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丰富且来源广泛，各种知识背景的人才活跃其中，国际化的策展理念迎合了美国作为移民社会融合多元文化、进行价值观重塑的需要。然而近年来，其因运营不善而出现财政困境和人事变局。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体系提供了宝贵借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以下简称“大都会”）是一所非营利性质的私人文化机构，以其顶级的艺术收藏、先进的策展理念和良好的社会效益享誉全球。它坐落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Midtown Manhattan），与中央公园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几步开外就是闻名遐迩的第五大道商业中心。博物馆自1870年发起建立以来，几经扩建、开设新馆、重装展厅，现占地8公顷，长度超过400米，已是博物馆落成之初的20倍。它目前拥有3层展馆、近千个展厅、330余万件藏品和400多个主题陈列，展陈面积达20万平方米。博物馆的正立面由罗马柱廊、高阶和雕塑构件组成，与后续扩建的印第安灰色石灰石建筑相连接，呈现出古典建筑与现代艺术的混搭之风。此建筑于1986年被评为见证美国历史的国家级保护遗迹〔图1〕。“大都会”融合了古典与现代、自然与人文、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的元素，并“以艺术之名”将全世界最大地理维度与最长人类历史时间段完美呈现，令人称奇。〔图1〕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立面
作者 摄
陈梦家在20世纪前半叶参观美国博物馆时曾评价道：“城市无分大小，其博物院皆为艺术文化之中心。”“大都会”最初选定馆址时，中央公园委员会拟将第五大道附近的位置发展为纽约市的文化中心，如今曼哈顿岛上已形成了包括几十家博物馆在内的“博物馆英里”（Museum Mile），为纽约这座享誉世界顶级传媒界、时尚界和金融界的繁华都市增添了几分人文艺术气息。在工业化、全球化的150年间，“大都会”参与并见证了纽约、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飞速发展。它出于对社会责任、文明向往以及道德和教育的期望，以服务于全社会、鼓励民众共同参与为立馆宗旨，“大都会”呈现出的卓越艺术品位使其地位在美国民众心中不断攀升，并获得了国际博物馆界的认可。本文将分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特有的运营模式，总结其发展历程中的得与失，这些经验和教训有助于重新规划我国博物馆学科的发展方向，为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体系提供重要借鉴。“大都会”拥有丰富的“非欧洲”艺术收藏，设立了包括亚洲、古代近东、伊斯兰、埃及、非洲、大洋洲和美洲等艺术展馆。其中，仅亚洲艺术馆的文物就有35000件，“大都会”与美国另外15家博物馆（华盛顿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等）共同建立了丰富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系列。参观者穿过熙攘的一楼大厅，登上主楼梯，即可来到宽阔的206展厅和与其邻近的233展厅。这里十分安静，仿佛远离尘嚣，但展品体量惊人，陈列着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及以后的各类珍贵文物。首先吸引笔者的是墙壁上悬挂的来自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北壁的大型石灰岩雕——《孝文帝礼佛图》〔图2〕。这幅浮雕艺术品在紧凑的构图中描绘了众人簇拥帝王与贵族礼佛的仪仗队伍，人物服饰、面部表情、身体姿态、伞盖、羽葆等细节均被刻画得细腻精湛。众人且驻且行、顾盼回首，可以想见当时洞窟内刚凿好时的精美程度。相同题材的礼佛图也见于巩县石窟。〔图2〕《孝文帝礼佛图》石雕 北魏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图片采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网）
《纽约时报》刊登的“大都会”文物鉴赏推荐名单中，高居亚洲艺术第一名的是一幅创作于14世纪，高达7.5米的中国佛教彩绘壁画，从1964年入藏“大都会”以来，前来一睹其风采的文物爱好者络绎不绝。这幅“远道而来”的元代壁画精品——《药师经变》〔图3〕，是从山西洪洞广胜下寺东壁上剥离下来的。据说，博物馆特意为其修建了高耸的展厅，让这幅60平方米的巨作得以布满整个墙面。有参观者曾描述自己第一次见到此画而热泪盈眶的情景。作为一个中国人，坐在壁画前的长凳上，注视着这幅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老壁画时，瞬间能体会到同样的心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作者 摄
画面正中为端坐的药师琉璃光佛，他慈眉善目，面若满月，仪态端庄，左手抚膝，右手结印，左右两旁的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亦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站立于“药师三尊”周围的还有“八大接引菩萨”，画作两侧为十二尊药叉神将和护法天神部等。此画兼具中国民间壁画艺术风格与佛像绘画技法，场面宏大，色彩艳丽，描摹生动，成为“大都会”最知名的中国艺术藏品之一。在其隔壁规模略小的展厅中，于显要位置端坐着两尊辽代三彩瓷像，即著名的易县三彩罗汉像〔图4，图5〕。它们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按照人体比例进行创作的塑像，被誉为中国写实主义塑像的巅峰之作，曾在欧美收藏界引起巨大轰动。现存的10尊等身罗汉像均收藏于国外各大博物馆中，“大都会”拥有其中的两尊。“一老一少”相对而视，仿佛在窟中闭关清修、打坐参禅，虽已经过千年流转，但仍然呈现出完美的品相，堪称奇迹。“大都会”于2019年初筹办的中国古代文人画特展吸引了一大批中国绘画、书法艺术的爱好者。从宋代小幅水墨画、扇面、手卷到大型条幅文人画。这些山水画文本不仅体现了画面的留白、虚实、笔触等审美情趣，还能让人领略到山水画所蕴含的精神内核与意境，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宋代“千里江山”的气势与传统文人的不凡品位〔图6〕。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作者 摄
移步至217展厅，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典型的苏州园林式的庭院〔图7〕。庭院高度模仿苏州网师园中的殿春簃，内置湖石、飞檐、亭宇，其间以蜡梅、翠竹、芭蕉等花木点缀。提出营建中华园林与“明轩”方案的是博物馆董事阿斯特，他曾与夫人于20世纪初旅居中国，网师园的冷泉亭因陡峭的飞檐而尽洒雨水的美好情景，勾起了这对夫妇对远方国度的想象与憧憬。经过多年策划，中美首度达成合作，来自苏州园林局的27名专家与资深工匠于1979年年底抵达纽约，开始为期四个月的造园工程〔1〕。1980年园林竣工，园中的一草一木、一石一亭皆根据旧址的梁柱、结构及摆设进行布置，从苏州当地取材运至纽约。中央的一方天井是其主要的采光来源，模拟古画中的留白，上方的透光玻璃根据不同季节、一天中的不同时段和天气的变换而呈现出不同的光线和感觉，在极小的文人园林中展现了无尽的山水之情，成为“阿斯特庭院”的点睛之作。园林中的传统赏石来自我国著名书画收藏家王季迁捐赠的个人收藏，包括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各类赏石，为“大都会”中国传统艺术收藏增添了几许神韵〔图8〕。〔图7〕“阿斯特庭院”入口 作者 摄
〔图8〕“阿斯特庭院”中的太湖石 作者 摄
〔图9〕“明轩” 正面 作者 摄
庭院正对的“明轩”〔图9〕陈列了“大都会”收藏的中国明清家具，地面由灰砖铺就，透过寿字纹门扇连接木质长廊与天井庭院，相得益彰。中国古典家具被置于颇具禅意的园林之中，重现了明代文人读书理事的日常生活，让人耳目一新。据传，这所轩室曾为现代画家张大千所居，屋内的开窗即是他的杰作，为这座安静巧致的建筑再添一分人文艺术气息。“阿斯特庭院”位于以中国为主的东亚文物展区和以印度为主的南亚文物展区之间，传统的中式风情弥漫在天竺国众神的形象之中，营造出亚洲历史文化所特有的意境，与美国翼庭院（700展厅）、欧洲雕塑庭院（548展厅）及大洋洲艺术厅（354展厅）一起，被誉为“大都会”四大特色景观。在亚洲佛像与“阿斯特庭院”一侧的夹层中间，展陈有历代青铜器和玉器，其学术价值虽不能与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等收藏的青铜重器及史前大型玉刀、牙璋、玉璇玑等礼器相媲美〔图10，图11〕，但“大都会”玻璃展柜中陈列的一组完整青铜酒礼器——“柉禁器组”〔图12〕十分引人注目。1901年，其出土于陕西宝鸡斗鸡台的一座西周早期墓中，原为晚清重臣、收藏大家端方的私人藏品〔图13〕。据说，端方的后人通过美国人福开森将其卖给了“大都会”，1924年以后，这组具有商代青铜器风格的礼器群作为“大都会”的馆藏珍宝被展出。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尼博物院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藏
（图片采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网）
〔图13〕端方（左起第七位）及其同僚与柉禁器组的合影 公元1907年摄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柉禁器组”原藏于北京琉璃厂的“陶斋博物馆”，包括柉禁、鼎卣一、鼎卣二、鼎尊、父乙盉、妣己觚、子扫帚斝、父乙觯、牺形爵、祖癸角、父甲觯、雷纹觯、亚形妣己觯和铜斗。端方在《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续录》中就有对这组器物的描述，他将收藏视为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并积极筹建私人博物馆进行展示和交流。他自称：“三代文字不尽传于后世，惟金石仅有存者，其有功于经义至巨，……世或疑为玩物丧志，是未窥昔贤朴学之门径。”〔2〕走出亚洲艺术展厅，沿着二楼的开放式回廊，可见橱窗内陈列着从汉代至清末的中国瓷器，其中大部分为色彩明艳的明清瓷器，如明宣德青花游龙纹扁壶与清雍正粉彩折枝花果纹梅瓶等，也有不少单色釉的宋代陶瓷器，以定窑为主，其中北宋白釉玉壶春瓶和黑釉定窑碗最为精美。或许是因为藏品过于丰富而空间促狭，抑或是还没有适合的主题来重点展示，这些代表中国古代极致艺术品味和制作工艺的巅峰之作被置于过道一侧，似乎有冷落佳品之嫌，着实可惜。除来自四大古文明之一中国的各类藏品外，“大都会”另外一个独具特色、展现又一古代文明的当属埃及艺术展馆。〔图14〕该展馆位于“大都会”一楼的中心位置，拥有32个展厅，但展品的摆放仍十分紧凑，可知其展品之丰富。这里要提及的是一种特殊的入藏形式，即通过考古发掘获得藏品。自1906年起，“大都会”持续35年在埃及展开发掘工作，由于阿斯旺水坝的建设，发掘的神庙、金字塔以馈赠的方式入藏。馆方先后把购买的36000件文物从埃及运回纽约，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至罗马帝国时期，林林总总，将埃及的宗教、历史与日常生活“一网打尽”，其中大批彩绘木棺和木乃伊等珍贵的丧葬文物成为该馆的明星藏品〔图15～17〕。该展馆因展出了古代埃及文明最辉煌时期的物质文化而备受纽约本地市民及其他美国民众的青睐。为了高度还原丹铎神庙及其附近的景观，“大都会”还专门修建了一座玻璃展厅（131展厅）〔图18〕。尽管这座神庙是埃及古代众多神庙中规模较小的一座，但经过周围水景与神像的点缀，重现了自然光线下丹铎神庙在尼罗河畔矗立的丰姿，打造出“大都会”最具标志性的展厅，这也是所有展厅中面积最大者。〔图14〕埃及艺术展馆入口 作者 摄
〔图15〕埃及文物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作者 摄
〔图16〕埃及文物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作者 摄
〔图17〕埃及文物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作者 摄
〔图18〕131 展厅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作者 摄
展品旁的白框黑字为介绍性的文字，愿意了解艺术品来历的人们都会为其驻足，仔细浏览。最后一行简略地提供了藏品的来源，如亚洲两个展厅之间的通道壁面上悬挂着辽代狮纹建筑构件，上面标识着其属于夏洛特、韦伯的个人收藏〔图19，图20〕，并于1992年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大部分说明牌上会写明某人或基金会购买或捐赠，之后填上入藏年份。〔图19〕狮纹石饰件 辽代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作者 摄
〔图20〕狮纹石饰件展品说明牌 作者 摄
馆藏品的入藏方式和途径十分清晰。19世纪下半叶博物馆成立之初，馆藏文物以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金融巨头摩根及其他几位艺术家、金融家、收藏家捐赠的藏品为主；20世纪初，以基金会名义到世界各地大量购藏文物成为馆藏文物的核心来源。主要的基金会有狄龙、赛克勒、梅隆等。捐赠人以投资的名义捐钱，设立专项基金会，亦可直接赠予其收藏，还以基金会的名义帮助博物馆收购文物。在此过程中会拟定翔实的合同文本，规定文物以后的流通及资金的走向。狄龙基金会主席曾任“大都会”董事会主席，博物馆曾在狄龙的大力推动下，开展对中国传统艺术品的收藏，馆方才入藏了诸如晚明蓝瑛《红友图》等画作。此外，赫赫有名的赛克勒家族捐赠了牙医出身的阿瑟·赛克勒早年拍下的装有壁画残片的木箱，即前文提及的元代广胜下寺彩绘壁画。包括前述丹铎神庙的还原，都得到了牙医本人的资助。这些富豪个人或家族可从中获得利益，如免税的配额、加入博物馆董事会的资格及相应的分红。捐赠文物更像是一种投资，“大都会”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艺术机构，经其鉴定并定价的收藏品一般都会升值，如此一来，捐赠者本人的其他收藏也会随之增值。另外，如摩根、哈夫迈耶等一些富豪因其卓越的艺术品位，其捐赠的文物会永久落户在“大都会”，并在馆内进行常年展出〔3〕；与此同时，他们的名字会被铭刻在博物馆中，成为一种骄傲的资本。为纪念早期对建馆有重要贡献的捐赠者，馆内建有十几处以他们姓氏命名的独立展厅，比如罗伯特·雷曼、迈克尔·洛克菲勒、亨利·克拉维斯、莉拉·艾奇逊·华莱士等。回顾百余年间中国艺术品的来源和入藏方式就会发现，20世纪初，中国内外交困以致无暇顾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大量的古代文物在此时被盗取而流入市场。在石质佛像与壁画的表面，依稀可见当年被切割分解而造成的裂痕。此后，曾有多个国家向美国国务院和相关博物馆发出公函，追讨海外文物。1925年，“大都会”东方艺术部主任曾将1900年入藏的天坛流失的瓷斗归还中国。追讨行为是合理诉求的表达，但是放大就会引起民族主义情绪，视而不见又会增加违法的文物倒卖行为，破坏国际文物安全。2018年2月底，在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交接仪式上，美方返还了由其联邦调查局查获的361件（套）中国文物。这是继2009年中美双方签署限制进口中国文物政府间的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第三次返还我国的海外流失文物。十年间，共运送4000余件文物“回家”。尽管国际博物馆界关于1970年之前的海外文物归还事宜尚未谈妥，但相关协议的修订和续签，都保证了“大都会”及其他美国博物馆入藏的中国艺术品均会以拍卖或收购的合法手段获得，但凡过程中有违法、违规的成分，中方可以通过正当的司法、外交、协商等程序追索相关文物。中国馆中还有来自北响堂山中洞北齐时期的彩绘石雕、菩萨头像〔图21〕以及云冈石窟的若干中小型佛头和雕塑，这些以石灰石、砂岩等沉积岩为基材的石质文物，在风、雨、雪等自然力的作用下极易被侵蚀。这批石质艺术品中，最晚的于20世纪60年代入藏，较早的可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它们已在自然环境中矗立了15个世纪，馆内虽无风雨，但多年来在灯光之下供游人欣赏，表面已显现出细小的裂纹和酥脆掉渣的痕迹。展台上放置的古代木雕〔图22〕，因其木质较难保存，显得十分干燥，有的表面脱色严重，恢复原状看似不可能。但如何维持现状应成为该馆文保部门着力加强的实践与科研方向，对它们予以妥善保存和维护，供更多的人来欣赏和解读，是“大都会”要信守的承诺和面对的挑战。〔图22〕彩绘木雕菩萨像 辽代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图片采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网）
在文保界，更具挑战性的是中国古代书画的保护和展出。与直接悬挂于墙面或陈设于展台的各类石质或木质的雕像、碑刻、壁画、建筑构件等可供参观者近距离观察的展品不同，这些画作与玉器、瓷器、青铜器、金银器等或贵重、或易碎的珍品一起，被精心放置于玻璃展柜之中。另外，“大都会”规定观众无论参观时间长短，只允许带水而不能自带食物。游客们可以在二楼大厅的咖啡吧进餐，馆内人员按要求也必须在地下一层用餐，这种与众不同的“严格”，既体现了馆方管理的细致，也是对馆内大量画作和文物的一种有效的保护手段。此外，“大都会”每年都会挑选品类重复或小有瑕疵的展品在市场上出售，以购买其他合适的艺术品。这些灵活机动的“换血”手段让文物迅速“活”起来，文物背后的“故事”不仅通过讲解者进行传达，多种多样的展出形式本身也能“让文物说话”。比如在“珠宝：身体的转变”（“Jewelry:The Body Transformed”）的临展中，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如中国、东南亚、南美洲、欧洲的贵金属质地、珠宝点缀的饰品〔图23〕，璀璨瑰丽，具有极高的价值和观赏性，一时成为纽约时尚界、文娱界与广大游客竞相追捧的焦点。围绕着装饰艺术的主题，抽取历史文物信息的共同元素，进而激活文物的生命力，发挥其影响力，这些做法提倡并践行了“文物是博物馆的核心资源”这句话。以“阿斯特庭院”和丹铎神庙为代表的沉浸式展览形式，以景观为媒介，实现了观赏者与古代文物之间的“神交”。游客可以在赏石堆叠、绿意盎然的园林中坐下来慢慢欣赏，或在丹铎神庙通透的外墙旁流连徘徊，这些布置精巧、花费巨大的景观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融合作用。“大都会”在策展理念和能力上的突出表现，彰显出“让文物活起来”的理念以及对艺术品的高效利用，这也是其历经150多年仍屹立于世界博物馆之林的法宝之一。〔图23〕“珠宝：身体的转变” 的展品 作者 摄
以公众服务为立馆宗旨，兼顾公益和效益的非营利性质的“大都会”，近十年来都面临着严重的亏损。4000多名员工的薪酬，纽约市高额的物价和运营支出，董事局成员和总裁每年的巨额红利与年薪，因对美国当代艺术的注重而预备开设分馆的支出，原定的多笔资金迟迟未能入账，等等，都是导致这个西半球人气最旺的博物馆陷入亏损的原因。“大都会”前任馆长菲利普·德·蒙特贝罗也因此而毁誉参半，在他任职期间有90名员工陆续被裁减，他本人也因资金赤字、人事变动、经营不善、高管年薪增长等问题面临诸多非议，最终辞去馆长一职，这也让一个半世纪以来享有盛名的“大都会”蒙上了一层阴影。建馆以来颇受赞誉的自愿捐赠的门票机制于2018年3月被终止。即便实行门票收费，成人25美金的门票价格仍低于参观者每人40美金的成本预算。此外，富豪们每年交纳的高昂会员费也成为博物馆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争取大额遗赠更需要馆方持之以恒地努力。然而，来自顶级富豪们的捐赠经费以及纽约州政府每年预算额度约8%的经费支持，均难以让“大都会”在短期内做到扭亏为盈，资金亏损从2010年约300万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7000万美元。“大都会”的这种困境颇有典型性，因为它既不像史密森尼博物院（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博物馆综合体，集自然科学、人类学等多种类型的博物馆和研究中心为一体，旗下十几个博物馆（除了纽约的1所，其他都在华盛顿）均由政府主管，并承担全部运营经费，也不同于盖蒂博物馆、亨廷顿图书馆等资金充裕、私人经营的机构。“大都会”及相当一部分美国的博物馆在建立之初，通过私人投资与捐赠，以及依靠董事会吸引社会各界融资而不断发展壮大。它的立馆宗旨与公立博物馆毫无差别，其经营模式却参照私立博物馆的机制，这种私为公用的服务理念、利用资本与文物市场进行建设和运作的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有私营和公立两方面的优势，因而收获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十几年前，有国内学者在撰写关于美国当代博物馆的著作时，曾提及董事会制、会员制的巨大优势。但经过长期发展，博物馆逐渐暴露出两者的短板，公私之间的不平衡在逐年增加的运营成本上显现出来。通过新馆长的接任、董事会成员的辗转腾挪、资金方面的开源节流等手段，加之博物馆在社会上的美誉，使得“大都会”吸引到了更多的捐赠或遗赠的，得以渡过难关。然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运营中遇到的问题，关涉博物馆建设、日常运营等学科实践中面临的诸多世界性的焦点问题，提醒我国的博物馆管理者和运营者，反思我们目前的理念能否与国情、现状契合，以及如何平衡博物馆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等基本问题。笔者当年报考吉林大学时，填报的志愿是“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在德国攻读博士和赴美访学期间又增加了对欧美各大著名博物馆的认识和了解。回国以后在高校文博专业任教，这些经验不断地积累融合，互相启发，引发了笔者对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博物馆体系的思考，其中包括我国博物馆应该如何充分展示和利用大量的考古发掘成果，如何拥有国际视野，如何提升收藏域外藏品的能力，如何融入地方特色、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众对精神层面的热切渴求体现在博物馆的参观人数上，年增幅量超过了1亿人次。中央及各级政府对考古文博事业大力支持，截至2017年底，全国各级政府备案的博物馆达到5000多家。高考及研究生招生中也出现了“考古热”“文博热”的现象。社会上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包括历史、考古、美术等）以平均每年新增180家的速度纷纷筹建起来，各大高校的文博专业也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策展人团队。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的文博事业正在蓬勃发展。然而，一些匆忙搭建的私立博物馆，鱼龙混杂，博物馆学科的定位与行业运营也出现混乱的迹象。立馆之后如何办馆、运营、布展等实际问题，不仅涉及博物馆事业自身的发展，还关系到考古学大众化、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考古成果如何转化等重要的跨界课题，牵涉到文创产品的发展、文物市场的规范化、大众价值取向如何与地方民生和政府各部门协调发展等问题。通过分析“大都会”及国内外的知名博物馆，笔者认为以下方面值得借鉴。“大都会”的历任主管，从军事家出身的首任馆长塞斯诺拉，到鼎鼎大名的埃及学家赫伯特·文洛克，再到刚离任的菲利普·德·蒙特贝罗（曾在纽约大学艺术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大部分馆长是具有考古学、博物馆或艺术史专业背景的学者，因此在博物馆定位上逐渐形成了以学术、教育与公共服务为主的共识，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品累积与展示。除主管行政、教育、展览的副馆长和总经理外，博物馆的内设机构还有市场传播及政府关系部、设施管理部、艺术品保护部、武器与盔甲馆部、服装研究馆部、绘画及装饰艺术馆部，以及各地区艺术部等共19个部门。除集科研、决策与策展为于一体的核心团队外，还组建了负责经营、维护、借展、撤展、换展等附属业务的专业服务团队，以及致力于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网站维护的信息团队。法律顾问团队负责法律咨询与合同拟定，处理捐赠基金会与私人捐赠事宜，即甲乙双方利益和意愿的协调方，并保证签署过程和后续操作的合法性。此外，以梅隆基金为代表，“大都会”与诸多基金会合作设立了人才培养基金。从21世纪初开始，他们已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合作，资助国内博物馆学科内的中青年骨干赴美访学。二十多年间，每年都遴选中国和美国其他地区的青年人才参与由“大都会”主办的交流项目。在艺术方面，它更是美国少有几个对少年艺术天才的资助方之一。此类奖学金的设置使“大都会”的人才培养机制颇受赞誉，“大都会”不但低调地向世界各国宣传其立馆宗旨、办展理念和艺术品位，更培养了一批博物馆学家、文物鉴赏家、青少年艺术家，良好的人才储备成为博物馆在未来发挥关键作用的“软实力”。2018年11月，在杭州召开了首届“全国高校考古、文博专业学科建设工作会议”。会议上得知，截至当年，全国共有50多所院校开设了文博专业，每年培养了大量的博物馆人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趋势。各类博物馆建立以后，团队建设和人才梯队的培养是开展各项业务、进行文物研究保护、组织管理博物馆事业的基础工作。无论规模大小，任何一家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都必须优先考虑具备团队意识的中坚力量。在美国，除了极少数博物馆，如纽约性文化博物馆，明确以营利为目的，其他98%以上的博物馆均不以营利为目的。在美国，私立博物馆的建立远早于由联邦、州、市、镇等接管和建立的公立博物馆，即便是一些公立博物馆，最早也是以基金会和私人收藏的形式开设。不少的私立博物馆在建设中也得到了政府的各种支持，例如，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场馆建设中的财政补贴及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大都会”最初的主馆大楼就是纽约市政府直接投资修建的，美国绝大多数博物馆的建筑为政府所有，博物馆拥有藏品的所有权。多数博物馆在建馆之初，就难以做到公私分明，经营方面更是存在公为私用的现象，比如收取固定的门票费，公立博物馆加收临展与特展的费用。近10年来，由于经济下滑，各博物馆都出现了预算资金缩减的情况，但艺术品价格、保险费与人工费的持续增加，如“大都会”一样常年存在亏损的情况并非特例，不少博物馆甚至出现了连办临展的费用都无法负担的局面。如何保证运转良好，同时搞活展览和文物，是全球的博物馆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除了借鉴不同的建馆机制，更应该学习博物馆运营方面的经验，积极进行成本核算，吸取欧美国家办馆的教训，少走弯路。例如，公立博物馆是否都要实行免费开放？中国大多数的博物馆，不仅全年免费，特展、临展也基本不收取费用。一方面，特展、临展需要本馆、本省甚至国家财政给予补贴；另一方面，资金不足也会导致展陈质量下降，形成恶性循环。尽管“大都会”门票收费的举动曾引发不小的争议，但取消门票自愿捐赠的制度并未降低游人的数量和热情，“大都会”的年均参观人数仍超过700万人次。尽管文物是属于大众的，原则上应该免费展出，但博物馆运营需要成本，需要资金进行建设和维护，人员保障、人才培养、文物保护等也都是博物馆必不可少的投入。博物馆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小众资源，它应更多地用于服务和教育大众，并从中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进而将自身打造成综合艺术、文化、历史和收藏各个领域的高端平台，并推动相关学科的融合与发展。博物馆应是“接地气”的，在这方面不少国外博物馆起步更早。纽约曼哈顿作为世界金融和商业中心，土地资源稀缺，地价高昂，人工成本居高不下，但“大都会”在成立之初就强调要为公众开放，以普及教育为己任，纽约市还因此被评选为“世界最佳文化之都”。文化建设更能抚平人心，人们议论起来会说：“没有什么比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更能表现出纽约从'911’事件中复苏。”而良好的文化生活中，博物馆“扎堆儿”会形成集教育、研究、历史、收藏、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新文化中心。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周围聚集了林肯纪念堂、杰斐逊纪念堂等20余家展馆，洛杉矶好莱坞地区有近10家不同主题的娱乐文化博物馆，休斯敦的11家博物馆也形成了“博物馆区”。在当今美国，博物馆正加速成为新的城市广场。在馆前、馆内接办各类音乐会、颁奖典礼、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各种政治宣传、筹款活动和纪念仪式也常常借博物馆的场地举行。美国作为新型移民国家，其现代都市中只有博物馆能体现文化的纽带作用，把文化、观念、种族差异巨大的人群聚集到一起，构建起文化认同感。我国博物馆的发展不过经历了100余年，参照国外博物馆的成功经验可知，博物馆绝非高高在上的“象牙塔”，而是接受大众反馈、共同参与和实践的最佳公益平台。我们应该在办展频率和宣传方面加大力度，灵活调整开馆时间，充分利用场馆优势，组织开展大众可以参与的庆祝、表演活动，及时与主流媒体沟通，举办专为媒体人做推介的预展，等等。很多方面需要考古、文博相关的专业机构和专家建言献策，对博物馆进行广泛、全面的人文艺术“包装”，从而使其走向社会、走近百姓，发挥好文化殿堂的职能和文化纽带的作用。我国博物馆在弘扬自身的历史文化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文明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够。一方面是因为人才的缺失，另一方面则是对国际市场上拍卖和出售文物的来源和文化背景缺乏了解，最重要的或许是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盲目自信或盲目自卑，从而缺乏收藏域外藏品的能力和观念。对于应该购买哪些藏品这一问题，更应结合博物馆自身的预展计划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考虑。除在海外购买本国文物外，更应该积极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与文化，接纳世界史、外国考古学、艺术史、装饰艺术等多领域的人才。最近几年，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众多知名博物馆，纷纷与我国省级及以上博物馆联合办展或举办巡展，如“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等，这类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展览，一时成为大众和媒体追逐的文化热点。此外，若需继续与更多海外知名展馆合作，则更应该考虑购买部分有代表性的其他民族与文化的文物，来丰富我们的馆藏种类和数量，建设起更为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展馆，培养出具有本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的新一代博物馆人。多年的建设让“大都会”的主体建筑不断扩张，筹备一次展览可以花费5年以上的时间，费时费力的原因是为了更接近观众，方便研究，让博物馆变得更加有趣。这三个看似简单的目的，却道出了这家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与发展模式。中国与一些海外知名博物馆的合作已经开始，在关注实践层面的同时，是否应该回归博物馆学科层面，全面提升和拓展对该学科的认知？博物馆学（或博物馆研究）是英美大学中的主要专业之一，在学科发展方面享有盛名的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其所主办的《博物馆与社会》杂志颇受好评，正如其卷首语中所提到的办刊宗旨：“我们的目的是找到学术讨论与博物馆事业新的结合点，在世界视野下融合理论与经验两者的优势，而这一切要以博物馆为中心。”这里所谈及的“新博物馆学”已超越对建馆办展的简单理解，以重新构建博物馆的目标和运营为基础，旨在广泛接触与探讨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博物馆与观众沟通、展品与展览之间的关联，以及博物馆如何与民生、与区域文化进一步融合等相关问题。从这些博物馆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上看，该学科不仅涉及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史等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更与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教育学密切结合。在普修各种跨学科领域课程的基础上，引入逐步深化的研究生课程。海外高校的博物馆学专业建设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与实验性，对学术前沿与博物馆的实践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形成了良性循环。对于我国博物馆学科的重塑和提升而言，高校人才培养既是必经之路，也是破解之径。在历史和艺术面前，个人往往显得渺小。但无论参观者来自地球的哪个角落，都会在“大都会”获得一种久违的归属感。它让我们看到，美国独立后，人们拿着珍贵的“第一桶金”去寻求精神“伊甸园”的初心。在此后150年的发展历程中，“大都会”逐渐成为具备灵活机动的运营模式、不容小觑的“软实力”、国际视野的展陈概念和诸多藏家的慷慨捐赠等特有优势的博物馆，为美国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范本，也被世界各国的博物馆效仿，特别是在探讨市场与艺术、私人与公益、文化与大众之间该如何并存、如何融合等问题上，提供了较好的启示。这些成就使得“大都会”成为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和审美教育的平台，成为不断引领世界潮流的文化殿堂，成为美国移民社会背景下重建文化认同的纽带。与欧洲博物馆相比，“大都会”更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大都会”近年来所面临的财政困境和人事变局也提醒我们，打造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体系迫在眉睫。目前，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博物馆发展已远非笔者初学博物馆专业时所能想象，因而，在走向后工业化时代、全球交流与沟通日益深化的新形势下，在发掘、研究和阐释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如何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和推介工作，是“十四五”期间乃至未来若干年内博物馆工作者必须直面的挑战。参考文献
〔 1 〕陆鹏亮.红友飞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赏石记略[J].文物天地,2021(6):38-43.
〔 2 〕[清]端方.陶斋吉金录:卷首自序[M].清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本.
〔 3 〕黄薇.美国最大的百科全书式博物馆大都会150年：从一无所有到包罗万象[J].国家人文历史,2021(2):14-25.
（作者：桑栎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原文刊于《美成在久》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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