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与人群——从小河文化与人群构成说起

内容提要：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与可能对应的人群的客观存在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古遗传学等多学科的应用，为考古学提供了全方位的证据链。新疆小河文化一直颇受关注，最新的古遗传学研究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回顾以往的分子遗传学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对小河文化和人群以及同时期的新疆史前人群与文化的研究做简略的梳理。在归纳考古学、分子遗传学和人体测量学研究成果的同时，指出考古学及各学科研究的局限性，主张发现、确认相关新石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期的遗存及深入研究，是探讨和解决包括小河文化在内的新疆青铜时代人群和文化源流的必要前提。

考古学文化的客观性及其与对应的人群、族群的有机联系，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和重要内容之一。对不同的考古遗存进行科学的分类和断代，区分为不同的考古文化或类型，这种分析方法是考古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1]。作为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的“考古学文化”一经提出，应用相当广泛[2]。这一概念是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互通互用的桥梁，也是这些交叉学科进行有效对话的基础[3]。在西方，“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曾一度被批评而几乎遭到摒弃，以至于当下西方考古学在论文中常常会试图使用“传统”（tradition）或 “集合”（assemblage）来替代“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4]。而事实上，这些替代词的背后都隐含着考古学文化的影子，但都没有能准确反映考古学文化本身的涵义，偏离了考古学文化对古代文化遗存核心探索的本意。

新疆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地区，地处东西方交流大通道的重要节点上，自古以来就是不同人群聚居的地方。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及彼此的关联即是不同人群交流的体现之一[5]。这种多样性也促使我们去思考这些考古学文化背后的人群，他们的特征、群体的构成等问题，包括他们的移动轨迹——他们在迁入、融合、繁衍生息和迁离的过程中所呈现的遗存，以及可能由此而推导出的路线。反映在考古学研究上，即我们如何在能看到的考古遗存——考古学文化、类型中去探讨这个过程。

韩建业在最近的论文中，强调了考古学文化的客观性和族群对应的可能性，提醒我们应更加深入地认识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和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他认为“如果不承认考古学文化的客观性及其与族群对应的可能性，就等于基本否定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意义”，主张在研究中不断完善考古学文化谱系，提倡包括文献、古DNA、语言学、民族志等在内的多学科综合分析，慎重推论[6]。这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观点相似，特定的人群、族群会共享他们的文化，并以各种不同的物质形态将其特征表现出来。发现、区分和确认这种物（考古学文化、类型）与人（族群、人群）的有机联系成为今天史前考古学（包括边疆地区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实践之一。通常情况下，特定的人群会保持文化特征上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其遗存被称为特定人群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研究也常常会根据这些物质文化的分布区域、年代来追踪古代人群的来源与去向。因此，尽管质疑声还在，但使用“考古学文化”来表述古代遗存所反映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涵义，并与可能的族群相对应进行研究，在当今的考古学实践中仍然是相对成熟和普遍应用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和内容。

古遗传学和人体测量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实践，为深入分析考古学文化和对应的族群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以往研究中确认的考古学文化及其与人群的对应关系也逐渐得到了古遗传学、人体测量学的印证。近年来关于小河文化的研究就是汇集了古遗传学、人体测量学和考古学文化分析的综合研究，多方面相互印证的过程。既有的考古学研究认为，小河文化与北方的欧亚草原中西部早期的青铜文化较为一致，与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关系密切，即小河文化的人群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人群有某种渊源关系[7]。

2021年，发表于《自然》（Nature）的一篇小河人群古遗传学的研究文章[8]提出了新的模式，主要从遗传学的角度，也涉及考古学研究的传统领域。根据全基因组分析，研究者认为小河人（群）来源的主体是亚洲本土的两个古老基因的混合群体，一个是发现于西伯利亚的阿托瓦-高拉（Afontova Gora）遗址（AG3）的个体所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 古北欧亚人（ANE-Ancient North Eurasian），约占小河祖先基因的72%；另一个是以贝加尔早期青铜文化的个体为代表的约占小河祖先基因28%的古东北亚人。这两个亚洲古老的本土基因混合后的群体成了小河人（群）最初祖先的主要来源。遗传学专家推测，这些携带两个亚洲古老基因的人（群）曾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分布在包括新疆在内的欧亚大陆的东部，大约9000年前便形成了塔里木盆地的早期居民的遗传特点。居住环境属于沙漠绿洲（深处），与外部相对隔绝。这些小河的先人独居此处，历经几千年，未曾有外部基因混入。与阿凡纳谢沃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等的人群几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甚至与同时期的安德罗诺沃的人群也无通婚。研究者对小河文化的青铜器制造、谷物种植和牛羊饲养技术等生产、生业的发展水平与样态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其应属于与外部人群通过信息传播、文化交流和互动而获得的新的理念、技术，并无移民加入的因素[9]。显然，最新的小河人群古遗传学研究对当下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以及既往的颅骨测量分析给出了完全不同、几乎是全新的阐释，论文对于推动小河文化以及小河人群的深入观察，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有鉴于此，本文拟简单梳理既往小河古遗传学和考古学文化研究脉络，探讨小河文化（人群）的形成及新疆史前时代文化的样态，并对古遗传学和古人体测量学与考古学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小河人群与小河文化

古遗传学对小河人群起源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加深和修正的过程。2004年，小河文化古墓沟墓地出土人骨的11个个体的线粒体分析结果发表，研究者认为所有谱系都属于欧洲单倍型谱系，且与现在的中、南西伯利亚人群关系最为密切[10]。这一结论，与当时体质人类学的人体测量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11]。小河墓地的古遗传学研究结果于2010年发表，当时用于研究的30个个体的人骨均属于早期层位的墓葬。分析结果显示，其遗传系统同时存在有东方（亚洲）和西方（欧洲）的血统。东方系统的C谱系广泛存在于今天东部欧亚系统的现代（南、东）西伯利亚人群之中，而西方系统即欧洲血统是根据小河人群遗传基因中含有H和K的单倍群。另外，当时还做了人骨7个个体的Y（父系）遗传基因分析，得出结论：父系可能来源于东欧和南西伯利亚，与母系的基因特点相似[12]。但研究者推测这种东西方混血可能发生的时间很早，即在青铜时代早期或更早，区域集中在东部欧亚草原和西伯利亚地区。这一认识进一步修正和丰富了前面的分析结果。根据古遗传学的研究，小河人群的起源无论母系还是父系，都有东、西两方的遗传贡献，这和当时的人体测量及考古学文化分析的“欧亚草原起源”结果还是比较一致的。2015年的研究则是在2010年研究基础上，对出土于早期（第4层）和晚期（第1～3层）人骨的线粒体同时进行比较分析，其结果仍然显示早期父系是来自欧洲，而母系则来自欧洲—中西伯利亚，继续加固了“欧亚草原起源”的观点。对早、晚期人骨线粒体比较后发现，小河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不断增加的、来自东亚和中亚等不同地区古代基因混入的过程[13]。

在小河古遗传学研究文章中，研究者利用软件（qpAdm）分析，彻底排除了小河早期的主要人群与阿凡纳谢沃、切木尔切克人群及中西部欧亚草原的史前人群遗传关联的可能性。这次研究还明确指出那些类似高加索人种的外部特征，是小河早期人群对其东方祖先的继承，而非来自西方[14]。按照该研究的结论，小河人群（文化）“欧亚草原起源”的说法失去了古遗传学的证据。

虽然这是一次比较全面的论述，但是疑问仍然存在。另一篇于2021年3月发表的关于新疆地区史前人群的古遗传学论文[15]，对小河人群起源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认为早期（第4～5层）人骨的7个个体遗传基因中有6个属于古北欧亚—西伯利亚组，另一个属于古欧洲系的单倍群R1b（遗传基因代码）。研究者认为这个单倍群R1b早期曾出现在东欧的采集狩猎人群中（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也存在于哈萨克斯坦的博台（Botai）和大利（Dali）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铜石并用时代的古代人群中；在阿勒泰地区发现的阿凡纳谢沃和切木尔切克人群中也有发现[16]。那么，这个单倍群是何时、何地加入了小河早期人群的遗传系统？目前考古学研究者认为是发生在更早的欧亚草原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而排除了任何切木尔切克和阿凡纳谢沃加入的可能性。是否可能是在小河文化开始时加入的？相对于构成小河人群的大多数而言，这7个标本是否可以代表小河早期的整体人群？是否还存在一个遗传信息不同的少数人群？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小河早期遗传学研究成果来确定。

回答上述遗传学的问题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研究过程，让我们再回到小河的考古学文化上。面对小河人群起源的新线索，我们应如何看待小河文化起源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最新的研究报告认为小河人群的主体是来源于本地的早期居民，由此小河文化的构成应该是距今4000多年前后、分布在塔里木盆地的一种石器时代亦或更早的遗存。根据古遗传学研究结果的推导，这些石器时代（文化）的人群独居此处，至距今4000多年前后，在没有其他族群（人群）加入的情况下，完成了多个重要的社会变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使用石质工具、具有从事渔猎和采集生业特点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跃而进入了定居的、使用金属工具、兼有农业和畜牧业、掌握了乳制品生产加工技术的青铜时代。与之相关的这些先进的技术、信息和农作物、牲畜的出现并非因人群的加入与融合，而是通过自身社会进步以及与邻近地区的索取、学习及交换得来的。这样的推演，显然需要更多的尤其是考古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来支持，否则，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个最新的遗传学的关于小河人群（社会）的发展模式，就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考古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这些小河先民的遗存之中，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样态，考察这个重大社会变革的社会面貌、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并给予合理的解答。

关于小河文化的遗存，考古工作者已经从多方面进行考察、研究，即对小河文化的认识不仅限于墓葬，也包括对居住址的考察[17]。考古学者根据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曾对小河文化的内涵做过详尽而深入的分析，认为小河文化不仅有坐落在雅丹地貌平台上的居址群，还有青铜器和陶器。最新发表的罗布泊地区综合考察所提供的田野材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认知[18]，考察采集的遗物中的22个测年标本都证实了这些遗迹和遗物属于小河文化的年代框架之内。例如采自编号17JZ01～17JZ10的10个遗址内的草、草绳、动物毛发、毛毡、木器、植物种子和骆驼粪便等22个标本，测定结果也都与小河文化的年代相符，即公元前2200～前1600年。

在考察（调查）中还发现，坐落在雅丹地貌平台上的4个小河居住址分别位于古河床环绕的台地之上，相隔7～14公里不等。这些古村落（居住址）以河道相连，水面沟通以独木舟为交通工具。当时的人们依赖多种食物，种植谷物、畜牧牛羊，也从事渔猎采集等，由此形成了坐落在“沙漠之海”河流绿洲中的松散错落、以河流相连的聚落群，也形成了小河文化独具特色的生业形态和兼具畜牧、渔猎、农业种植多种经营的绿洲经济，并显示出新疆地区较早的古代奶制品产业。在遗址中还采集了骆驼粪便，如果其中用于测年的骆驼粪便标本鉴定无误的话，说明绿洲聚落的小河人已经在利用骆驼了，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最早的骆驼遗迹[19]。小河人群（小河文化）所展现的定居的、种植和畜牧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在不断增加的考古学材料中逐渐完整地显示出来，这种情形与前述2021年发表的小河人群古遗传学研究文章[20]的主张就有了较大的差异，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作为小河文化重要因素之一的陶器，也是考古学家关注的研究课题。李文瑛根据罗布泊09LE3遗址发现的陶器残片，对照黄文弼早年的记录，归纳出小河文化（范围内）容器的三种类型：一是有压印、刻划纹—绳纹或其他纹样的陶器；二是彩陶；三是草编器。她指出其中彩陶很可能是受天山北路文化影响，是晚期因素；早期的容器应该是草编器和压印刻划纹、绳纹陶器。罗布泊09LE3遗址曾经记录为17JZ03，二者属同一个遗址。这个遗址共有两个测年数据，一个标本是木炭，测年结果是公元前1946～前1772年（95.4%），另一个羊粪标本的年代是公元前1882～前1726年（95.4%）。这两个测年数据明确了09LE3遗址使用的大体时代，从年代学上确定了小河文化陶器存在的可能性。尽管目前还未见到发掘情况的报道，缺乏确切的遗迹与遗物的详尽地层关系，但目前来看小河文化存在陶器的可能性很大，将来发掘证实只是时间问题，尚不能遽然得出“无陶”的结论。

新疆及周边的考古学史显示，在距今万年左右，曾有大量的细石器遗存分布在新疆及其周边[21]，罗布泊地区的细石器遗存尤受关注[22]。在中亚和北部欧亚草原，进入全新世的中期或稍早些时，与细石器相伴的陶器即已出现。欧亚草原的那种圜底筒形陶器，曾在青铜时代之前就广泛分布。考古学者将阿凡纳谢沃和切木尔切克的尖底、圜底刻划—压印纹筒形罐的来源，归为欧亚草原西边的颜那亚文化，这当然也有分子遗传学的支持[23]。而且，包括中亚和欧亚草原范围内的青铜时代之前的遗存大都是以细石器和粗糙的陶器为基本组合。这些陶器大都是直口圜底或尖底和少量平底器，近口处饰有刻划、压印或附加堆纹饰带。生业以采集、渔猎经济形态为主，出现了陶器制作的“渔猎新石器”和使用红铜器的“铜石并用”时代[24]。回到小河文化的DNA数据分析，考虑到单倍群R1b存在，小河人祖先的“少数人群”仍有可能来源于新疆西北和欧亚草原[25]，尽管这个比例非常小，仍可能为小河带来先进的青铜工具、小麦及其他谷物种植和牛羊畜牧、奶制品生产等技术，也包括欧亚草原的陶器及其技术风格。例如，最近的遗传学研究并未完全排除“欧亚草原”遗传贡献的可能性[26]。如此，就不能排除小河陶器来源的一个可能性，即原本就是同源的切木尔切克和小河文化的陶器结合在一起，并以新的风格展示给后人。

与小河文化陶器相关的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很可能是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风格）关系密切[27]。这些早期陶器与小河先人的陶器风格很可能是同源的。检索新疆青铜时代之前的考古遗存，其中重要线索之一就是在遗址地表上多发现粗糙陶器碎片，且与细石器、压制石镞共处一隅。这些陶器无法归属于已知的青铜时代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28]。这些早期陶器的特点是流行圜底或尖底，表面刻划几何纹饰，这与罗布泊地区的第一类饰刻划纹的小河文化陶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细石器与粗糙陶器共生的现象，可能就是小河文化早期遗存之一，也就是小河陶器的来源之一。当然这种可能性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去证实，但是无论如何对此现象的关注，是研究中应时刻把握的关键环节。因此，无论是小河文化，还是小河人群，他们的起源问题还远未解决，还需要更多、更全面的考古学和古遗传学的研究成果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在诸如小河陶器、青铜器、谷物种植、动物饲养等方面获得更接近于事实本身的研究成果，以此推动关于小河人群和小河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新疆其他青铜文化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在考察新疆考古学研究中既有的分子遗传学研究成果时，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小河文化同时期的青铜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主要涉及天山北路文化和安德罗诺沃类的下坂地和白格托别墓地[29]。天山北麓文化的认定主要是根据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天山北路墓群的资料。该文化是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前1100年的青铜文化，天山北路墓地自从发掘伊始，就引起了研究者的热烈讨论。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西走廊的西城驿—四坝文化的陶器在天山北路墓地中出土；其次，是那些被认为代表欧亚草原风格的圜底、平地筒形陶器的出现，使研究者联想到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阿凡纳谢沃和切木尔切克的圜底筒形陶器。其中不同之处是，哈密天山北路的陶器是红色陶胎并饰彩绘图案，而欧亚草原的是刻划、压印纹饰的灰、褐色陶器。有研究者认为这其实是两种不同文化在陶器上的有机结合，是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与西城驿—四坝文化融合的完美体现[30]。

天山北路的分子遗传学研究也取得了较深入的进展。古遗传学研究包括提取了该墓地的母系29个线粒体和其中的13个父系Y基因并进行分析，分子遗传学研究结论与考古学文化分析比较一致[31]。古遗传学研究的标本源自40个人骨的牙齿，分析结果显示天山北路人口来源的母系基因由东方（古西伯利亚、古氐羌）和西方（欧亚西部）合并构成。对父系的几个Y基因分析显示均属于东方（古西伯利亚和东亚）。最近一次的古遗传学线粒体分析，在对包括南湾遗址的单一个体和上述2015年的29个个体综合分析之后，仍然肯定了以天山北路为代表的东部新疆青铜时代东西方基因交流的结论[32]。这与之前的体质人类学[33]、考古文化的分析结果十分一致。同时，迄今为止在哈密地区发现的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关联密切的遗存还比较少，天山北路的西方因素的起源地仍然缺乏考古学的证据。目前，无论是古遗传学研究还是考古学文化分析，在天山北路的溯源问题都远未定论，未来的研究之路还很长。

除天山北路外，新疆的青铜文化还有分布更广泛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类遗存，其中有两处墓地的人骨做过分子遗传学研究，一处是位于小河文化分布区东北的白格托别墓地，另一处是小河文化分布区西南的下坂地墓地。下坂地墓地的考古学文化特别是陶器与安德罗诺沃文化或安德罗诺沃联合体关联密切。人类学研究显示，通过其中15个个体的牙齿标本的线粒体分析，认为下坂地人与现代欧洲、中亚和欧亚草原西部人的遗传基因相似[34]。据此，研究者推测是由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人们先由欧亚草原南下进入中亚中部，与那里的中、西亚土著居民混合，再东进，翻过天山或喜马拉雅山来到了塔什库尔干。当然，这个分析主要是基于下坂地青铜时代的15个个体母系线粒体的分析，即母系遗传基因。同时，不排除另一个可能的推测，即塔什库尔干青铜时代之前居住着与中亚人群母系相同的，也就是前述细石器与粗陶器的主人们。进入青铜时代后，来自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人们与当地的采集狩猎者混合形成了下坂地的青铜时代居民。在下坂地早期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尚无任何明显的中亚中部或西亚史前文化的迹象。这也可能是考古学文化认识的阶段性所决定的，包括小河文化、天山北路文化和下坂地文化在内，发掘过的都只是有限的几个墓地，没有遗址的发掘，大大限制了对该考古学文化的认识。随着今后新的考古发现和古遗传学研究成果的增多，相信对下坂地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也会逐步加深，且更加清晰。

白格托别墓地的古遗传学研究与下坂地墓地不同，结果直接指向了欧亚草原中西部的安德罗诺沃人群。白格托别墓地的古遗传学研究基于一个墓葬M25，尽管该墓葬还没有被正式发掘，也没有陶器和其他随葬品的报道，但是墓葬形制、测年和分子遗传学研究都将其认定为安德罗诺沃文化类遗存[35]。研究者从墓主人牙齿中提取了线粒体基因，分析属于K1b的欧亚西部单倍群，由此认为白格托别墓地M25墓主人在遗传上起源于欧亚西部，属于单纯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人群之一。

三、人体测量学与古遗传学

与小河人群来源研究密切相关的人体测量学在新疆的考古学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6]。然而，近年来古遗传学研究的飞速发展，时常与人体测量的分析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在性别鉴定和族群溯源方面不断修正和完善人体测量学的结论[37]。例如，小河墓地早期的人骨测量分析认为小河人的起源与南伯利亚的欧罗巴人种的古欧洲类型有关[38]。很显然，这里的古欧洲类型与目前最新的古遗传学研究的古北欧亚人和古东北亚人的混合基因有很大差别。

毋庸讳言，体质人类学的人体测量分析与分子遗传学结论存在差异是正常的，这恰好显示了一个个体的生物属性的外部特征与实际遗传信息的差异，这并不是人体测量分析方法本身的问题。这种差异的存在，一方面要求人体测量学要和古遗传学相结合才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古代人体的生物特征；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的人体测量学的基础数据需要根据古遗传学的分析加以完善。也就是说，人体测量学本身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和完善。例如古人体测量学的分析通常是基于现代人的测量数据，这种方法仍在应用，实际上这样的比较分析结果并不十分准确。

仔细分析人体测量学的研究方法和领域就不难发现，它是不可以被其他学科所取代的。比如说，人体测量学分析的长处之一是对标本保存的要求低，远低于分子遗传学的要求，只要骨骼保存得比较完整就可以。而分子遗传学对标本要求较高，像小河墓地那样保存较好的标本，也不能全部成功获取高质量遗传数据[39]。而且，由于分析成本低，人体测量学可以对所有发现的骨骼标本进行全面的测量分析。结合古遗传学提供的准确数据，对所有发现的标本全部进行分析，这就大大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此外，人体测量学的很多领域都是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比如对那些由外力作用造成的骨骼破损或变形的分析，就是这一学科的独到之处。考古学研究就是要认真地、科学地认识这些颅骨测量数据的分析结果，在充分考虑这些外部特征的同时，还要结合分子遗传学提供的基因分析结果，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实际上也不缺乏这样的实践，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的人类学研究就是一个人体测量与古遗传学研究相结合的成功案例[40]。故如甲木墓地颅骨测量数据表现出蒙古人种的特征，聚类分析与新疆的史前人类相近。线粒体遗传基因在矫正了人体测量确定性别的同时，发现其少量属欧亚西部类群。这些少量的欧亚西部类群与以欧亚东部为主的类群相结合，共同形成了故如甲木墓地的族群。两个方面的结合说明人体测量学研究结果即外部特征，需要与古遗传学研究结果即内部特征相互印证和对照，考古学的古遗传学的研究应该和体质人类学的颅骨测量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获得更为丰富、深刻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在确定某一古代基因组的同时，提供这个个体的体质特征的测量数据，以供将来体质人类学研究参考。而且，还要将与这些标本共存的遗迹、遗物结合起来研究。小河墓地由于保留了人体外部特征，这就使上述的综合研究成为可能，这样的人体测量数据日积月累并根据新的分子遗传学的数据不断更新、修正，会成为人体测量学考古分析的新的基础数据。

综上所述，小河人起源的古遗传学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考古学文化的形成和对应族群的关系、正确看待人体测量学分析的结果都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古遗传学关于小河人起源的新结论对考古学文化对应人群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挑战，但是这并不足以冲击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科学性。古遗传学研究往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要求考古学研究提供相应的证据去证实。

新石器时代末期，即公元前5000～前4000年间，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变革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是解决小河文化和小河人群来源的关键所在。新疆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还有相当大的缺环，各地区普遍缺乏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遗迹的发现和确认。而新疆各地业已存在的、以细石器和粗陶器为代表的遗址，可能是今后寻找新疆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重要线索，也是寻找和确认小河人群构成与源流的考古学文化的重要依据。2022年4月发表的文章，也强调了对新疆早于青铜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史前人群进行古遗传学研究的重要性[41]。由此可见，新疆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是今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样也是古遗传学研究小河人群祖先的重要依据[42]。

考古学从来就离不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各学科与考古学研究之间既存在内在的联系，也存在差异，各学科既有优势，也存在局限性。考古发掘的遗存是经过千百年自然侵蚀、人为破坏等之后的残留部分，不可能是当时的全部遗留，所以考古学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小河墓地的发掘者根据散落的木构件统计，推测还有190多座墓在历代的扰动中被破坏，而实际发掘仅有167座，不到原有墓葬数的一半[43]。最新的小河人起源的古遗传学研究的标本数中属于小河墓地早期的只有11个个体，北方墓地和古墓沟墓地各有1个个体，也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以考古遗存作为研究对象的包括古遗传学、古人体测量学在内的所有学科都有局限性，这些有限的标本又都来自那些仅存下来的、支离破碎的考古遗存，由此得出的结论也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考古学综合研究的长处，就是能够在充分认识这种局限性的基础上，集合各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从支离破碎的考古证据中去寻找这些遗存之间、遗存与人群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尽可能审慎地提出阶段性认识，并在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中合理地揭示出比较完整的历史面貌。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疆温泉阿郭乔鲁遗址与墓地综合研究”（19ZDA22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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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 2 ]a.王巍：《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14年第12期。

b.韩建业：《考古学文化阐释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c.余西云：《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见《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 3 ]Benjamin W. Roberts, Marc Vander Linden, Investigati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Material Culture, Variability and Transmission, in Benjamin W. Roberts, Marc Vander Linden ed. Investigati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Material Culture, Variability and Transmission, New York: Spinger, 2011, pp.1-21.

[ 4 ]Benjamin W. Roberts, Marc Vander Linden, Investigati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Material Culture, Variability and Transmission, in Benjamin W. Roberts, Marc Vander Linden ed. Investigati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Material Culture, Variability and Transmission, New York: Spinger, 2011, pp.1-21.

[ 5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交流的历史进程》，《国学研

究》1993年第1期。

[ 6 ]韩建业：《考古学文化阐释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 7 ]a.Betts, A., Jia, P., Abuduresule, 2019, A New Hypothesis for Early Bronze Age Cultural Diversity in Xinjiang, Chin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17, pp.204-213.

b.Mallory, J. P. & Mair, V. H.,  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London: Thames & Hudson, Nature 27, October 2021.

[ 8 ]Zhang, F., Ning, C., Scott, A. et al., The Genomic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Tarim Basin Mummies, Nature 599, 2021, pp.256-261.

[ 9 ]Zhang, F., Ning, C., Scott, A. et al., The Genomic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Tarim Basin Mummies, Nature 599, 2021, pp.256-261.

[10] 崔银秋、许月等：《新疆罗布诺尔地区铜器时代古代居民mtDNA多态性分析》，《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2004年第4期。

[11] 李春香、崔银秋、周慧：《利用分子遗传学方法探索新疆地区人类起源和迁徙模式》，《自然科学进展》2007年第6期。

[12] Chunxiang Li, Hongjie Li, Yinqiu Cui, Chengzhi Xie, Dawei Cai, Wenying Li, et al., Evidence That a West-East Admixed Population Lived in the Tarim Basin as Early as the Early Bronze Age, BMC Biology 2010(8), p.15.

[13] Chunxiang Li, Chao Ning, Erika Hagelberg, Hongjie Li, Yongbin Zhao, Wenying Li et al., Analysis of Ancient Human Mitochondrial DNA from the Xiaohe Cemetery: Insights into Prehistoric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Tarim Basin, China, BMC Genetics 2015(16), p.78.

[14] Zhang, F., Ning, C., Scott, A. et al. 2021, The Genomic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Tarim Basin Mummies, Nature 599, 2021, pp.256-261.

[15] Wenjun Wang, Manyu Ding, Jacob D. Gardner et al., Ancient Xinjiang Mitogenomes Reveal Intense Admixture with High Genetic Diversity, Science Advance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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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伟明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丛德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原文刊于《考古学集刊》第27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