不违清制，也可堵悠悠众口。若将李秀成押往京城，一是主审轮不到曾国藩；二是审讯中李秀成是否会信口雌黄诬陷曾氏兄弟不得而知；
三是既然整个审讯过程不受掌控，李秀成所作囗供或许会被他人篡改、利用，甚至是朝廷为打压湘军防范曾氏兄弟而暗中授意。因此，在众多不确定的情形下，李秀成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赵烈文与曾国藩的谈话中，认为清朝“殆不出五十年矣”，此时曾国藩并不认可。七月初九，二人再次长谈，从下午一直聊至深夜。
据《能静居日记》记载，曾国藩认为: “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事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论及皇太后“凡奏折，迳达御前，毫无壅蔽，皇太后……，一女主临御而几断如此，实罕见矣！”
同治七年秋，朝廷将曾国藩自两江总督调任直隶，并获觐见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及同治皇帝。直到这时，曾国藩方始相信赵烈文所作预言。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二人再次长谈。曾国藩对朝廷深感失望: “两宫(慈禧、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帝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恭䜣)，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权过人主……。”
曾国藩和赵烈文分别于同治十一年、光绪十九年相继去世。清朝亦正如赵烈文所言，四十四年后覆灭，但二人均未能亲眼见证朝代更迭预言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